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謹慎，女性的靦腆，女性的溫順，難道這就是被無可抗拒的日本舊習束縛住的女性的象徵嗎？—— 川端康成 《舞姬》

但凡看過溝口健二電影的人，都會留下這樣的印象，電影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含蓄，電影的角色剋制而隱忍，整部電影流淌著舒緩詩意。在電影藝術領域，溝口健二的電影是東方美學的典型代表，他的電影沒有快速剪輯，沒有特寫，電影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渾然天成的美感。

如果把溝口健二的眾多作品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發現他的電影中有很多相似的情節，最為典型的就是女性為男性的犧牲和成全。這種女性的犧牲精神是溝口健二電影的基本主線，在不同的電影中，這種犧牲演化成不同版本，但故事主線從未改變過。

比如，在1936年的電影《浪華悲歌》中，溝口健二塑造了一個為家庭犧牲的女子綾子。綾子的父親挪用公款，面臨牢獄之災，綾子為了搭救父親，不得不成為公司老闆的情人。與此同時，綾子還要想辦法接濟正在唸大學的哥哥。綾子的犧牲是對家人的成全，卻沒有因此得到尊重。

在1949年的電影《我的愛在燃燒》中，溝口健二將犧牲對準了自由民權運動的女戰士景山英子。為了成全丈夫，景山英子毅然決然的做出了犧牲。而丈夫也不理解她的犧牲，反而尋花問柳。無法原諒丈夫的景山英子在犧牲了一切之後離開了丈夫。

在1951年的電影《阿遊小姐》中，阿遊的丈夫去世，幸好有妹妹阿靜陪伴，她的日子才顯得不那麼乏味。妹妹阿靜和未婚夫見面時，未婚夫將阿遊認成了阿靜，並愛上了阿遊。姐姐為了成全妹妹，退出了他們的生活。妹妹為了成全姐姐，成為掛名妻子。姐妹二人都在為對方的幸福犧牲自己。

殘菊物語

在溝口健二的巔峰之作《殘菊物語》中，他更是將這種犧牲發揮到了極致。女傭愛上了少爺，為了少爺辛勞，等少爺功成名就的之後，她選擇了退出。這部電影和溝口健二之前的電影不同，雖然同時女性的犧牲，但在這部電影中，更多的是女性對自我身份的認知，既有對平等的渴望，也有對被尊重的需求。

如果我們要理解溝口健二電影中的女性主義，就必須以《殘菊物語》為核心。現在不妨來看看，如何通過這部電影來了解溝口健二一以貫之的電影主題。

女性對不平等的反抗

在《殘菊物語》中，女主角是一戶歌舞伎町名門的女傭，她純真善良，對於府上少爺的演技，也總是給出中肯的評判，女傭的行為一直在強調她應該和少爺是平等的。

從身份的設定上來看，封建時期的日本社會，女性和男性本就不對等。在這部電影中，同樣也是如此。一個是女傭，一個是少爺。但這部電影中的女傭一種將自己的放在和少爺平等地位上。

她從沒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唯唯諾諾，在和少爺交談的過程中，她的言談舉止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在這部電影中，身為女傭和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地位。

這樣的設定，實際上是女性的一種反抗。她們並沒有遵守封建社會既定的地位規則，而是讓自我凌駕在這種規則之上，這種反抗帶有一定的覺醒意識。在女性主義中，覺醒是核心詞彙，不同的電影對女性主義有不同的理解和展現。在溝口健二這裡，女性主義是多元而複雜的，並不能用幾個簡單的詞彙來概括。

實際上對於女性，溝口健二始終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在其中，或許是因為姐姐曾經是藝妓，所以他將對姐姐的情感投射在了角色的身上，以此來表達他對姐姐的感謝。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每個導演都有自己擅長的風格，比如黑澤明擅長宏大的敘事，小津安二郎擅長溫和的家庭戲，而在溝口健二這裡，女性題材電影是他展示自己才華的最佳途徑。

女性對被尊重的渴望

被尊重是女性主義中的核心需求，《殘菊物語》中的女傭因為得到了少爺的欣賞，所以他們之間的關係超越了普通主僕，其中的曖昧情緒使其介於友情和愛情之間。

女性和男性之間微妙的情感在任何電影中都是非常特殊的存在，通過對這類感情的描述，可以窺探到女性和男性更深層次的需求。在這部電影中，女傭希望自己能夠得到尊重，被尊重是情感得以延伸和升級的關鍵。

