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程辦公始於“疫情”

昨日是年後開工的第一天,為響應國家抗擊疫情的號召,全國有過億的企業職員選擇了遠程辦公,在早班的高峰期9點左右,因為遠程辦公會議需求的暴增,企業微信和釘釘這兩個在線辦公輔助工具都因出現不同程度的短時間卡頓、掉線而登上了新聞。

除了出現常規性的窘態之外,在職場社交平臺脈脈我們也發現了企業和員工雙方對突如其來的遠程辦公措手不及,有企業員工爆料一些企業要求全天開放攝像頭,並同時增加了早晚會制度,更有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在開工的幾天前就已經在公司的微信群中發出各種各樣的遠程辦公指南,但這些措施總歸是不能解其根本性矛盾,員工認為每天徒增了沒有意義的早晚會,攝像頭的監控更是侵犯了自己的隱私和人格,而企業方認為自己無法管理員工,擔心員工偷懶,曾今的互相信任在一層又一層的枷鎖中築起了高高的壁壘,這是誰的錯呢?

當然這次最早嗅到遠程辦公商機的還是那些互聯網大廠,1月25日,華為雲旗下的WeLink宣佈免費,瞬間就吸引了上千家企業,釘釘和企業微信兩個領頭羊則將自己遠程辦公系統免費開放給了平臺上那些已有的企業用戶。這個窗口上,字節跳動推出了“飛書”遠程辦公軟件來搶食這個市場,同時還有許許多多的小企業都在這個春節推出了不通過類型的遠程辦公系統。這個商機似乎是被疫情激發的。

剛性且數億的需求,為何有上面的百態窘境呢?想要回答這個疑問,或許還得從當下企業的運行機制說起。

遠程辦公打破了傳統信任機制

員工在一個固定的場所為企業辦公,然後企業和員工之間通過一系列的規則制度建立了雙方認可的高度信任機制,這套機制基本上被所有企業管理層和員工所認可,即使當下有了像企業微信、釘釘、石墨文檔登遠程溝通交流、輔助辦公的協作性工具出現,但他依賴的還是這套信任機制,並沒有打破這套機制。

以上下班打卡為例,從最早的簽字打卡,到後來的指紋打卡,以及當下依賴於地理位置的互聯網平臺打卡,無論形式如何的變化,在固定的位置打卡是一切設計的底線邏輯,從未發生任何改變。而當下的在家遠程辦公完全推翻了這套機制,即使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打卡,而在哪裡打卡完全成了員工自主的選擇,企業沒有絲毫的制衡措施。

恰恰就是因為沒有了這樣的制衡措施,才有了上文中的那些早晚會制度、可笑的攝像頭監控、還有響應時間的要求,一切都是對缺少打卡動作之後的制衡彌補。所以說,遠程辦公看起來因為這次疫情讓其市場需求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但實際上卻是一朵帶刺的玫瑰,只能看著,卻不能擁有。

想要讓這個剛需性的市場爆發,目前最緊迫的是如何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信任機制,至於工具性層面的增減是在有了前者的基礎之上才能修建的高樓大廈。

遠程辦公需要重塑管理、改變現有辦公習慣

當這次被迫式的遠程辦公需求被激發後,從一些企業採取的措施上能看出是在傳統工作任務和管理要求之上,有增加了許多員工負擔和要求,而不是改變之前的管理模式,現有的辦公習慣一般是以天或周為單位,員工以此為基礎向領導彙報自己的工作情況和進展,而在遠程辦公的下,依賴於時間基礎要素的管理方式依然可行嗎?在員工行為和動作不可控的情況下,依賴於時間要素管理恐怕只能是減弱信任機制,而非重塑信任機制。

遠程辦公這一步的跨越不是一朝一夕的,筆者認為,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企業微信、釘釘等一些遠程辦公的代表性工具都不是遠程辦公最終的初級雛形,它們離真正的遠程辦公形態還很遠。因此,看似熱鬧的市場可能會隨著疫情的結束而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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