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载垕（hòu），明第十二位皇帝，年号隆庆。

明朝末期，百弊丛生，面临着极大的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即位的穆宗，倚靠张居正等一系列贤臣能人，竭力解决了嘉靖时期留下的隐患。

隆庆皇帝

并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用人行政、理财、军政、边务诸方面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与此同时，这场革新还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明朝的“南楼北虏”问题，为此后万历初期的稳定打下基础。而隆庆革新的诸多措施，则被张居正继承和发展，成为万历十年改革的基本蓝图。由此可见，隆庆朝的革新活动，与嘉靖、万历朝的改革实为一脉相承，是明代中后期改革运动的重要环节。

（一）、革新动机：穆宗皇帝到底为什么要“革新”？

首先，穆宗这位皇帝的运气似乎并不是太好，在其即位之时，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统治危机。

由于嘉靖长达四十余年的统治之中产生了诸多弊政，在他即位后，这些问题便全部压在了穆宗的肩上，因此这也是隆庆时期君臣急需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这场“革新”的根本原因。

那么嘉靖皇帝到底留下了多少烂摊子呢？

嘉靖皇帝

烂摊子之一：世宗皇帝喜道，怠忽朝政，使得嘉靖朝政混乱

在明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需要通过日常亲政来推动政治运行。世宗本人尊崇道教近乎荒唐，他甚至依靠扶乱决定国家事务、政府政策和人事安排。而阁臣中也无人能够代替皇帝控制全局。夏言为政，估宠恃才，“旋进旋夺，与部臣互有低昂”后继者严篙亦取宠媚上，弄权害政。由此，崇道与长期怠政导致朝事日非，统治陷于危机之中。

烂摊子之二：官僚集团腐败与吏治废弛

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进而导致了奢靡之风的盛行，极大地冲击着明代政治和社会。当时

“民俗之侈，不独贵近为然，自朝廷以及绍绅、民庶亦颇尚之。奢侈之风，公私俱竭。”

同时，这场奢靡之风也冲击了明代的吏治。在这种风气的不断熏陶下，官吏们开始中饱私囊，置廉耻国法于不顾，贪污受贿，藐视国法。等到了嘉靖时期，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到一定的地步了。正如时任都御史的王廷相所言：

“今日朝野之风……廉静之节尽丧，贪污之风大行，一得任事之权，便为营利之计，贿赂大开，私门货积，但通关节，阵不如意。浸薪可以点火，白昼可以通神，是岂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

于此同时，与官僚集团的腐败现象密切相关的是吏治废弛。这成为明代统治阶层自身的一大顽疾。长期以来纲纪不振、吏治废坏的政治环境，是滋生官僚腐败的土壤而官僚的整体腐败又使整肃吏治的工作举步维艰。

明代设科道言官，赋予其纠劫百司之责，旨在整肃风纪、澄清吏治。但在实践中，由于监察官员自身品行的局限及其所处官场环境的影响，他们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履行职能。嘉靖四十一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言：

“迩来御史巡历，惟急簿书，期会与迎承趋走之末，不暇问有司贤否。虽行举刺，必及代期，以故人情纵玩，贪史日众……”。

御史的玩忽职守，清浊不分，考察不实，反而助长了士风的败坏。

烂摊子之三：财政危机

明代中叶，政府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严峻的财政形势始终是困扰嘉靖君臣的一大难题。嘉靖三年，留都南京的财政状况己经不容乐观。时任南京户部尚书的颜颐寿上疏称：

“南京各仓粮储仅足十万之数，而官军、匠役一月支出的粮米就需十万余石。即使加上三十万石截留免运粮米及苏松湖三府京库折银，也只勉强凑足五个月的支出。同样，京师重地的财政问题也相当严重。”

最严重的是，即使国家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但并没有影响世宗及皇室的挥霍，世宗营建频繁。嘉靖十五年以前，用于营建的经费已达六七百分，其后费用“增十数倍”，各种费财费力的营建工程层出不穷。工部工食之费无从所出，有时不得不建议征解地方累年通赋及借用各处赃罚银、榷税、桥梁税等项银两。

