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漢朝皇帝，還是曹操、孫權這些亂世梟雄，他們在處理豪族問題時，都有一個由對抗轉向妥協的過程。豪族與國家爭奪人丁和土地，是國家必須要打擊的對象。但是國家雖然可以暫時的抑制豪族增長的趨勢，卻不能完全消滅這股勢力。到了後來豪族開始掌握龐大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國家則不得不尋求與豪族進行合作。國家與豪族之間關係的發展是一個矛盾而曲折的過程，而這個發展過程在魏晉之後還要一直持續下去。
一、豪族問題的產生
西漢自漢武帝之後，隨著國家連年對外征戰，沉重的賦稅使得大量小自耕農破產，他們的土地被大地主兼併，他們自己則成了依附大地主的奴婢。雖然在秦朝以前也有人因為各種原因成為大地主的依附，但是當時這種依附關係並不強，還沒有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漢武帝之後，大地主的勢力開始不斷壯大，他們開始逐漸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依附民，此時的史書上就開始用豪民來稱呼這些大地主了。此後，“豪族“豪民"之類的詞在史書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可見在漢朝，豪族問題已經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社會問題。
二、漢朝的人身依附關係發展
漢朝人身依附關係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漢武帝到漢宣帝時期，這個時期人身依附關係還不是很強，豪族的影響力還很有限，國家可以用徙陵（陵邑是指以帝陵為中心，遷徙外來人口護衛和供奉皇帝園陵而設立的特殊行政區域。陵邑的設立與徙民政策緊密相關，徙民陵邑成為設立陵邑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而徙民陵邑作為西漢一種特殊的制度，從西漢建立到景帝末年的幾十年間，其對漢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等政策來加以遏制豪族勢力的增長。
第二階段是從西漢末期到東漢光武帝初年，這個時期的豪族已經有足夠能力來吸附更多的流民，而且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國家已經很難對他們採取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三階段是光武帝之後的東漢時期，這時的依附民與地主已經不是簡單奴役關係了，相反，這些依附民已經融入到了豪強地主的宗族體內立豪強地主的經營方式也已經發展成了田莊模式。豪族階級也因為世代經營變成了世家大族，他們已經可以主導州郡的行政運作。
兩漢時期，隨著人身依附關係的增強，政府對豪族的控制力是逐漸下降的，政府雖然可以用行政手段來抑制豪族勢力增長的勢頭，但是卻不能改變豪族勢力增長的現狀。
三、曹魏政權建立過程中，對世家大族政策的轉變
世家大族在漢朝已經經歷了400年的發展，這400年積累的影響力，不是曹操一個人能對抗的。當曹魏政權在政治上要邁出最後一步時，就不得不承認世家大族在當時的社會地位， “不是曹操創造了歷史，而是歷史創造了曹操"。曹操起初採取的是與世家大族對抗的政策，兗州之戰與官渡之戰都是他與世家大族之間爆發的戰爭。但是曹操在與世家大族對抗的同時，又不得不去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他“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要吸引世家大族進入自己的陣營。而曹操晚年為了封王，他的几子曹丕為了稱帝，都必須要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也因此，曹操晚年之後，曹魏政權的執政方針就開始向這些世家大族的政治訴求靠攏。
四、孫吳政權的江東本土化
孫策在入主江東時，因為屠殺江東的世家大族使得孫吳政權在當地很難得到支持。所以孫權繼位後大量啟用北方流亡士人，但是這也使得日後孫吳政權的發展陷入了瓶頸，尤其是上游軍事統帥在集團內部已經很難找到合適人選的情況下，就不得不從江東士族中選拔人才。但是江東士人是不情願和孫權合作的，而陸遜的出現正好為孫權打開了與江東大族合作的突破口，陸遜既有江東大族的背景，又不像其他出身大族的士人那樣桀驁不馴，再加上陸遜本人又是一個將帥之才，這也就給了孫吳政權江東化提供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此後丞相的位置又經過孫邵的過渡交到了江東士人顧雍的手中。陸家、顧家在孫吳政權出將入相，東吳政權的江東本地化也就水到渠成了。完成了政權江東化，孫吳的根基才算真正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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