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诗书的儒生把升官当做发财的桥梁，正应了那句古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栗；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但当他真正做了官，这种想法却在他脑海中彻底消失。受祖父的影响，他立下了“做官不为财，而为天下百姓”的誓言，而他面对道光皇帝询问的时候，也说出了心里话，要做一个“廉”官。
做官之人皆知为官清廉，便是做官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点？不得不说，曾国藩的自律性很强，一直坚持自己的初衷，从小小的七品翰林到后来的太子太保，国家一品大员，仍是一位难得的清官。
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祖父曾对他的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孙子虽贵为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后来，曾国藩的父亲又将这句话写信告之曾国藩，让曾国藩感触颇深。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做一名清官。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话：“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并非虚言，也非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他的确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且在京做官十二年中，从未破例一次。当时的晚清社会，贪污成风，朝中大臣几乎人人贪财，而曾国藩却身处淤泥两袖清风，言出必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能得以重用。
纵使他日后率湘军攻破南京，得到一些浮财，也都将这些财物封赏给了部下。有野史称曾国藩命亲信将太平天国的大量财物运回了湖南老家，光运送财物的船只都几十艘。那不可为信。根据一些专家们的论证推断，那几十艘船运送的，其实是阵亡将士的尸骸。古代的人讲究叶落归根，尤其是湖南一带，连死在外面的人都要设法赶尸回家入土为安，何况是阵亡将士呢？湘军将士为曾国藩卖命，作为毕生讲究诚信和忠义的曾国藩，在条件的允许下，理所当然要让将士们的尸骨还乡。
七品翰林的那点俸禄，根本维持不了家庭开支，每天都是素食，要想吃点肉的话，还得思量再三。他手上没权，外地的官员无需巴结他，不会给他碳敬和冰敬（作者注：碳敬和冰敬是京官和外放官员之间的一条不成文规矩，外放官员夏冬两季送给京官一些好处，美名其曰碳敬和冰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贿赂手段，拉拢关系，结成党帮，彼此相互关照），进京办事的官员不会给他好处。
就是有权之后，别人贿赂他，他也不会收。他就靠着那点俸禄，在翰林院中苦熬。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是非常清苦的，他也在磨炼自己的意志。
他的为人处世，朋友较多，只要他开口，借点钱还是可以的，可是借钱要还的，倘若借钱不还，岂不是失了人格？
由于他实在太穷了，穷得连同僚都有些看不起他。尽管日子清贫，但他却从不忘寄银两孝敬父母，这孝子当得实在太难得。这种窘迫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几年后通过大考升官，才得以缓和。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囯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囯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
翰林院的工作非常轻松，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情做，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吃愒玩乐，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议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也就是说，我们的曾翰林在翰林院中，每天除了写了几封家信和一篇文章外，什么正事都没做，整天就是串门聊天饮酒下棋。
翻开曾国藩日记，我们会看到他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这样的记载，这种生活过得实在太颓废，颓废得他自己都觉得郁闷，要找个地方好好思考一下。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干扰了他想要找个地方好好思考的想法。
英国借口大清暴力干涉贸易，派兵到达广东，于是鸦片战争爆发，檄文传回北京，一时间朝野震惊，道光皇帝没有想到英国人会这么不讲理，在别人的地头强卖了东西，还不服别人管辖，说打就打了。
既然开始打了，主战派的官员那么吆喝得起劲，道光皇帝也不忍拂了大臣们的意愿，那就打呗，反正大清朝有的是兵将，打个三年五载，应该不在话下。
战争爆发之初，大清国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可是几场战打下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英国人的火枪大炮面前，清军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不但损失惨重，连炮台都丢了。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取得小胜之外，其余均防备松弛，一触即溃。
