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蟲二
非常時期，出門戴口罩，宅家拼小區。
有了這道安全屏障，量體溫，查證件，填表格的防疫三部曲才得以發揮效力，但沒圍牆，沒物業的開放小區怎麼辦？
2月11日武漢發佈第12號通告封閉小區時，央視記者第一時間探訪了礄口的營南社區，發現這個擁有22棟樓4000多居民的老舊大院只能用塑料繩簡單圍合，後來臨時趕工建起一道圍牆，才算完成隔離。
不僅武漢三鎮，全國這樣的小區都不少，2月14日武漢專門出臺了一條指導措施，規定“老舊小區、開放式居住區通過打圍方式實現硬隔離，出入口安排人員24小時值班值守，測溫登記，審核放行”。
說到這裡，大家似乎應該慶幸自己的小區門禁森嚴，自己的家門不是緊鄰街道了。然而4年前曾有一分紅頭文件，試圖告訴我們完全相反的道理。
這份名為《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若干意見》的文件是2016年2月6日發佈的，透露了城市規劃的兩個重要轉變：
1、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
2、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
肯定有人覺得，這不就是要把小區全變成寬窄巷子或南鑼鼓巷的節奏？什麼是街區制？常看美劇的朋友會有直觀的印象。
電影《穿Prada的女王》有這麼一幕，每天清晨，白領麗人們準時出街，湧向各自公司的高樓大廈，背景就是典型的紐約街區，簡而言之，開門見馬路，臨街是商鋪。
街區制的神髓是把居住功能、商業設施和公共服務融為一體，進而形成一個沒有圍牆的開放式社會。
這個思路也可以打破高檔物業對公共資源的壟斷，在Netflix紀錄片《Miss Americana》裡，身為頂級明星的Taylor Swift被粉絲一直堵到樓門口，縱然她買的是紐約上東區富蘭克林街975萬美元的高檔公寓，也沒有特殊待遇，唯一的區別是她有保鏢。
所以，街區制的利弊一目瞭然，特色是方便，優點是繁華，短板是私密，死穴是突發公衛事件。
以這次的新冠疫情為例，假如我們的城市奉行街區制，所有封閉措施就只能以樓棟為單位，耗費的人力物力不言而喻。
既然如此，經歷了當年的非典，街區製為何仍然備受推崇？
因為城市病對任何國家都是切膚之痛，開藥方的人不少，但太理想的緩不濟急，太文藝的不接地氣，太商業的沒有傳承。
1898年英國人霍華德有個田園城市理論，主張把大城市拆分成一箇中心城和若干衛星城，分擔不同職能，遏制人口規模，發展慢行系統，以達到綠色宜居。
法國人柯布西耶認為城市必須“服務於人”，不能是“石頭沙漠”，他有個光明城市理論，認為建築應該向上發展，採光通透，間隔綠植，像一塊巨大的夾心餅乾。
美國人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城市是一個永恆變化的載體，但不能只是技術化的存在，應該像文藝復興那樣把時代的靈魂裝進去。
1933年《雅典憲章》定義了現代城市的四大功能，就是居住、工作、遊憩和交通，保護歷史古蹟，延續人文價值，促進商業發展。
中國過去也沒少討論，俞孔堅的“反規劃”在精神內核上與上面幾位大師就有銜接，但我們推動街區制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動機。
核心是“錢從哪兒來”的邏輯變了。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沒有資金大興土木，寬馬路、大街區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必然選擇，而且我們的土地從來不“零售”只“批發”，所以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開發商居於主導地位，他們拿地蓋房，然後打包各種服務，在這個模式下，開發商實力越雄厚，社區越大，生活越便利。
碰巧中國人也喜歡大而全，北京天通苑常住人口70萬，回龍觀也有30萬，自給自足堪比小城市，中國人買房子，一般不看規劃，先看開發商實力，再看小區規模，有了這兩樣，就不怕沒配套，這是房地產數十年來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對每個房主來說，帶期限的土地使用權相當於一次性支付了70年的財產稅，既然付了錢，當然希望所有的公共資源關門獨享，而不是無償開放給外人。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鄰避效應”，同樣是必要的生活設施，大家都希望學校、商超越近越好，垃圾場、殯儀館越遠越好，人多的社區往往通過群體事件的方式，形成公輿氛圍干擾城市規劃，甚至演化出操控議程設置的能力，你沒法責怪任何人，我們的城市就是這麼運作的。
街區制推崇的是小而美，把地塊拆散變小，讓開發的門檻更低，更靈活，街道變窄，路網綿密，慢行系統發達，降低了汽車的使用強度，地塊進深控制在20-30米左右，幾乎沒有不臨街的房子，商業和生活氣息濃郁。我們常說有些城市舒服愜意，有些冷峻疏離，其實與此有關。
另一方面，街區制也代表了從節流到開源的轉變。
我們以前的大街區，開發商包打一切，政府貌似節省了一般公共開支，但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獨立王國”，街區變小之後，社區內無法再預留公共空間，基礎服務改由財政埋單，商業設施交由市場消化，屆時會推動PPP之類的解決方案。