除此之外，世宗还频繁要求采买香料、珠玉宝石及烧造大量瓷器等，耗费相当严重。当宫室进用不足时，世宗便允许其从太仓借支。

总之，庞大的宫室进用，更加剧了则政恶化的状况。到隆庆即位时，国家财政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隆庆元年，户部上奏称，当时的太仓储备仅能够维持三个月的开支军储匿乏至极，高达百万两的边费无处筹措。因此，采取有效措施以扭转财政困境，必然是隆庆君臣的当务之急。

烂摊子之四：“南楼北虏”的长期困扰

明朝时期，一直受到边患问题的长期困扰，到了嘉靖时情况更为严重。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使嘉靖君臣早己筋疲力尽，而沿海一带频繁发生的倭患，又使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嘉靖朝四十余年间，蒙古诸部对明朝北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几乎从未停止。为抵御蒙古诸部的威胁，明朝一方面大量增加戍军，另一方面则不断修建各种防御工程。由此，边费大量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更加沉重，以解决边费名义征收的提编、加派等附加税将百姓脂膏搜刮殆尽而经常性的作战与修建防御工事也让边地戍军疲惫不堪，军队中因此常常滋生不满情绪，甚至于爆发兵变。

嘉靖十二年，大同戍军就因修边工期紧张而发生骚乱。此外，由于类似的原因，辽东、广宁等地的戍军也都发生过叛乱。戍军叛乱的发生，固然有军队本身纪律松弛的原因，但边境危机的压力则是更为深刻的因素。

与此同时，在蒙古诸部频繁入侵的同时，南方沿海的楼患问题也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由于闽浙一带的海防日益废弛，海寇活动更为猖撅，“毒东南者十余年”。据史籍记载，自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年期间，海寇入掠事件几乎年年发生，沿海边防己然面临严重的问题。

因此，穆宗在面临着一系列的烂摊子，决定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

（二）、“革新三部曲”之一：吏治革新

关于“革新三部曲”之一的吏治革新是这场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召用和恤录嘉靖年间建言获罪诸臣

穆宗登基以后，立即遵奉遗诏，召用和恤录嘉靖年间建言获罪诸臣。为整个嘉靖时期因言获罪的官员平反，因此，一场大规模的平反工作迅速展开。首先将其中一些先朝当中健在的官员召回，给予官复原职。同时，对于些年事过高的，穆宗便让他们升秩致仕，以此显示自己的优厚之意。其次对已故的官员，则按照不同等级给予不同程度的体恤，在此期间，获得召用和恤录的官员人数是相当多的。

据《明穆宗实录》的相关记载略作统计，仅元年一年“受恤录恩”者就达九十余人。

此举在当时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对于稳定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在嘉靖朝长期遭受压制的言路有了重新活跃的可能。

不过，虽然此举的确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使朝野上下“皆号感激”，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是对恤录的对象未经仔细分辨，而是笼而统之地一概予以平反，难免有笼络和放纵言路之嫌。尽管隆庆初对先朝遗直的恤录存在各种缺陷与不足，但它仍然是明王朝刷新政治必不可少的环节。这项举措，为进行更为深入的革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整顿科举制度中的弊端

作为明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影响着士风和官风的好坏，关系到官员的整体素质和王朝的政治活力。因此，明王朝要网罗人才、改善士风和官场风气，就必须对科举选士进行整顿。明朝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是：科举考试保密工作不好，并且监考不严，阅卷不公平等一系列破坏考风的行为。对此，隆庆朝采取了相应的整顿对策。

首先，严厉革除因科场关防不密所导致的怀挟、传递、代替、透漏诸弊。其次，针对“经书时义，体制大坏，有浮蔓至千余字”的现象，隆庆元年耿定向奏请，今后科考试卷“宜严立程式，一篇止许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违式者不与誊录”。

以上对科举制度的整顿措施，尽管变更动作不大，但其意义仍是明显的。尤其对科举考试中后二场考试的重视，显然代表了朝廷重视实学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对当时学风和士风的转变产生导向性的影响，对于规范学风和端正士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考核

官吏贪墨腐败是封建社会吏治的一大顽疾，虽非明代所独有，但在明代却尤为严重。到明中叶，“贪墨成风”，己严重影响到明王朝的统治。对于这种现象，朝廷开始加重了对贪官污吏的惩罚力度，同时令吏部和都察院在考察官员时，要将“赃多迹著”者的罪状详细列出，以便朝廷量罪处治。

