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東漢王朝是劉漢宗室劉秀所開創的大一統王朝，雖說和西漢一脈相承，但東漢王朝卻有著與西漢獨特的區別，那便是它與生俱來所擁有的豪強基因。
劉秀在起兵之前，其家族宗室的身份雖然沒落，但也是南陽地方響噹噹的豪族，之後在逐鹿天下時更是得到河北大族的鼎立支持，才有了開創帝業的可能。
其中著名的東漢開國三十二功臣中，絕大多數都是富戶大姓，可以說豪強勢力是東漢政權內部最大的利益集團。
為了保障皇權，光武帝對豪強大族既經濟籠絡，又政治打壓，及至漢和帝時，作為豪強的特殊代表外戚登上了歷史舞臺，之後便與皇帝扶持的宦官勢力纏鬥不休，輪番專權，形成歷史上獨有的政治局面。
無論外戚、宦官集團，他們出現的根本原因，都是為了輔助皇權，不管這兩股勢力誰操持權柄，都不可避免的與士大夫集團所代表的地方豪強產生摩擦。
而隨著外戚與宦官勢力的消亡，東漢王朝也走向了窮途末路，地方豪強抬頭，最終軍閥割據，開三國亂世先聲。
外戚與皇權
光武帝及漢明帝在位期間，“<strong>登建嬪後，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對後宮妃嬪限制極為嚴苛，避免了出現外戚之禍。
但從章帝開始，出於對皇后竇氏的寵愛，竇氏家族勢力不斷做大，漸漸出現外戚掌權的徵兆，等章帝駕崩，年幼的和帝繼位，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勢力第一次登上東漢的歷史舞臺。
外戚的出現本意是作為皇權的補充，本質上也是依附在皇權之上，是一種畸形的專制皇權。
只是外戚勢力脫胎於豪門大族，他們具有經濟獨立性，擁有較強的社會基礎。在女主臨朝，皇帝不能行使皇權的時期，外戚家族的父兄子弟就成為太后的依靠，進而“並居列位，充滿朝廷”，掌握政權。外戚的政治屬性加強，自然讓他們如虎添翼，能夠攫取更多的社會資源，進而從事實上取代皇帝的專制地位。
外戚勢力對政權的全面控制，“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在政治上外戚擅權，皇權被大肆侵奪，皇帝淪為傀儡；經濟上，外戚藉助權力，兼併土地，聚斂財寶，大起莊園，成為東漢國內一支最為龐大的社會力量。
皇室的利益被侵奪殆盡，當然會激起皇帝的反抗，而藉助身邊親信宦官的勢力壓制外戚，便成了皇帝的首選。
宦官專權
漢和帝藉助宦官鄭眾的支持，剷除了竇氏外戚，宦官勢力由此為契機開始迎來發展期。
作為皇帝身邊最為親近之人，宦官對政事的參與有著常人無法企及的優勢，而且對於皇帝來說，宦官不能生育，也就不可能出現謀朝篡位的情況，相對於士大夫、外戚，皇帝自然更加信任宦官。
儘管宦官有參政的優勢，但缺乏社會地位，更沒有制度保證他們參與政事的合法性，所以在東漢中期宦官雖然通過支持皇帝扳倒了外戚，可他們並沒有真正成氣候。
但也是從漢和帝開始，出於對皇權專制的維護，皇帝開始賦予宦官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基礎，並給宦官參政在制度上開了先例。
拿幫助漢和帝扳倒外戚的宦官鄭眾來說，和帝為了酬謝其功績，封他為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開宦官封侯之先例。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評價道：“<strong>宦寺之亡漢自此始。”
宦官可以封為侯，這件事的政治影響很大，此後宦官被封為侯者接二連三出現，到順帝時有孫程等二十人封侯，他們動輒食邑數千戶，已經開始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社會地位，向著勢力集團邁進。
桓帝時以單超為首的宦官集團幫助皇帝誅殺外戚梁冀，各封為萬戶侯，“<strong>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
宦官除了社會地位提高，政治制度上也因他們而改變。
自西漢武帝開始，朝廷除了外朝還設有內朝，以此來加強皇權。皇帝常常給親信加官“侍中、中常侍”等職，這些內朝官由此出入禁中，與皇帝一同處理國事。
但東漢建立以來，中常侍一職不再成為士人專屬，開始授予宦官。尤其是漢和帝駕崩後，鄧太后主政，“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自此內廷近侍“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
