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華人人類學的時代結束了。華人人類學的時代真的終結了嗎？這個嘆息只見華人人類學的“前世”，卻未見華人人類學承前啟後的“今生”。正是“今生”的華人人類學學者，把中國的人類學研究推向了國際學術世界。
原文 ：《“前世”與“今生”：華人人類學的承前啟後》
作者 |廣西民族大學教授、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主席 徐傑舜
圖片 |網絡
什麼是華人人類學
2018年10月9日，喬健先生安然去世。有人說，華人人類學的時代結束了。此言所出是因為，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先生逝世，2017年4月19日李亦園先生逝世。華人人類學的時代真的終結了嗎？這個嘆息只見華人人類學的“前世”，卻未見華人人類學承前啟後的“今生”。
為什麼要提出華人人類學的概念？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認為：“社會科學即使不是國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國家一手提攜起來的，它要以國家的疆界作為最重要的社會容器。”華人人類學概念則力圖打破這種“邊界”，基於地緣、血緣和學緣關係，將華人人類學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以中國研究的視角審視前輩華人人類學家留給我們的“遺產”，把握當前人類學的發展態勢和探索其未來“走向”。
華人人類學包括在我國大陸、港澳臺地區和海外從事人類學研究的華人人類學學者群體，他們運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通過學術交流、學術合作、學術討論，形成了一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華人研究華人世界的學術共同體。
與西方人類學發端於為殖民主義服務不同，華人人類學的興起秉承“強國富民”的學術情懷，在人類學本土化的過程中，將人類學理論研究與中國現實問題相結合，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學術傳統、學術體系和學術話語，構成了國際人類學中一道無比亮麗的風景線。
“前世”：底蘊與範式
華人人類學的“前世”與西學東漸有密切的關係。
20世紀初，西方的各種理論學說和思想流派紛紛湧入中國。中國學者不僅翻譯了大量西方人類學名著，而且運用引進的西方理論對中國社會文化開展實地調查研究，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論著，留下了不少經典的傳世之作。這一代華人人類學學者既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又不斷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超越，既重視親情，鄉土觀念濃厚，又具有民族精神，心懷天下，在學術追求、研究視野、基本範式、理論貢獻等方面體現出鮮明的特色。
底蘊：家國情懷。20世紀初人類學進入中國的時候，中華民族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人類學的發展就與“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融合在一起。早期西方人類學在中國傳播主要是通過古典進化論重新構建中華文明的歷史譜系，上溯中國古代文明，下達現實中國落後狀況，以激勵國人民族存亡意識，重塑民族自信心。
吳文藻先生是華人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張人類學從研究原始民族擴大到研究現代民族，特別強調人類學為國家現實服務，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吳澤霖最為著名的“天平人生論”是家國情懷的直接表現。作為吳文藻的弟子，費孝通傳承併發揚了這種思想，在其學術生涯中始終堅持人類學要為“認識中國”“改革中國”服務。“腳踏實地，胸懷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費孝通的這首詩既是對自己人生理想和學術態度的真實寫照，也是華人人類學學者為學的“初心”。李亦園先生也深植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經世致用的情懷，始終提倡“人類學要關心人類的未來”，展示華人人類學學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
這就是華人人類學的人文底蘊。
範式：社區研究。受吳文藻“社區研究”範式的影響，華人學者對村落社區進行了系統研究。社區研究成為“前世”華人人類學研究的基本範式，誕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術成果。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許烺光的《祖蔭下》、林耀華的《金翼》等著作。
1930年代的江村
中國人類學史上出現了“江村”“臺頭”“義序”“西鎮”等具有國際影響的田野工作地點。這標誌著以村落為代表的中國人類學的社區研究範式的形成。這就是華人人類學的學術範式。
20世紀三十至七十年代，隨著華人人類學的興起，湧現出了吳文藻、吳澤霖、費孝通、林耀華、梁釗韜、張光直、岑家梧、楊成志等一批仰俯天地、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人類學大師，並以並行者的姿態與西方人類學進行對話。因此，從某種角度說，隨著費孝通、李亦園和喬健這幾位先生的仙逝，華人人類學的一個時代結束了。但結束的只是華人人類學的“前世”，而華人人類學的“今生”早已開始。
