1944年6月，盟軍登陸歐洲，拉開了與德國最後一戰的序幕。作為德軍西線B集團軍司令的隆美爾，面對潮水般的盟軍，也只能是穿梭於各個戰地指揮抵抗，以此來抵消因自己沒有判斷出，盟軍真正的進攻方向，所造成的戰略錯誤。
7月17日，就在他趕往前線的路上，遭到盟軍轟炸身負重傷。住院的隆美爾，反倒心裡寬慰了許多，再也不用為糟糕的戰局費心了。然而，卻因暗殺元首，受牽連服毒自盡。許多人認為，這是“莫須有”的罪名，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
這還要從隆美爾在非洲戰場說起。
非洲戰場，可以說是隆美爾的“福地”和“傷心地”。在這裡，他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從中將升為元帥，可謂是達到其軍事生涯的巔峰，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也因看透了時局，而黯然離開了非洲。當然，這也是“密謀者”們找上他的理由。
首先，失敗言論，軍界皆知。糟糕的後勤補給，以及“無功而返”的結局，讓隆美爾看清了盟軍強大的實力。憑藉元首的“恩寵”，經常大放厥詞，散佈失敗言論。這與“密謀者”們的想法不謀而合，德國失敗是一定的，但要更好的出路。
其次，可以利用其威望。作為一戰時的英雄，又是二戰中德軍將領中不多的元帥，在國內有著很高的威望，甚至在同盟國中，也是公認的戰術家。作為未來德國的領袖，隆美爾成為各路“反叛者”們最理想的人選。
更為重要的是，他只是一名戰將，沒有政治傾向。作為元首的“追隨者”，他即不屬於高高在上的“容克集團”，又不屬於滅絕人性的黨衛隊，只是一位“好戰分子”。這樣的身份，反而更容易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同，以及盟軍的認可。
這些對戰局不看好的軍人們，都將目光投向了隆美爾，並積極地做工作。有的“含沙射影”地暗示，有的登門勸說，就連他的參謀長也在鼓動他“主持大局”。讓“密謀者”們失望的是，儘管他對局勢不看好，但沒有造反，或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一次、兩次可以，說得多了，隆美爾也有所動搖。他也希望德國能有一個好的結局，但元首的“恩寵”不能忘。於是，對“密謀者”的做法既不過問，也不制止。儘管他沒有策劃、參與暗殺活動，但知情不報，甚至是默許，已是最大的罪過了。
那些伺機報復的人，乘機“落井下石”。
“7.20暗殺事件”失敗後，“秘密警察”共逮捕7000多名軍人，他們中有4980人再也沒有活著出來。該事件無疑是軍界的一次大地震，166名將軍以上身份的軍人被處決或自盡。而嫉妒隆美爾的人，更願意把他牽連進來。
一是戈林。作為元首的親密戰友，位高權重，卻是一個爭權奪利的小人。他始終記恨隆美爾擔任元首警衛隊隊長時，曾攔截過他的座駕，並隨著法國戰役、非洲戰役，隆美爾很快成為隨他之後的第二位元帥，戈林對這個目中無人的人十分反感。
二是，希姆萊。他是屠殺猶太人的倡導者和實施者，在德軍部隊中，黨衛隊擁有很高的權利，偏偏隆美爾看不上，到他部隊的黨衛隊高官必須上前線打仗，而且拒不執行屠殺猶太人的命令。倍感沒有面子的希姆萊，不會放過任何報復的機會。
更何況，軍隊中嫉恨隆美爾的人很多。比如約德爾、古德里安等人，十分討厭他的品行，更看不慣他高傲自大的樣子。在調查的過程中，沒少往“傷口抹鹽”、落井下石。這種情況下，隆美爾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秘密警察”的審訊手段惡劣，許多人屈打成招。在他們看來，憑藉隆美爾和元首的密切關係，拉上他有可能“逃出生天”。當然，這些材料正是希姆萊、戈林等人最希望得到的，這是整倒隆美爾的關鍵證據。
更絕的是，這些“招供”完的軍人，被迅速處決。也就是說，不給隆美爾任何申訴或當庭對質的機會，這叫“死無對證”。儘管這些罪證有些誇大，但作為“停戰議和，拉攏英、美對付蘇聯”的倡導者，隆美爾無論如何不能自圓其說。
其實，隆美爾服毒自盡，是遲早的事情，“暗殺事件”只是誘因。
當元首的特使來到隆美爾的家，拿出一疊材料時，告訴他要麼提出申訴，接受法庭的審訊；要麼服毒自盡。他選擇了第二種，是自暴自棄？顯然不是，他已經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即使沒有“暗殺事件”，他也必須死。
首先，作為一手提拔的人，隆美爾多次違命。初到非洲，命令是有限攻擊，可他卻打成了“熱火朝天”的北非戰場，好在打了勝仗；再次征戰，要其堅守託普魯克城，而他偏偏繼續進攻，導致兵敗撤退；他再次違命，一口氣退到了突尼斯。
在意大利，本來有意讓其擔任駐意德軍司令，堅守古斯塔夫防線。但習慣於我行我素的隆美爾，依舊強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法國，不按元首的要求加強諾曼底防務，致使盟軍輕易登陸。這些，換做其他人，恐怕死了好幾回了。
其次，散佈失敗言論，影響極壞。作為元首的“身邊人”，不是積極地執行命令，還到處與元首的“負隅頑抗”唱反調，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起初，傳到元首耳朵裡，他還只當是發牢騷，但“報告”的人多了，這種動搖軍心的人不能再留。
更有甚者，作為一名戰將，居然關心起政治來。隆美爾多次在軍事會議上提出：“儘快與英、美兩國議和，爭取西方諒解，共同對付蘇聯”。這分明就是“投降主義”和干涉國家戰略，以至於將他趕出會場。從這一刻起，他離死不遠了。
其實，德國元首知道隆美爾是個沒有政治野心、“有口無心”的人，也知道他“反叛”的可能性不大，但“知情不報”是無法忍受的，這是對其個人的背叛，不能原諒，也就是所謂的“愛之深，恨之切”。
隆美爾多少也覺得有理虧的地方，作為自己的參謀長參與暗殺行動，他自然脫不了干係，而“知情不報”也是他僥倖心理作祟，所反映出來的“不仗義”。“ 於公於私”，他都難逃罪責，這也是他選擇不申訴，服毒自盡的根本原因。
當然，有人替他喊冤，作為有名的戰術家，沒有死在戰場，而是以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軍事生涯，確實令人唏噓不已；但他也不冤，俗話說得好“爬得高，跌得重”，不擺正自己位置，趾高氣昂、目中無人，犯了眾怒，得罪小人。
更何況，與喜怒無常的德國元首綁在一起，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如果他像曼施坦因一樣，既然看透了時局，被晾在一邊，就徹底地不再拋頭露面，不再過問軍事、政治。在戰後，也一定會輕判，畢竟他還是一位單純的戰術家。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隆美爾傳》、《步兵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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