這樣一來，宦官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參與政務，成為朝廷中最為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且除了將常侍等職專授宦官外，東漢朝廷還增設小黃門等官職授予宦官，小黃門一職“掌侍左右，受尚書事”，是宦官升任常侍等中樞要職的跳板。每逢有事，小黃門一直都是協助中常侍等宦官發動政變的主要角色。
由此可見，有制度的加持，而宦官本身又被皇權賦予更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勢必膨脹到一個令朝臣士大夫們忌憚的地步。
地方豪族與軍閥割據
東漢初期，朝堂主要勢力是南陽功臣集團，中期則是外戚勢力佔主導，而中後期以來，汝南、弘農等地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又逐漸佔據朝堂。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產生如此的原因，正是與東漢朝廷的政策息息相關。
早期的東漢王朝抑制功臣，並沒有給功臣集團太多政治地位，隨著時間的流逝，功臣集團便漸漸退出歷史舞臺，而外戚勢力則恰逢其會成為主導。
與此同時，從光武帝開始歷代皇帝都推崇儒學，察舉選才也以精通儒術者為上選，朝廷之內的士大夫大多數都是儒學出身。
國家的提倡，社會風氣的影響，讓地方豪族們多以儒學為家學，累世專攻一經，由此豪強門閥化、世族化，其中像汝南袁氏、弘農楊氏便是佼佼者，他們世傳家學，幾代人都位列三公高官，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而且隨著外戚與宦官集團鬥爭的白熱化，士大夫集團便迎來蓬勃發展。
士大夫集團作為東漢政府的具體執行者，不論是外戚還是宦官，士大夫們都對這些侵吞政府權力的行為有著天然排斥。
外戚專權時士大夫們反對外戚，宦官專權時也反對宦官。相對而言，外戚本來就出自豪強，與士大夫們更為親近，因此在宦官掌握權力時，他們會一致反對宦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還是代替皇權專制的宦官們，發覺了士大夫集團力量的壯大。
《後漢書 黨錮列傳》中明確記載，“<strong>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黨部，誹訕朝廷。”
正是士大夫集團的壯大，讓宦官的權力與皇權，受到了挑戰，才有黨錮之禍。
同樣的第二次黨錮之禍發生前，士大夫們與外戚合謀要剷除宦官勢力，結果提前暴露被宦官們提前行動，士大夫階層遭受了重創。
宦官勢力作為皇權的延伸，本身具有極強的排他性，警惕一切威脅專制的勢力，在成功打壓外戚與士大夫階層後，宦官專制迎來了它的最高峰。
但即便宦官勢大，它也是依附在皇權之上的產物，隨著漢靈帝駕崩，年幼的皇帝不能執政，東漢王朝再次重現了外戚與宦官的爭鬥局面。
外戚何進為了誅滅龐大的宦官勢力，引董卓進京逼宮，事還未成，何進就被宦官誅殺，而之後袁紹領兵進宮血洗皇宮，將宦官全數誅殺，外戚與宦官勢力徹底煙消雲散。東漢中央朝廷出現的權力真空，最後便宜了董卓。
此時朝廷權威大喪，士大夫集團在朝廷中沒能贏得執政地位，便轉移地方，依靠早已發展起來的宗族力量對抗董卓。像反董聯軍的主要首領袁紹、曹操都是如此，以地方豪強之力起兵舉事，反對董卓當政。
地方豪強擁有大片莊園田地，控制著數量可觀的農戶，他們要錢有錢，要糧有糧，近乎是半獨立的小王國。而且豪強的經學世族化，又使他們在朝廷內有足夠的話語權為自身謀取利益。黃巾之亂爆發後，地方豪強力量愈發做大，使得朝廷在平叛結束時，也只能改變建制，以牧守制代替刺史，變相承認了豪強在地方的主導地位。
董卓亂政之後，軍閥割據形成，各大割據勢力的首領，大多數都是士大夫豪族出身，這正是擁有稱雄條件的地方豪族壯大的直觀體現。
但我們深究割據的原因，主要還是東漢朝廷內部，圍繞皇權展開的此起彼伏的爭鬥，這種皇權亂象才是東漢王朝走向軍閥割據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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