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深圳蘋果商店（南七道攝）
前幾天寫了一篇文章，《一個小工廠主的艱難復工之路》，記錄了一個企業小老闆復工難的現況。微信閱讀率已經到了100萬，引發了很多中小企業主共鳴和討論。
冠狀病毒的疫情，一度讓整個中國按下暫停鍵。隨著疫情的高峰過去，各地正在嘗試逐步恢復正常的經濟運轉。到今天，情況開始發生了很大變化，以浙江為代表的地區，正在加快復工，甚至出臺了各種政策刺激民眾去當地復工和找工作。疫情過後，我們為什麼更應該留在一線城市？
一邊是復工難，一邊是搶著復工
對於復工，現在城市間出現了兩極的分化。在疫情還沒有完全平息的當下，很多城市出於謹慎，還在封城封路封村，道路無法通行。有些城市一邊面對經濟的停滯，一面還在猶豫要不要批准企業復工，或者給復工設立審批的多重手續。微信群裡轉發的四川某個地市的一張復工申請書，上面蓋了超過了10個部門的章。以這個效率，短時間很難全面復工。
與此同時，出現了完全相反的情況。有些省市不僅大張旗鼓的開工，還開始了迅速的搶人大戰，出臺政策和資金補貼，鼓勵勞動力前往當地就業和復工，以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最為突出。
浙江的搶人政策(部分地區)：
杭州：組織疫情平穩地區比如貴州，用專列接企業員工復工，第一批免費。對沒錢租房屋住的企業員工，政府給予每人500元的租房補貼。
義烏：政府對企業接回員工的包車費用給與補助，對自行返回義烏的員工給予補貼。
海寧：通過專門的汽車火車飛機，鼓勵員工復工，政府補60%的路費；
寧波：對於企業新增員工的社保，每人補貼500元；
廣東省(部分地區)：
珠海：企業新增員工，按每人500元標準進行補貼，每家企業最高補貼100萬元。
江蘇省(部分地區)：
無錫：為復工企業提供復工人員的核酸檢測服務，補貼50%的檢測費。
在深圳南山等公司高度集中的科技園區域，管理部門也由原來的審批覆工制度，改為了報備制度。只要企業報備後即可開工，管理機構進行不定時抽查。
搶人背後是年輕人的急劇減少
為何還在疫情沒有完全過去時，這麼急於招人呢？關鍵點是經濟和企業都是人推動的，而人口紅利逐漸衰減的現在，各類勞動力都變得越來寶貴。誰找找得到人，誰就能跑在前面。
2018年，對中國經濟頗有研究的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說，“人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以人為本，是建設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義。”“制約我國城市化建設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是城鎮化率剛過了60%，國民經濟的人口紅利卻已逐漸淡出，勞動力處於緊張，很多城市出現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情況。”2014年中國勞動力人口首次出現了下降，人口紅利時代不再有了。
根據中泰證券報告，2019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400萬，5年內可能會下降到1300萬，甚至是1100萬。中國將在2021年進入深度老齡化，2031年進入超老齡化社會。一方面是新增的人口越來越少，因為歷史政策等原因，90後的人口數量為1億7400萬人，比80後少了5400萬，減少了30%左右。00後就更少了。一方面是老年人越來越多，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2.4億，佔總人口比重達17.3%。
可用勞動力成了寶貴的核心資源。勞動力緊張正逐漸成為中國企業的常態，又便宜幹活又麻利的工人成了歷史。和深圳、溫州開工廠的一些中小企業主交流下來，整體的印象就是，人不好招。員工尤其是年輕的90和95後，越來越少，也越來越有個性。
溫州有多年工廠管理經驗的盧先生，10年前工廠工人，本地人和外地人比例是2：8，本地人很少，很多是貴州河南等地的工人。但是現在，這個比例正轉換過來，80%是本地人，外地工人正在急劇減少。而員工的要求也在不斷提升，包括提供餐食，宿舍（夫妻房和空調房），底薪、加班費，週末不上班，社保，即使不住宿舍工廠附近也要方便租房。
深圳的蔡先生說，年輕的90後和95後，寧願去餐廳當服務員，也不來工廠，因為工作太枯燥，沒意思，也沒成就感。年輕的工人，即使進廠，也會選擇富士康，大疆、華為等大型的公司，待遇相對較好，也有榮譽感。但是一個現實是，年齡超過40歲的員工，很難進到一個大廠好廠。很多超過40歲的普通工人，沒有學歷和文憑，他們進不了大廠，於是進了小微企業，或者自己成立了家庭手工作坊。但是，即使這樣，這次疫情過後，這樣的人也不好找了。
人，成了企業最核心的資源。
為什麼要留在上海深圳等城市？
在經濟發展與疫情控制之前權衡，其實是一場平衡木的演練。如果長期不復工，企業發展、居民就業、政府稅收、民眾消費，都受到重創，長期持續後果完全沒法想象。如果復工，疫情控制不好，後果更不可想象。
其實復工和搶人大戰的背後，考驗的是對城市化管理水平高低。浙江敢於開放式的接納外省務工人員，其實是對自己應對風險、城市化管理水平的自信。這些復工人員怎麼過來？來了之後怎麼管理和就業？隔離場所、衣食住行的安排是否到位？怎麼避免出現大規模的人傳人等現象？怎麼監控人員變化的情況？這種管理水平，需要政府長期的積累和經驗打磨，而不是短時間之類的一蹴而就。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城市化管理長期分化的特別厲害，東部和西部，內地和沿海。本來就有很大差距，二線城市一直都在努力迎頭趕上。而這次疫情，可能會讓原本縮小的城市差距，進一步擴大。很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會發現，一座城市，不僅僅是要有大樓和大馬路，關鍵是有大格局和到位的管理。不然的話，一場暴雨就會讓一座城市癱瘓，一場疫情就讓一個省會停擺。
事發前的武漢，以武漢光谷為代表的經濟區，為了找企業入駐，北上首都，南下深圳，各種落戶補貼，各種拉人，確實建設有一定成果。但是一場疫情，讓城市管理的真實水平，完全暴露在公眾的視野裡。
在這次疫情裡，普通的民眾都可以看得出來，上海等經濟發達地，無論是醫療，還是政府口的負責人，對答如流，邏輯嚴謹，管理到位，效果突出。而前去援助武漢的女性醫療人員，早期連生理期的衛生巾都沒辦法解決，得要社會捐助。高下立判。
這次疫情很有可能再次逆轉原有的高級人才流動的方向，很多人發現，儘管以北上廣深為例的一線城市房價高居不下，生活成本高，但是信息化透明度，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反應能力等等，均不是二線城市，在短時間之內可以趕上的。這關聯到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發展甚至是存亡。
2018年，小米出臺激勵政策，假如員工從北京搬遷到武漢，“工資待遇基本不變，公司會為員工提供15天酒店住宿補貼。除此以外，還有3萬元的搬遷福利費。住房方面，小米可為員工提供人才公寓，想要購房的員工不受當地限購政策影響，可立即獲得購房資格。”不知道之前遷往武漢的小米員工，這次有沒有被感染的？或者家人被感染的？希望他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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