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友程

進入工業文明，可以堪稱3000年之大變。

人類文明有幾次大變。

原始社會社會形態

農耕和畜牧業時代

社會化工業大時代。

其中社會化工業時代對人們的影響非常巨大，農耕到工業化的轉變，堪稱史無前例的。

工業化生產體系，在已經實現或是逐步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

搭配風暴

李中堂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本質上就是說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無法應對西方近代化浪潮的衝擊。

何為近代化？經濟上是機器大生產，社會上是契約社會，政治上是公民自治，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經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歐洲近代化建立在工業革命基礎上，而工業革命並非是從天而降，工業革命有幾個必要條件，資本主義發展、商品經濟、自然科學革命、文藝復興以及公民自治。當然，這些哪一條都和古典中國沒有關係。

古典中國是農業文明，經濟生產方式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政治上是君主專制，社會上是人治社會，和西方天差地別。而且，中國農業文明就是把人釘在土地上，把人從動物變成植物，再加上君主專制制度宣揚的君主崇拜，古典中國就越來越封閉保守，進而整個社會也喪失了活力。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能培養人的逐利和探索精神，因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質疑，是對真理的質疑，是對權威的質疑。同時，西方中世紀自治城市的發展打破了貴族對政治的壟斷，產生了公民自治制度，同時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

更何況，由於歐洲的質疑精神，讓知識分子開始挑戰被神棍們壟斷的科學，而且他們捍衛科學的聖徒精神更是讓人欽佩。所以最後教會被推翻了，掀起了自然科學革命。

而中國呢，只能會越來越僵化，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封閉。相比於西方日新月異的文明，中國傳統文明可以用停滯來形容，因為僵化的社會讓人喪失了進取精神，所以只能生產人云亦云得奴才，而不會產生人才。

不過，李中堂雖然如此說，但是他根本也沒意識到問題的實質。李鴻章的思維和許多傳統士大夫一樣，都沒想過要進行近代化改革，只停留在引進西方近代化的紅利上。雖然中國經歷了洋務運動，洋人有的東西中國都有了，但是舊的思想還在。

所以，中國近代的那些恥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笑的是，中國人到今天還沒被打醒。

全文完

北洋海軍炮手

這句話出自：李鴻章同治十一年五月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原文如下：

作為當時清廷洋務派的代表，李鴻章在同治年間（1872）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深遠，也非常了不起，此言一出，天下皆驚，後被頻繁引用，成為當時開眼看世界有識之士的共同語言。時至今日，此言依然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中原政權自西周立國，雖然大多數都沒有熬過300年的坎，但是政權的崩潰方式無疑就那幾種：北方入侵，農民起義，權臣篡國，無論哪種都是重複了王朝興亡的週期律，一個王朝取代另一個王朝，在社會文化，生產方式，統治基礎方面基本沒有變化，而西方的入侵讓李鴻章見識到，原有的經驗已經過時，堅船利炮不但代表了先進的戰鬥力，而且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對落後生產力的衝擊。

過去三千年中原政權的農耕文明一直是最為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縱然是短暫淪落，依仗自身強大的文明基礎依然能夠同化外來政權，清朝就是個例子。所以縱然中原陸沉，只要給予足夠時間，文明依舊可以復興。

然而伴隨工業革命誕生的西方工業文明，其先進深度遠遠超出中國的農耕文明，不但不會被中原文明同化，還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原有文明基礎，這才是三千年未有大變局的深層含義。基於這一判斷，李鴻章認為，來自西北陸上的入侵（即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的重要程度遠遠低於東南沿海的海防入侵，雖說這一判斷險些讓我們失去新疆地區，但總體來說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以英國為代表的海洋工業文明對原有政權和農耕文明的衝擊力最為強烈，也是清王朝最為危險的對手。