好在英国人劳兵远征，不是真正来打战的，而是来逼迫做生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主和派又开始抬头了。穆彰阿没有忘记曾国藩一年前对他说过的话，于是又找来曾国藩，让曾国藩谈谈看法。
曾国藩当然有他自己的看法：英军虽船坚炮利，然劳师远征，必不能久战，其意在于逼朝廷妥协，此时若朝廷派大员与之周旋，必能让英国暂时退兵。而朝廷趁周旋之时，调整兵力部署与之抗衡，则英国久攻不利，大清幸甚。英军于海上逞强，上陆地则受制，朝廷应尽早防备英军沿海直上，京津塘一带乃薄弱之地……
看到没有？曾国藩不亏为一代将才，他连英国人两年后的动静，都预测到了。如果这时候朝廷按照他的部署，一面整顿军备，于英军在陆地上抗衡，一面加紧训练海军，以防英军进渤海偷袭京津塘一带，那么，整个鸦片战争就会改写了。
穆彰阿虽然是军机大臣，可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曾国藩说的那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想知道的，就是怎么和英国人谈判。
曾国藩有智谋，可他的智谋里没有“谈判”这两个字，这一点，从他后来攻打太平军，就表现出来了。湘军和太平军周旋多年，有很多次谈判的机会，太平军好几次开出很优越的条件，要曾国藩和他们一起打“清妖”，打完“清妖”我们再来争天下，曾国藩谈都懒得谈，只有一个字“打”，打输了，卷土重来再“打”。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勇士，一直打到对方彻底倒下为止。
朝廷该怎么和英国人谈判，曾国藩真没想出来，不过他给穆彰阿提了建议，那就是让别人去谈，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找替死鬼。
人家林则徐还在广东督战抗英呢，朝中的主战势力仍那么强大，这时候穆彰阿要是提出和谈，绝对会遭人诟病，即便道光皇帝想保他，也难免被人落下口实。所以，找个替死鬼去办这事，是最聪明的做法。
谁去办这事最合适呢？
既要深得皇上信任的人，又要能办事的，穆彰阿在脑海中把朝中的大臣搜了一遍，想到了一个人：琦善。
琦善是满洲正黄旗人，也是个主和派的人物，前两年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还被皇上嘉奖了。
派琦善去，穆彰阿绝对放心。于是，在穆彰阿的运作下，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到了广州，接替林则徐署理两广总督，负责与英国人谈判。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停用。
对于曾国藩的那番理论，穆彰阿好歹听进去了一些，所以他示意琦善与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能拖则拖。
可是曾国藩的后面的话，他没听进去，你拖了之后，赶紧整顿军备，该买枪就买枪，该换大炮就换大炮，可是他不干。
其实不能怪他不敢，是道光皇帝不想打战，打战死几个人倒是无所谓，可是要花银子的啊，那还不心疼死人？至于买枪买大炮，那就更不可能了，大清国的国库里本来就没多少钱，给官员们发工资都紧巴巴的，热河的行宫还在修缮，后宫的妃子们嚷着要换新衣服，哪里还有钱买枪和大炮？
总之，道光皇帝就一句话，和英国人谈就是，要想我大清朝出钱，门都没有！
英国人也不是傻子，由着你忽悠？
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被忽悠了一年多，一看情况不对，那就打呗，打了再谈。于是，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打战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连忙召集大臣们商议：看看怎么和英国人谈判。
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还是拖延时间。这个时候，清廷有些清醒过来了，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内有皇上默许，外有强兵压境，琦善夹在中间也不好受，他在穆彰阿的暗示下，被迫让步，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
在签约的时候，精明的琦善耍了一个心眼，由于《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中国皇帝批准，所以他也没有盖用关防印，没有让主战派的大臣们抓住把柄。虽然《穿鼻草约》不具法律效力，可那只不过是一张纸。
英国人不需要那张纸，人家直接用武力将香港都占了去，这一占就是一百多年。
主战派倒了，主和派自然抬了头，穆彰阿又在道光皇帝面前嘚瑟起来了。道光皇帝以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锁拿解京问罪，“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军台。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提醒，让穆彰阿找了琦善这个替死鬼，自身平安无事。他没有忘记出谋划策的曾国藩，他找了曾国藩，暗示将曾国藩外放，到地方上去历练历练，将来也好提拔。
对于恩师的好意，曾国藩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这个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人。（预知后事，请看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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