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友程

进入工业文明，可以堪称3000年之大变。

人类文明有几次大变。

原始社会社会形态

农耕和畜牧业时代

社会化工业大时代。

其中社会化工业时代对人们的影响非常巨大，农耕到工业化的转变，堪称史无前例的。

工业化生产体系，在已经实现或是逐步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搭配风暴

李中堂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本质上就是说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无法应对西方近代化浪潮的冲击。

何为近代化？经济上是机器大生产，社会上是契约社会，政治上是公民自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近代化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而工业革命并非是从天而降，工业革命有几个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自然科学革命、文艺复兴以及公民自治。当然，这些哪一条都和古典中国没有关系。

古典中国是农业文明，经济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是君主专制，社会上是人治社会，和西方天差地别。而且，中国农业文明就是把人钉在土地上，把人从动物变成植物，再加上君主专制制度宣扬的君主崇拜，古典中国就越来越封闭保守，进而整个社会也丧失了活力。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能培养人的逐利和探索精神，因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质疑，是对真理的质疑，是对权威的质疑。同时，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发展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产生了公民自治制度，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更何况，由于欧洲的质疑精神，让知识分子开始挑战被神棍们垄断的科学，而且他们捍卫科学的圣徒精神更是让人钦佩。所以最后教会被推翻了，掀起了自然科学革命。

而中国呢，只能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封闭。相比于西方日新月异的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可以用停滞来形容，因为僵化的社会让人丧失了进取精神，所以只能生产人云亦云得奴才，而不会产生人才。

不过，李中堂虽然如此说，但是他根本也没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李鸿章的思维和许多传统士大夫一样，都没想过要进行近代化改革，只停留在引进西方近代化的红利上。虽然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洋人有的东西中国都有了，但是旧的思想还在。

所以，中国近代的那些耻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笑的是，中国人到今天还没被打醒。

全文完

北洋海军炮手

这句话出自：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原文如下：

作为当时清廷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在同治年间（1872）提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深远，也非常了不起，此言一出，天下皆惊，后被频繁引用，成为当时开眼看世界有识之士的共同语言。时至今日，此言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原政权自西周立国，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熬过300年的坎，但是政权的崩溃方式无疑就那几种：北方入侵，农民起义，权臣篡国，无论哪种都是重复了王朝兴亡的周期律，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在社会文化，生产方式，统治基础方面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的入侵让李鸿章见识到，原有的经验已经过时，坚船利炮不但代表了先进的战斗力，而且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冲击。

过去三千年中原政权的农耕文明一直是最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纵然是短暂沦落，依仗自身强大的文明基础依然能够同化外来政权，清朝就是个例子。所以纵然中原陆沉，只要给予足够时间，文明依旧可以复兴。

然而伴随工业革命诞生的西方工业文明，其先进深度远远超出中国的农耕文明，不但不会被中原文明同化，还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文明基础，这才是三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深层含义。基于这一判断，李鸿章认为，来自西北陆上的入侵（即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的重要程度远远低于东南沿海的海防入侵，虽说这一判断险些让我们失去新疆地区，但总体来说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工业文明对原有政权和农耕文明的冲击力最为强烈，也是清王朝最为危险的对手。

日慕乡关

李鸿章多次感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同治十一年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 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提到的变局，一是中央王朝的防务历代主要的边防是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但是现在少海防形势更加“喜人”。另一个是中央王朝不再是中央，工业革命与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列强强迫清王朝进入全球化浪潮。以前主要是陆战，现在海战更重要，以前是华夷之分，现在对要应对一群重商主义的先进国家。

这种变局是李鸿章这个从传统四书五经教育的士人难以招架的，对思想的冲击的也是很明显的。以前的事情总能从史书上找到案例，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连石头都没有，越了解世界形势，越是被夹在停滞的国人与“外星球”洋人之间显得尴尬。左右说不通，里外不是人。

在李鸿章等中国士人的心目中最大的变局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但是这一次更甚之，是在“一次次落后挨打”，一次次被西方的思想和工业成就震撼后，走向共和的大变局。这是在旧有史书上没有记载，并终将与李鸿章一起成为新的历史。