日慕鄉關

李鴻章多次感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光緒元年因臺灣事變籌畫海防折：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同治十一年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 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李鴻章提到的變局，一是中央王朝的防務歷代主要的邊防是與北方遊牧民族作戰，但是現在少海防形勢更加“喜人”。另一個是中央王朝不再是中央，工業革命與地理大發現使得西方列強強迫清王朝進入全球化浪潮。以前主要是陸戰，現在海戰更重要，以前是華夷之分，現在對要應對一群重商主義的先進國家。

這種變局是李鴻章這個從傳統四書五經教育的士人難以招架的，對思想的衝擊的也是很明顯的。以前的事情總能從史書上找到案例，摸著石頭過河，現在連石頭都沒有，越瞭解世界形勢，越是被夾在停滯的國人與“外星球”洋人之間顯得尷尬。左右說不通，裡外不是人。

在李鴻章等中國士人的心目中最大的變局莫過於中國歷史上的周秦之變，但是這一次更甚之，是在“一次次落後捱打”，一次次被西方的思想和工業成就震撼後，走向共和的大變局。這是在舊有史書上沒有記載，並終將與李鴻章一起成為新的歷史。

達瓦里希

簡單地說，就是發端於英國的西方世界的近代工業革命，標誌著人類即將告別一成不變的農業社會，步入日新月異的工業社會。

可悲的是，感覺到“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以恭親王奕訢和文祥、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崇厚、沈葆楨、劉坤一、唐廷樞、張謇等一眾洋務運動領袖，在推行了三十餘年的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中，始終堅持的指導思想竟然是匪夷所思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延續千年不變的尊孔保皇，罔顧以儒學為根基的農耕文明已經崩潰的現實，由此可見，洋務運動的失敗是命裡註定。

著名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認為，洋務運動的失敗是註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而在當時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務運動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註定失敗。作者的觀點雖然正確而深刻，但忽略了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洋務運動的一眾領袖壓根兒就沒想過全盤西化。

晚於清帝國洋務運動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徹底摒棄延續一千多年的以中國為師，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爆發於1894年的甲午戰爭，以清帝國的失敗，日本帝國的勝利，宣告了推行三十餘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前功盡棄，同時宣告了推行僅二十餘年的“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運動大功告成。

中國近代百年屈辱的歷史反覆告誡中華民族，所選擇的文明始終站立在歷史潮頭，是中國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選擇。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草民879

李鴻章的變局和真實的變局 —— 不一樣

李鴻章說的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很可能只是隨口那一說。

那個時代確實有變局，但和他說的不一樣。

李鴻章自己身處那個動盪的鉅變時代，只有模糊地認識，並不清楚。這篇奏摺寫於1874年，距離今天過去了百年，經過那麼民族英雄玩兒命探索，已經認清了那個變局究竟是什麼！

李鴻章認識到變局的表面——諸強國聯合吞噬中國

李鴻章說的變局主要是指，國防上的威脅由西北陸地變為東南海洋；歐美諸國都意欲吞噬中國。這種不遠萬里也要結伴來打大清的變局，就是李鴻章說的“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了”。

他又說道，輪船電報等前所未有的提升了信息物資傳播速度；歐美諸國兵器、軍工、大炮等無堅不摧，這是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他在奏摺上寫這些，是想做什麼呢？

大概就是意思，我和丁日昌之前請求想要的那些東西，皇上您就給我批了吧。

有哪些東西呢？要練兵、要兵、要船、要軍餉、要人才、要這些成為常規制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李鴻章說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就是諸國強國意欲吞噬中國一條，用這條緊迫的論斷來要求皇帝滿足他的條件。這個認識，說明李鴻章只是認識到的鉅變的表面現象，或者說這篇奏摺當中他只認識到表面現象。但卻是當時最急迫，或許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真實的變局——封建土地制度的崩潰

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是因為西歐諸國突變，產生資產階級革命。從而使得中國等傳統歐亞大國的封建土地制度落後。資產階級革命使西歐諸國的財富生產不再來源於土地，而傳統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中國，已經從引領世界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在文明層次上落後於人的弱國。