对于贪墨者的处罚，隆庆时期除了革职、逮问之外，还严行追赃之例，使贪墨者无法在经济利益上得逞。在明政府多次严查和禁约下，隆庆时期大批有着贪墨劣行的官吏被惩处。

（三）、“革新三部曲”之二：经济革新

嘉隆时期，商品经济己十分活跃，时人张瀚在笔记《松窗梦语》中，曾详细记载了各地商人的贸易路线及所贩运的货物名称，从中可见当时跨区域的长途贩运贸易已在进行，而且商品种类丰富，交易规模明显扩大。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商业一直是受到压制的地位，“重农抑商”的观念始终根深蒂固，在商品发展十分繁华的明代也同样这样。因此，“商困”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的经济发展。

针对这个商困问题，朝廷提出了一些全面的解决办法。通过一系列订估价、给议价等政策来解决官府给价不公和不及时的问题。严禁革、裁冗费，是针对官府横索无度、侵渔牟利的宿弊公金报则在于保证金商的公平性，避免全报时拘情幸免或挟恨妄报，以致牵累无穷。恤商惠商政策推出后，隆庆朝切实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整顿。其措施，除了采纳工部的建议预支商人贷款之外，还包括以减免商税的方式扶助商业。总之，隆庆时期的恤商惠商改革，是当时财政经济改革中一个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作用不可小视。

同时，在隆庆元年，穆宗采纳了巡抚御史涂泽民的奏折，宣布解除海禁，允许一部分开放海禁，由此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海禁政策终于被解除，私人海外贸易取得合法身份，出海经商者骤然增多。

一条鞭法：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

如隆庆元年，广东南雄府知府周思文，“遵行永平录，申准一条鞭，民便之”。

但是，由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必须依靠各级官吏，其推行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吏治状况。若官吏贪赃枉法，则一条鞭法反而更为其肥己累民提供方便，正因为此，一条鞭法自产生以来，明朝上下围绕它的论争就就不绝于耳。曾任户部尚书的葛守礼就曾极言其弊，甚至要求朝廷下令废除一条鞭法。但是，这种赋役改革不但没有在反对声中停止，反而在隆庆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行。

因此，在明代中后期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中，隆庆时期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页。

（四）、“革新三部曲”之三：军政革新

明朝自建立之初就在中央设立兵部，以作为管理国家军政事务的中枢机构。兵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此为兵部主要官员的规定额数。

但是，作为兵部正副长官的尚书和侍郎，除景泰年间曾增设尚书一人以协理部事外，其“一尚二侍”的编制早已形成定制，然而，自正统年间土木堡之变以来，边患日巫，兵部的这种人事编制，己然无法适应战事频发的危机局面。

为此，隆庆四年二月，高拱在其奏疏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存在己久的体制弊端。认为“一尚二侍”的陈旧人事编制，严重限制了兵部职能的发挥。因此，高拱请求对传统的军事编制和用人制度作出突破性的变革。其建议之一即是在兵部添设右侍郎二人。兵部编制由“一尚二侍”而为“一尚四侍”，既可以充实兵部的领导力量以应对军政事务，又便于培养内外兼通的军事人才，以待日后部臣或守臣之选而取消侍郎出入内外的限制，则能有效地打破部臣与督抚之间的隔阂，使内外信息通达，从而有助于兵部因应事机,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俺答封贡

在进行了这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后，隆庆五年，明王朝又解决了一个大事，那就是明蒙之间达成和议，实现了“俺答封贡”。

这一事件是隆庆时期的一件大事,也是明蒙关系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虽然此前，隆庆时期针对北部边防的改革和整顿措施初有成效，但只是相对提高了明朝的防御和战斗能力，边防线上战火纷飞的局面依然如故。至此，“俺答封贡”实现后，明朝的北部边防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进入了数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

写在最后的话

因此，总的来说，隆庆朝虽短，却是明代历史上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嘉隆交替，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政治环境。明穆宗通过吏治，经济，军政这“三部曲”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即位之初的严峻形势，解决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对明代中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同时，隆庆革新为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初基，隆庆革新和张居正改革是有前后相承的内在联系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明代中后期的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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