达瓦里希

简单地说，就是发端于英国的西方世界的近代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即将告别一成不变的农业社会，步入日新月异的工业社会。

可悲的是，感觉到“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以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一众洋务运动领袖，在推行了三十余年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竟然是匪夷所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延续千年不变的尊孔保皇，罔顾以儒学为根基的农耕文明已经崩溃的现实，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命里注定。

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作者的观点虽然正确而深刻，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洋务运动的一众领袖压根儿就没想过全盘西化。

晚于清帝国洋务运动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彻底摒弃延续一千多年的以中国为师，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清帝国的失败，日本帝国的胜利，宣告了推行三十余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前功尽弃，同时宣告了推行仅二十余年的“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运动大功告成。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反复告诫中华民族，所选择的文明始终站立在历史潮头，是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选择。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草民879

李鸿章的变局和真实的变局 —— 不一样

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很可能只是随口那一说。

那个时代确实有变局，但和他说的不一样。

李鸿章自己身处那个动荡的巨变时代，只有模糊地认识，并不清楚。这篇奏折写于1874年，距离今天过去了百年，经过那么民族英雄玩儿命探索，已经认清了那个变局究竟是什么！

李鸿章认识到变局的表面——诸强国联合吞噬中国

李鸿章说的变局主要是指，国防上的威胁由西北陆地变为东南海洋；欧美诸国都意欲吞噬中国。这种不远万里也要结伴来打大清的变局，就是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了”。

他又说道，轮船电报等前所未有的提升了信息物资传播速度；欧美诸国兵器、军工、大炮等无坚不摧，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他在奏折上写这些，是想做什么呢？

大概就是意思，我和丁日昌之前请求想要的那些东西，皇上您就给我批了吧。

有哪些东西呢？要练兵、要兵、要船、要军饷、要人才、要这些成为常规制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诸国强国意欲吞噬中国一条，用这条紧迫的论断来要求皇帝满足他的条件。这个认识，说明李鸿章只是认识到的巨变的表面现象，或者说这篇奏折当中他只认识到表面现象。但却是当时最急迫，或许也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真实的变局——封建土地制度的崩溃

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是因为西欧诸国突变，产生资产阶级革命。从而使得中国等传统欧亚大国的封建土地制度落后。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欧诸国的财富生产不再来源于土地，而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的中国，已经从引领世界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在文明层次上落后于人的弱国。

1840年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之后，又在生产力上全面超越传统大国，这使得中国人多地大不再是优势。一个农业文明对阵工业文明难以取得胜利。

“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多行秦政治”

欧美传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2000年中国封建王朝需要从根上变化。首先清朝统治阶级就是最大的地主，他们怎么能够革自己的命呢？

所以，对于那个时候正在摸索的现代化的李鸿章等人，他们有自己的历史任务。想要全面认识变局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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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缜君

凌烟阁论史来回答。

这个话出自清末“裱糊匠”李鸿章之口。

先说结论吧。3000年未有之变局，最重要的意思是指：

3000年以来，我中国遇到的敌人，都是武力占优、文化落后。最终结局都是，外来力量占了地盘，但中华文化却反过来占了他们的心。

但是，西洋来的这股外敌，不但武力占优，文化也不落后，这对中华文明来说，是3000年来未曾有过的危局，有可能亡国灭种。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大变局之一：过去的3000年，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陆上力量，而此西洋之敌，来自几万里以外。

遍观中国历史，影响中国政局的力量从来都是来自地缘相邻的陆地。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西戎、北狄，到秦国大一统之后，陆地威胁变成匈奴，后来陆续崛起了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等。

但是，英国、法国等西洋力量，却是来自于几万里以外，中国对他们缺乏深入了解，打交道也极少。

（进攻天京的清军）

大变局之二：原来的外交事务，一般处于中国文明圈内，或者在中国文明圈附近，与中国多有朝贡关系。而西洋力量，却与此完全不同。

中国与周边政权，多采用基于朝贡制的外交关系。从明朝开始，中国是周边众多小国的宗主国。最著名的藩属国当属朝鲜、越南、缅甸等。这种朝贡关系，是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对藩属国的恩赐，也是藩属国定期向宗主国表示顺从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贸易关系。