1840年英國率先開啟工業革命之後，又在生產力上全面超越傳統大國，這使得中國人多地大不再是優勢。一個農業文明對陣工業文明難以取得勝利。

“祖龍魂死業猶在……百代多行秦政治”

歐美傳來的資產階級革命，導致2000年中國封建王朝需要從根上變化。首先清朝統治階級就是最大的地主，他們怎麼能夠革自己的命呢？

所以，對於那個時候正在摸索的現代化的李鴻章等人，他們有自己的歷史任務。想要全面認識變局是非常困難的。

就到這裡，如果你覺得寫得還不錯，那就點個贊！如果有更好的看法，來評論區交流吧！

奇縝君

凌煙閣論史來回答。

這個話出自清末“裱糊匠”李鴻章之口。

先說結論吧。3000年未有之變局，最重要的意思是指：

3000年以來，我中國遇到的敵人，都是武力佔優、文化落後。最終結局都是，外來力量佔了地盤，但中華文化卻反過來佔了他們的心。

但是，西洋來的這股外敵，不但武力佔優，文化也不落後，這對中華文明來說，是3000年來未曾有過的危局，有可能亡國滅種。

為什麼這麼理解呢？原因有以下幾點：

大變局之一：過去的3000年，中國的邊患主要來自陸上力量，而此西洋之敵，來自幾萬裡以外。

遍觀中國歷史，影響中國政局的力量從來都是來自地緣相鄰的陸地。

如春秋戰國時期的西戎、北狄，到秦國大一統之後，陸地威脅變成匈奴，後來陸續崛起了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等。

但是，英國、法國等西洋力量，卻是來自於幾萬裡以外，中國對他們缺乏深入瞭解，打交道也極少。

（進攻天京的清軍）

大變局之二：原來的外交事務，一般處於中國文明圈內，或者在中國文明圈附近，與中國多有朝貢關係。而西洋力量，卻與此完全不同。

中國與周邊政權，多采用基於朝貢制的外交關係。從明朝開始，中國是周邊眾多小國的宗主國。最著名的藩屬國當屬朝鮮、越南、緬甸等。這種朝貢關係，是作為宗主國的中國對藩屬國的恩賜，也是藩屬國定期向宗主國表示順從的儀式，同時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貿易關係。

但是，這是中國文明圈的情況，並不是世界通例。中國在自己文明圈內，一家獨大，周邊都是眾多小國和迷你國，這種不對等關係形成了默契。中國對藩屬國負有責任，藩屬國負有孝悌意義上的責任和義務。

但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這種關係是獨一份的。西歐人則博弈出了平等交往的一套世界規則。在這套規則下，交往雙方講究權力與義務的對等。

大清則花了很長時間才勉強接受這套規則。但大清是在對西歐列強時講平等，但在對自己的跟班藩屬國還是用原來那套。比如朝鮮，在大清的引薦之下，陸續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按說在同一個國家，朝鮮的駐外使節與大清的駐外使節是平等的，但是，朝鮮使節見到大清使節卻要行大禮，外國與朝鮮使節談事，朝鮮使節需要請示完大清使節後才能做答覆。

這種外交關係上的變化，也是3000年未有的。因為中國歷史上，歷來只講實力，你強大，那好，我尊敬你；反過來你就得尊敬我，平等的概念都是近現代才進入中國人意識的。

（平定準格爾得勝圖）

大變局之三：原來的中國外敵，都是武力強文明弱，而西洋之敵卻是武力強文明也強

這一點是最最關鍵的鉅變因素。

中國過去的外敵，以中國邊上緊挨著的遊牧民族居多。他們因為生產鏈短，效率高，趕上好時候就迅速武力崛起，衝擊中國。

但他們的弱點是文明力量很差。好多都是處在奴隸社會、原始部落社會性質的文明，到了中原睜眼一看：原來人還可以這樣活著！滿眼滿腦子的羨慕，於是就開始漢化（或者叫中國化）。他們本身長得跟中原人沒有什麼區別，只是風俗習慣不同而已。過不了兩三代人，他們就跟中原人就沒有任何區別了。你看歷史上強大的匈奴人、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等等，他們都哪去了？一部分跑了，絕大部分都融入漢民族了。

