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宋朝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金融业在宋朝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经济门类的借贷业也迅速发展，高利贷行业更是成为了借贷业的主流。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以“利出一孔”为指导思想，认为国家政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则大力推崇“贫富相资”理论，认为高利贷是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冠绝古今的宋代经济，让高利贷产业在宋代发展的十分迅速，逐渐形成了官、商、地主三位一体的高利贷群体
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宋代的借贷业发展的十分迅速，逐渐融入到宋朝的方方面面，而在借贷业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中，高利贷就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高利贷是指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宋代的高利贷利息虽然有所下降，但是高利贷的利率也十分惊人，严重损害了债务人的经济利益。
它产生于部落联盟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中，高利贷是人与人之间信用的基本形式。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没有完善的现代银行制度时，民间的借贷都是利息很高的高利贷。
由于经济的高度繁荣，使得宋代高利贷的活动非常猖獗。最初宋代的高利贷者，大多为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放贷对象大多为底层农民。
由于宋朝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普通民众只拥有很少的土地，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紧靠土地的微博收入根本不足以满足民众的日常生活。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只得通过借取高利贷来维持生存。由于底层民众的基数十分庞大，让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得到了数目十分巨大的财富，在这些财富的支撑下，使得宋朝的高利贷业务发展的越来越快。
到了宋朝中后期高利贷者的足迹随处可见，从乡村到城市，从偏远州县到首善之区，到处都是高利贷活动的场所。
由于高利贷利润丰厚，不论是官府和官员，还是寺观和僧道，亦或者是商贾巨富，无不从事高利贷及其相关活动。至于以典质为主要业务的“钱民”和“库户”等机构，在经营高利贷中就更加活跃了。在宋代私人高利贷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以“库户”、“钱民”等机构为中心的巨大高利贷网络。
并且宋朝的地主商人官僚通过这张网络逐渐融合，向封建势力转化，形成了官商地主三位一体的高利贷群体。在宋代社会经济结构中，这一群体成为了一个重要势力，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王安石变法前后宋朝社会逐渐产生了两种思想，分别为法家思想主导的主张官府控制高利贷的“利出一孔”思想和道家思想主导的认为官府对高利贷应该采取放任自由政策的“贫富相资”思想。
“利出一孔”思想希望国家政府干预借贷，所以得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大力推崇，但由于触及了封建权贵的利益，最终只得走向没落
最早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这种思想主张国家政府采用强制手段挤压私人借贷的经营空间，以谋求将借贷行业收为国有，为国家服务。
通过政治权力与高利贷结合，让政府这张无形的大手来改变国家的高利贷趋势走向，以达到让打压高利贷的不良风气以及让高利贷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目的。
“利出一孔”思想在以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之中广泛流传，主要原因是因为高利贷的获利十分丰厚，甚至占宋朝国民生产总值的一至两成。并且高利贷产业的存在极大的压缩了宋朝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使得民间资产大量聚集在小部分人的手中，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同时这种高利贷业务还迫使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做抵押来换取贷款，在许多农民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使得所抵押的土地被放贷者吞并严重加剧了宋朝的土地兼并现象。如果国家政府能够将这份收入收归国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宋王朝的财政赤字，还可以改善宋王朝的社会环境，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将这种思想贯彻到了极致。宋神宗在位期间推行了王安石变法，变法之中的《青苗法》就是国家干预借贷政策的集中体现。
《青苗法》将宋王朝的救济政策改成了借贷形式并常态化开展，这种政策形式的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低得多，并且不需要用土地进行抵押，大大的减少了民间高利贷的受众群体，挤压了私人借贷的经营空间，对民间高利贷群体惊醒了沉重的打击。
《青苗法》在打击了民间高利贷的同时，也让宋代的高利贷行业的体系不断完善，让宋代的高利贷行业变得更加规范。
不过由于王安石变法触及了宋朝顶层权贵的根本利益，在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诸多法律全部被废除。随着变法的失败，盛极一时的“利出一孔”思想流派也逐渐走向没落。
“贫富相资”思想对王安石变法加以批判，使它成为民间高利贷群体用来攻击王安石变法的舆论武器
“贫富相资”思想与“利出一孔”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贫富相资”的思想主张国家不干涉借贷，反对政府运用政治手段与打压私营借贷。
这种思想学说在北宋以苏辙，司马光，韩琦等反变法派为代表，他们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认为上至下于对于借贷不同的做法是造成贫富差别的主要原因，贫富差别、贫富相保是历史的常态，国家不应该用强制手段去改变社会走向。
毫无疑问，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用老庄思想来让社会自然发展，以求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同时这种思想也体现出了民间高利贷与官营借贷相比的优势，这种思想强调私营借贷的确存在更为灵活优势，借贷双方交易成本比官营借贷要低，所以他们认为官府不应控制借贷业，而应让民间借贷 业自由发展。
但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民间传统的高利贷行业在受到了严重冲击之后，为了寻求自保，开始在舆论方面谴责此次变法。
由于“贫富相资”思想完全符合民间高利贷者的经济利益，并它的支持者们大多在根本上反对王安石变法，这让许多高利贷产业者大肆宣扬“贫富相资”的思想，以求站在舆论的制高点来谴责王安石变法之中打击民间高利贷产业的法律条文。并希望这种做法可以引起宋神宗的重视，终止王安石变法。
随着这些人的宣扬，使得最终呈现在世人眼中的“贫富相资”思想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逐渐成为了民间高利贷群体的道德武器，成为了他们的保护伞。并且，这种思想完全符合宋朝顶级权贵的根本利益，被这些权贵大加推崇，这也就让王安石变法在舆论上完全处于下风。
随着宋神宗的驾崩，王安石变法也面临着失败的局面，在新法被废除之后，民间高利贷者对“贫富相资”思想的传播并没有停止，这也让它在后世的思想中逐渐成为主流，占据了宋朝思想的主导地位。
两种思想的不断争斗，导致宋朝的高利贷行业重新洗牌，出现了商业、农业、官方三大借贷体系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两大思想流派的不断争论，给高利贷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两大思想流派争论的过程中，许多民间高利者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资本并不雄厚的放贷人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没有经受住打压而无奈破产。
他们的破产让宋朝的高利贷群体进行了一次洗牌，官商农三位一体的高利贷体系崩塌，逐渐使宋朝的高利贷的产业分化成为商业借贷、农业借贷和官贷三种借贷体系。
同时，由于破产的小型放贷人大多活跃于普通县城以及农村地区，他们的破产使得这些地区的高利贷产业变成了空白。为了迅速填补这一空白，宋朝的高利贷行业的利率逐渐下调，并出现了抵押借贷、租赁借贷、典当借贷等多种借贷方式。
他们的出现不仅填补了高利贷产业的空白，还让高利贷产业的形势更加多样，进一步推动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朝经济冠绝古今，它一改前朝之风，不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而是大力发展商业，用商业缔造出了一个盘踞在东方之上的巨龙。
不过繁荣的商业也给宋朝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王安石变法前后“利出一孔”和“贫富相资” 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利出一孔”的 主张成为政府施政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经济实践之中几十年的时间。
南宋时，“贫富相资”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两种高利贷思想的对立不仅仅是双方角色认知上的不同，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对立，分别吸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形成儒家内部的治国理政理论的争论。
这两种相互对立高利贷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就存在的自由与管制经济思想对立的缩影。细细研读两种思想我们不仅能从看到宋朝经济产业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还可以透过这种辉煌看见当年宋王朝繁盛的政治经济文化。
参考文献：《宋史》、《管子》、《周官新义》、《四库全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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