但是，这是中国文明圈的情况，并不是世界通例。中国在自己文明圈内，一家独大，周边都是众多小国和迷你国，这种不对等关系形成了默契。中国对藩属国负有责任，藩属国负有孝悌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在世界近代史上，这种关系是独一份的。西欧人则博弈出了平等交往的一套世界规则。在这套规则下，交往双方讲究权力与义务的对等。

大清则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接受这套规则。但大清是在对西欧列强时讲平等，但在对自己的跟班藩属国还是用原来那套。比如朝鲜，在大清的引荐之下，陆续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按说在同一个国家，朝鲜的驻外使节与大清的驻外使节是平等的，但是，朝鲜使节见到大清使节却要行大礼，外国与朝鲜使节谈事，朝鲜使节需要请示完大清使节后才能做答复。

这种外交关系上的变化，也是3000年未有的。因为中国历史上，历来只讲实力，你强大，那好，我尊敬你；反过来你就得尊敬我，平等的概念都是近现代才进入中国人意识的。

（平定准格尔得胜图）

大变局之三：原来的中国外敌，都是武力强文明弱，而西洋之敌却是武力强文明也强

这一点是最最关键的巨变因素。

中国过去的外敌，以中国边上紧挨着的游牧民族居多。他们因为生产链短，效率高，赶上好时候就迅速武力崛起，冲击中国。

但他们的弱点是文明力量很差。好多都是处在奴隶社会、原始部落社会性质的文明，到了中原睁眼一看：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满眼满脑子的羡慕，于是就开始汉化（或者叫中国化）。他们本身长得跟中原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风俗习惯不同而已。过不了两三代人，他们就跟中原人就没有任何区别了。你看历史上强大的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等等，他们都哪去了？一部分跑了，绝大部分都融入汉民族了。

而西洋来的这股力量，对当时的大清来讲完全陌生。

长相不一样，语言不同，政治也没法对接，人家讲平等，咱们讲的是上下尊卑。关键是咱们打不过人家。

这下就真危险了。

原来的野蛮人我们还可以同化他们，现在这些西洋人，武力强过咱们，文明与咱们完全不同。打不过，说理也说不通，各讲各的。弄不好真要亡国灭种了。

这才是真正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圆明园遗址）

结语：3000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同时失去武力和文明两种优势，西洋力量做到了。

也幸亏大清疆域广大，而且是政治统一的整体；换做是印度那样的独立小邦林立，估计咱们中国也就真成了完全殖民地了。

中国同时丧失了武力优势和文明优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李鸿章当然要发出3000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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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烟阁论史

回眸近代百年史，知近代中国落后之根源。

“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晚清重臣李鸿章提到的，现在一般指中国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进入近代工业社会那一段过渡时期。

而在那一段时间内中国发生剧烈而深远的变化。

第一、“天下”观念的地理范围变化

中国人第一次脱离“天下”，脱离“中原”，的观念，正式把目光转向“全球”，转向“世界”。在地理维度，小局变成大局，中国变小了，世界变大了。

中国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一个文明国家，第一次知道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第二、“天圆地方”向“地球是圆的”的空间范围变化

中国人正式开始摆脱古典思维，走向近代物理观念，当然这个转变很漫长，近百年后才转变过来。

中国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运转。也第一次知道不仅中国，就是世界也不是宇宙的中心。

第三、从中国文明的历史转变为世界文明的历史的历史文化范围变化

中国人的历史视野从华夏中心过渡到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历史所带来的冲击，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历史观 。

中国也从自己历史悠久形成的的文化自豪感变成盲目的文化自卑感，再到理性看待自己历史文化的一视同仁感的大转变。

第四、科学技术从“奇淫巧技”转变成“坚船利炮”再转变成“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的科学观念变化

由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坚船利炮，不仅在器物上，更是在文化、精神、思想上冲击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在文明方式上的小局变大局，也是华夏文明所缺乏的核心要素。

必须说明，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代表着勇无止境、突破极限的文明。

西方的入侵也使得中国第一次开始重视科学技术，也第一次知道科学技术的威力如此巨大。

到现在为止，科学技术依然是无可撼动的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

第五、中国的“普天之下”转变成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价值范围转变

以自由和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所构建的民主制度、自由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皇权专制社会形成了长远且深刻的冲击。使中国摆脱了狭隘的皇权、民本观念，走向近现代社会的民主、民生、民权的新时代观念。