而西洋來的這股力量，對當時的大清來講完全陌生。

長相不一樣，語言不同，政治也沒法對接，人家講平等，咱們講的是上下尊卑。關鍵是咱們打不過人家。

這下就真危險了。

原來的野蠻人我們還可以同化他們，現在這些西洋人，武力強過咱們，文明與咱們完全不同。打不過，說理也說不通，各講各的。弄不好真要亡國滅種了。

這才是真正的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

（圓明園遺址）

結語：3000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同時失去武力和文明兩種優勢，西洋力量做到了。

也幸虧大清疆域廣大，而且是政治統一的整體；換做是印度那樣的獨立小邦林立，估計咱們中國也就真成了完全殖民地了。

中國同時喪失了武力優勢和文明優勢，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李鴻章當然要發出3000年未有之變局的驚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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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煙閣論史

回眸近代百年史，知近代中國落後之根源。

“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提到的，現在一般指中國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進入近代工業社會那一段過渡時期。

而在那一段時間內中國發生劇烈而深遠的變化。

第一、“天下”觀念的地理範圍變化

中國人第一次脫離“天下”，脫離“中原”，的觀念，正式把目光轉向“全球”，轉向“世界”。在地理維度，小局變成大局，中國變小了，世界變大了。

中國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並不只有一個文明國家，第一次知道中國並不是世界的中心。

第二、“天圓地方”向“地球是圓的”的空間範圍變化

中國人正式開始擺脫古典思維，走向近代物理觀念，當然這個轉變很漫長，近百年後才轉變過來。

中國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並不是按照他們想象的那樣運轉。也第一次知道不僅中國，就是世界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第三、從中國文明的歷史轉變為世界文明的歷史的歷史文化範圍變化

中國人的歷史視野從華夏中心過渡到整個人類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歷史所帶來的衝擊，極大的改變了中國人的文化觀、歷史觀 。

中國也從自己歷史悠久形成的的文化自豪感變成盲目的文化自卑感，再到理性看待自己歷史文化的一視同仁感的大轉變。

第四、科學技術從“奇淫巧技”轉變成“堅船利炮”再轉變成“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的科學觀念變化

由西方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堅船利炮，不僅在器物上，更是在文化、精神、思想上衝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是在文明方式上的小局變大局，也是華夏文明所缺乏的核心要素。

必須說明，科學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代表著勇無止境、突破極限的文明。

西方的入侵也使得中國第一次開始重視科學技術，也第一次知道科學技術的威力如此巨大。

到現在為止，科學技術依然是無可撼動的社會發展第一推動力。

第五、中國的“普天之下”轉變成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價值範圍轉變

以自由和個人主義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所構建的民主制度、自由思想對中國幾千年的中央集權皇權專制社會形成了長遠且深刻的衝擊。使中國擺脫了狹隘的皇權、民本觀念，走向近現代社會的民主、民生、民權的新時代觀念。

總結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從中世紀中轟出，走向近代社會。

中國從此真正的開始認知自己，走向世界。

回顧這段歷史，中國幾度差一點亡國滅種，國家分裂了還有可能統一，民族分裂了還有可能複合，但是文明分裂了那就連機會都沒有了。而在那種大變局時期中國差點連最基本的文字都被取消代替了，經過中華兒女的艱苦奮鬥，中國終於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相信中國經過西方這樣一刺激，以後肯定更輝煌。

陳子帥菌讀文史曰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出自於1872年李鴻章的一篇奏摺，言：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 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這段言論出臺的背景，當時清政府已經輸掉了所有的對外戰爭，甚至連皇家園林都遭受焚燬，這是過去幾千年來，不曾有的。李鴻章很擔憂，為大清帝國未來走向何方，深深的憂慮。其實很直白的說清楚了，究竟這個變局是什麼，歸結起來就是