“今生”：國際視野與跨學科
20世紀中期的華人人類學，在臺灣地區，以王明珂、莊英章等為代表；在香港地區，以吳燕和、陳志明等為代表；在海外，以蕭鳳霞、王樹民等為代表，承繼了華人人類學的傳統，形成了一道華人人類學獨特的風景線。改革開放後，隨著人類學在大陸的重建，海外、港臺地區與大陸的人類學再次匯聚，從而開啟了華人人類學的“今生”。那麼，華人人類學的“今生”有什麼鮮明特點？
學者：具有國際視野。“今生”的華人人類學學者大多具有留學和訪學經歷。大陸留學的“海歸”以景軍、王銘銘、範可、潘天舒為代表；大陸海外訪學的以周大鳴、王建民、高丙中、麻國慶、趙旭東為代表；臺灣地區的以王明珂、黃應貴、潘英海、簡美玲為代表；香港地區的以陳志明、張兆和、張展鴻為代表；海外的以蕭鳳霞、閻雲翔、項飈、周敏為代表。
這些人類學學者最大的特點就是：都受過國際人類學理論和方法的系統訓練，有較好的外語基礎，與國際人類學界保持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繫，故而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景軍引入醫學人類學，王明珂研究歷史人類學，周大鳴開都市人類學之濫觴，陳志明致力於海外華人研究，閻雲翔把村民引入了“禮物的流動”和“私人生活的變革”的學術研究之中，等等。
此外，在國際學術視野的觀照下，以超越社會研究範式的區域研究在華人人類學界中方興未艾，例如石碩、袁曉文的“藏彝走廊研究”，周大鳴、李曉明的“南嶺走廊研究”，楊志強的“苗疆走廊研究”，麻國慶的“環南中國海研究”，周永明的“路學研究”，田阡的“流域研究”等眾多熱門研究領域，都體現出華人人類學學者對區域研究範式的探索與創新。
正是這些“今生”的華人人類學學者，把中國的人類學研究推向了國際學術世界。
學科：跨學科牽手。21世紀以來，華人人類學隨著全球化的大趨勢，在跨學科互動中，牽手各相關學科，一時間，人類學的新分支學科風起雲湧，大大推動了華人人類學的發展。
如前已述及的景軍領軍的醫學人類學、周大鳴領軍的都市人類學即屬跨學科之列，此外還有金力、李輝、王傳超為代表的分子人類學；蕭鳳霞、陳春聲、劉志偉為代表的歷史人類學；葉舒憲、彭兆榮、徐新建為代表的文學人類學；色音、金澤、陳進國為代表的宗教人類學；彭兆榮、孫九霞、楊慧為代表的旅遊人類學；吳大華、徐曉光、謝暉為代表的法律人類學；莊孔韶、鄧啟耀、朱靖江為代表的影視人類學；範可、董建輝為代表的政治人類學；滕星、袁同凱為代表的教育人類學；陳志明、張展鴻為代表的飲食人類學；石奕龍、陳剛為代表的應用人類學；方李莉、王建民、鄭元者為代表的藝術人類學；鄧曉華、納日碧力戈為代表的語言人類學；尹紹亭、楊庭碩為代表的生態人類學；陳慶德、施琳為代表的經濟人類學；王傑、覃德清為代表的審美人類學；田廣、張繼焦為代表的工商人類學；等等。正是這些“今生”的華人人類學學者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人類學的學術世界。
華人人類學在新時代的新使命
華人人類學的承前啟後是一種客觀存在。
其一，千百年來，中國人形成了海外移民運動，從東渡日本到下南洋，從下南洋到漂洋四海，這構成了華人華僑世界，也形成了華人人類學學者的多元態勢。在這種態勢下，華人人類學將長期存在於人類學之林。
其二，華人人類學將以更廣闊的胸懷擁抱世界。新時代，中國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需要認識中國，中國需要認識世界，這為華人人類學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學術舞臺。
其三，華人人類學將以更優秀的成果貢獻世界。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華人人類學學者任重道遠。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
因此，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華人人類學，必須立足中國實際，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把研究回答新時代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為主攻方向，從當代中國偉大社會變革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以更優秀的成果貢獻世界。
早在2002年，費孝通在《致人類學高級論壇的賀信》中說：“在21世紀，隨著文化交往的複雜化，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差異的雙重發展，研究文化的人類學學科必然會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眾目睽睽的情景下，人類學者能為人類、為世界做點什麼？——這成了我們的學科必須細緻思考的問題。而這當中有一點是明確的：假如我們的學科，要對21世紀的進程有所幫助、有所啟發，那它就需要有一個堅固的學科基礎。在我們中國的人類學學科裡，這樣的基礎顯然還需要我們去打造，而我們同時卻又需要為建造‘和而不同’的世界做貢獻。學科發展時間與歷史發展時間的‘脫軌’，必然會使我們覺得措手不及。但是，這也許就是新的世紀對我們和我們的學科的新挑戰。”因此，擁抱世界與貢獻世界，就是華人人類學在新時代的新使命。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4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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