另外，小街區生活便利，消費氣氛濃郁，優質商業業態進一步下沉到街頭巷尾，而不是龜縮在大型Shaopping mall，等於變相擴大了稅源，產生了更多的稅基。
同時也限制了開發商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過多角色，以商業地產的繁榮取代高地價的住宅地產，有利於從根本上遏制房價過高的狀況。
歐美國家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有人考察過美國得克薩斯州布蘭諾市的西屋社區，這裡的住戶以中產為主，大部分房屋臨街，道路四通八達，單位時間的車流量不大，加之有綠地隔離，舒適宜居，所有房屋的背後都有圍牆，但這是照顧泳池的秘密，而不是為了把社區封閉起來。
同時，小區內部道路納入城市路網，可以激活交通末端的毛細血管，前文提到的那份文件要求城市路網密度達到8公里/平方公里以上，但目前中國36個主要城市的均值僅為5.8公里/平方公里，達標城市只有深圳、廈門和成都，遠遠落後於歐美髮達國家，巴塞羅那是13.4公里/平方公里，紐約是16.8公里/平方公里，日本8個主要城市的平均水平是20.04公里/平方公里。
最早進行“小街區”試驗的成都規定道路寬度不得大於25米，按中國《城市道路工程設計規範》的標準，這就是四級公路的水平，車流量有限，非但不擔心噪音汙染，反而會刺激真空玻璃等行業的發展，也符合推廣節能拼裝式住宅的趨勢。
此外，街區制還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價值。
去過迪拜的人都知道這座城市有新、老之分，老城區畫風古樸，有三線小城即視感，而高樓大廈的新城區如同沙漠裡的海市蜃樓，兩種格調恍如隔世。
這種扔下老城、再造新城的策略是兩種理論的雜交，老城區是霍華德的田園理論，新城區是柯布西耶的光明之城，看似一舉兩得，既保留了歷史，又兼顧了發展。
其實只是眼不見為淨，把階層固化換成了區域固化而已，如果不是人口少、福利好，未來會有高昂的社會治理成本。
有些迂腐文人可能跳出來洗白，告訴你老城區有一種穿越時代的歷史滄桑，那種歲月沉澱的悠閒和恬淡是金錢換不來的，這純粹是扯淡。
城市和農村的最大區別就在於提供了完善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發展機會，你把這部分強行抽出去，城市根本毫無宜居性可言，田園牧歌和市井精神，永遠尿不到一壺。
所以街區制本質上不是一個規劃思路，而是一種社會治理體系。
我們的基尼係數不低了，北京就有“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說法，藉著疫後經濟復甦的機會，打破原本封閉的獨立王國，把公共資源全部釋放出來，其實是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
旅居美國的加拿大學者Jane Jacobs’s有本書叫做《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就充分挖掘了這個社會學價值。
在她看來，街道的最佳狀態是路上有行人，樓上有觀眾，彼此都能感知對方的存在，卻保持相對舒適的距離，這樣既有歸屬感，也有安全感。
她在幾十年前就意識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城市公共空間的視覺阻斷，往往會發展成人際和階層阻斷。
這個觀察普及到規劃層面，就是城市的街道可以長，街段必須短，多路口、有拐角，不能有死衚衕，熱鬧的人流，便利的設施遠比大塊頭的地標建築實用。
2016年的紀錄片《Battle for the City》就反映了當年Jane Jacobs’s和紐約市政官員Robert Moses的歷史對決，最終宏大的城市規劃敗給了柴米油鹽的普通人。
按照Jane Jacobs’s的理論，街道除了讓市民視線互動，還應該有孩子們玩耍的地方，足夠養眼的綠化，以及攤販、街頭藝人，保留文化多樣性。
很多人的安全擔憂並無必要。
實行街區制，打開封閉小區，不是放縱公租房的人隨時去湯臣一品的花園溜達，而是避免墨西哥城、里約熱內盧、孟買、雅加達那樣的貧富分化，在那些超大城市裡，貧民窟和富豪區經常只有一街之隔，卻壁壘森嚴，老死不相往來。
階層固化最容易被感知的並不是收入懸殊，教育差異，而是肉眼可見的區域分化所帶來的被拋棄的挫敗感。
這樣看來，推了4年推不動的街區制還得推，起碼有利於恢復被疫情重創的信心。
其一，街區制著眼於激發神經末梢的活力，雖然受益的是商業地產，但帶動了就業和消費，比單純的樓市狂歡更健康；
其二，街區制強化了環境對人的塑造，用Jane Jacobs’s的話說，“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在街道上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發展熟悉的公共交往”，可能是指那種“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的親切感；
當然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建立了應對突發疫情的完善體系，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有絕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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