第一，傳統的華夷觀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轉變，我們的地理視野已經由以前的天下之中過渡到全球體系之中，此為地理視野之大變局。

第二，認知到西方工業文明的巨大優勢，不再沉醉於天朝上國美夢，根深蒂固的華夷觀不再。

第三，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隨之而來的文化價值觀等，深刻重塑國人的思維，從制度層面，使得中國人從單一模式走出了朝代更迭的歷史困局。

第四，要大力加強海防，主要的敵人不再是來自西北入侵，而是東南海疆的入侵，在這個未有之變局當下，要加強東南沿海海防。

著名歷史學家秦暉先生認為這場變局意為晚清中國即將走出帝制，李鴻章究竟有沒有想過走出帝制，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想必是不會。但在那樣的時代格局下，甭管是什麼動機，李鴻章能如此站得高望得遠，著力提出要解決好內憂外患，是非常了不起的。

正如蔣廷黻先生評價的那樣，李鴻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站得最高，看的最清楚的”。

說書人小勇

這個極具見識的論斷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最早由清末著名重臣洋務派李鴻章提出，意指近代鴉片戰爭後中國面臨自西周以來從沒有遇到過的局勢。

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複議製造輪船未裁撤折中提到：“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三千年來（西周以來）中國面臨的異族入侵基本上都是來自北方或者西北。而近代以來，入侵的異族卻來自海上，它們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並且它們主要是通商而來。李鴻章認為這是“三千年一大變局也”。

雖然李鴻章的“三千年一大變局”的論斷是為其強調“海防”（與左宗棠強調“塞防”相對）背書，為其建立近代海軍提供依據，但是“三千年一大變局”等論斷還是極具現實意義。

相比較其他絕大部分士大夫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還耿耿於懷於“夷夏之辯”，李鴻章已經敏銳都察覺到清政府所面臨的嚴峻局面。近代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在其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史》中高度評價了李鴻章，認為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看得最清楚”的人。

在李鴻章看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是敵人變了，以前主要是來自北方的狼，現在變成來自海上船堅炮利的強敵。

這一判斷雖然居然巨大的現實意義，但是依然不夠全面。因為，來自海上的敵人不僅僅是武力上侵略中國，它們還帶來了中國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先進文明——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在西方先進工業文明的衝擊之下，中國面臨另外一個大變局，即社會面臨轉型。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秦暉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變局是由秦制，或者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之變。秦暉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兩大變局，一為周秦之變，二為近代之變。周秦之變開始於春秋戰國，結束於秦朝漢初，這一變局，中國由封建（宗法分封）變為（專制）帝制，之後兩千多年雖有所損益，但格局大體不變。1840年英國挑起戰爭，表面上看起來，中國面臨的外部威脅由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變成來自海外的強敵，但實質上中國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海外強敵的堅船利炮，中國面臨的還有歐美列強帶來的民主共和，科學技術，風俗文化，經濟制度的衝擊，其所引起的變化為兩千年來所未有。秦暉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變局中最重要的一個應該是政治制度模式等改變，即走出帝制，走向共和。

當然秦暉的看法也僅是一家之言，在我看來過於強調政治制度的變革。實際上，近代中國面臨的變局是全方位的，所面臨之歐美列強之強大前所未有，歐美民主政治的傳入刺激中國由專制走向民主化，經濟上則因為機器工業和市場經濟的衝擊而開始走向工業化、市場化，思想上則因為科學理性思想的傳入而逐漸科學化、理性化。

近代中國面臨的大變局，既是危機，也是機會。幾千年的因循守舊已使中華文明腐朽不堪，外在的威脅給中華文明已經僵化的機體注入新鮮血液，使中國獲得重生的機會。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我們從積極的角度去看時，我們就更能理解今天中國的崛起之於中華文明的意義！

關鍵字: 農耕 時代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