总结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从中世纪中轰出，走向近代社会。

中国从此真正的开始认知自己，走向世界。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几度差一点亡国灭种，国家分裂了还有可能统一，民族分裂了还有可能复合，但是文明分裂了那就连机会都没有了。而在那种大变局时期中国差点连最基本的文字都被取消代替了，经过中华儿女的艰苦奋斗，中国终于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相信中国经过西方这样一刺激，以后肯定更辉煌。

陈子帅菌读文史曰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自于1872年李鸿章的一篇奏折，言：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 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这段言论出台的背景，当时清政府已经输掉了所有的对外战争，甚至连皇家园林都遭受焚毁，这是过去几千年来，不曾有的。李鸿章很担忧，为大清帝国未来走向何方，深深的忧虑。其实很直白的说清楚了，究竟这个变局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

第一，传统的华夷观发生了深刻巨大的转变，我们的地理视野已经由以前的天下之中过渡到全球体系之中，此为地理视野之大变局。

第二，认知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优势，不再沉醉于天朝上国美梦，根深蒂固的华夷观不再。

第三，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文化价值观等，深刻重塑国人的思维，从制度层面，使得中国人从单一模式走出了朝代更迭的历史困局。

第四，要大力加强海防，主要的敌人不再是来自西北入侵，而是东南海疆的入侵，在这个未有之变局当下，要加强东南沿海海防。

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先生认为这场变局意为晚清中国即将走出帝制，李鸿章究竟有没有想过走出帝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想必是不会。但在那样的时代格局下，甭管是什么动机，李鸿章能如此站得高望得远，着力提出要解决好内忧外患，是非常了不起的。

正如蒋廷黻先生评价的那样，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站得最高，看的最清楚的”。

说书人小勇

这个极具见识的论断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最早由清末著名重臣洋务派李鸿章提出，意指近代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自西周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局势。

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提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三千年来（西周以来）中国面临的异族入侵基本上都是来自北方或者西北。而近代以来，入侵的异族却来自海上，它们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并且它们主要是通商而来。李鸿章认为这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虽然李鸿章的“三千年一大变局”的论断是为其强调“海防”（与左宗棠强调“塞防”相对）背书，为其建立近代海军提供依据，但是“三千年一大变局”等论断还是极具现实意义。

相比较其他绝大部分士大夫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还耿耿于怀于“夷夏之辩”，李鸿章已经敏锐都察觉到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局面。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中高度评价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的人。

在李鸿章看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敌人变了，以前主要是来自北方的狼，现在变成来自海上船坚炮利的强敌。

这一判断虽然居然巨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依然不够全面。因为，来自海上的敌人不仅仅是武力上侵略中国，它们还带来了中国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先进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面临另外一个大变局，即社会面临转型。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秦晖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是由秦制，或者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之变。秦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变局，一为周秦之变，二为近代之变。周秦之变开始于春秋战国，结束于秦朝汉初，这一变局，中国由封建（宗法分封）变为（专制）帝制，之后两千多年虽有所损益，但格局大体不变。1840年英国挑起战争，表面上看起来，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由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变成来自海外的强敌，但实质上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海外强敌的坚船利炮，中国面临的还有欧美列强带来的民主共和，科学技术，风俗文化，经济制度的冲击，其所引起的变化为两千年来所未有。秦晖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中最重要的一个应该是政治制度模式等改变，即走出帝制，走向共和。

当然秦晖的看法也仅是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过于强调政治制度的变革。实际上，近代中国面临的变局是全方位的，所面临之欧美列强之强大前所未有，欧美民主政治的传入刺激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化，经济上则因为机器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开始走向工业化、市场化，思想上则因为科学理性思想的传入而逐渐科学化、理性化。

近代中国面临的大变局，既是危机，也是机会。几千年的因循守旧已使中华文明腐朽不堪，外在的威胁给中华文明已经僵化的机体注入新鲜血液，使中国获得重生的机会。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我们从积极的角度去看时，我们就更能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

關鍵字: 社会化 农耕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