在和少爺的相處中，女傭的確渴望愛和關心，但礙於身份，兩人始終保持著恰到好處的距離。這種刻意保持的距離實際上還包含了少爺對女傭身份的鄙夷。高明如溝口健二，他並沒有直接表示出少爺對自己身份的在意，僅僅是在兩人之間設定了一段距離，就能顯示出人物的心理特徵。

隨著兩人的關係不斷升級，非議也隨之出現。周圍的人認為女傭是為了少爺的家產，少爺是貪圖女傭的美色。這種非議是對兩個人關係的褻瀆，也給女傭對被尊重的渴望提供了原因。

在日本電影中，女性不被重視的例子很多，尤其是在以男性為主導的電影中。多數女性都不過是男性的附屬品，她們存在的原因僅僅是為了犧牲和成全。但

我想，溝口健二在這裡是想表達女性的抗爭，只是這種抗爭在他畫卷般的電影中沒有得到直觀的體現。這其實也是溝口健二電影風格的特點，沒有激烈的反抗，所有的成全和犧牲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女性心甘情願地犧牲

《殘菊物語》中女傭的犧牲絕對是心甘情願的，在和少爺長期相處的過程中，兩個人之間會產生一些曖昧的情感。這種情感最終變成了“愛”，然而這種“愛”並不是自然產生的，是建立在女傭的自我犧牲上的。

少爺的演技飽受父親的指責，此時的少爺是一種被孤立的狀態。女傭對少爺的演技進行指點，讓少爺的演技得到了提升，他在女傭這裡找到了認同，這種認同是男性對自己身份和魅力的確定。

在這種感情中，既有少爺對父權的反抗，也有他對存在感的尋求，兩者結合起來，構成了女傭和少爺之間的“愛情”。在封建時代，兩個身份不對等的男女很難產生純粹的愛情，女性希望通過經濟條件豐厚的男性得到更加穩定的生活基礎，而男性多多少少會因為女性的美色而動感情。

在《殘菊物語》中，溝口健二已經給這段感情預設了結局，女傭早已透過種種時間洞曉了這段感情的結果，但她依然選擇了奉獻和犧牲，這種大無畏的精神正是溝口健二想要表達出的對女性最崇高的讚美。

女傭的犧牲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是對少爺整個家庭的反抗。在這個家庭中，她甚至自己的地位，也被少爺家人的侮辱而惱怒。所以，她的犧牲還有對這個家庭的反抗。

女性恰到好處的退出

奉獻之後，緊接著就是女傭的退出。少爺決心娶她的時候，她將少爺還給了他的家庭，讓他繼續在自己的事業中奮鬥。這種退出並沒有滿含怨氣，而是帶著一種激情，將少爺推向他的家庭。

女傭退出少爺生活之後，等待她的並不是反抗之後的勝利和自由，而是死亡。不過這種死亡不是悲劇性的死亡，而是一場反抗的戰爭結束之後，彈盡竭慮的死亡。在這段不對等的感情中，她耗盡了全部，以至於沒有足夠的力量面對餘生。

這種恰到好處的退出，不僅成全了少爺一家，保全了他的名譽和事業，也讓女傭從不平等、不被尊重的現實環境中解脫了出來。女傭很清楚，她和少爺之間的感情絕不單單是愛，還有更復雜的因素在其中，她無法理直氣壯地承認這段感情，所以也無法正面接受。

溝口健二給女傭的退出安排了一個更好的解決，儘管最後落入了死亡的俗套，但在這之前的抗爭卻凸顯出封建時期的女性對不公命運的嘶吼和吶喊。之後的少爺，迴歸了正常的生活，溝口健二並沒有對電影中男性角色的行為進行道德層面的批判，因為女傭的死亡就是最好的諷刺。

溝口健二是日本藝術家中最頑固的電影大師，他的電影始終圍繞著日本傳統文化，他鏡頭下的女性主義深深的根植於日本文學作品。他將遠離生活現實的女性主義搬上銀幕，通過濃濃的古典意蘊來揭示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存困境。

沒有面對面的對抗，沒有激烈的言辭和動作，女性的反抗就如她們的溫柔一樣，通過成全和犧牲匯聚成一個完整的反抗形式。只是，這種反抗形式在以男性為核心的社會中就如投入湖中的石頭，有波瀾，但最終還是沉入了湖底。

我們無法通過一部電影或者一個故事來改變現實，作為女性主義大師溝口健二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所追求的並不是簡單的對女性犧牲精神的讚美，而是藉助這種犧牲來諷刺男權社會的種種不公，這是對男女權利不正常的社會結構中，對男性的嘲諷。進而通過這種嘲諷喚醒沉睡的良知，讓女性可以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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