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浩瀚，公子拾遺”

本期概覽

廠衛，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群體，自從明太祖設立錦衣衛，成祖設立東廠以來就一直陪伴著明朝，直至大明滅亡。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廠衛制度無疑是令人生惡的“特務機關”，但是明朝皇帝設立它的初衷卻不是如此，甚至一度成為國家最得力的助手。

那麼，廠衛制度究竟是如何從國之利器墮落到誤國害民地步的呢？

錦衣衛影視劇形象

東廠影視劇形象

廠衛的建立：天才般的構想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正式建立中國最後一個漢人封建政權——明朝。出身貧農的他，從骨子裡就恨透了官僚，即便自己已經成為了帝國的主宰，這種恨意也無法消除，在對功臣勳貴趕盡殺絕以後，不安和獨權的心理不僅沒有消除，反而越來越嚴重。

最終他提出了一個天才般的構想——在三法司之外，構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監察網絡，這就是錦衣衛

明太祖朱元璋像

錦衣衛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也就是朱元璋還在反抗元朝統治的鬥爭中的時候，他就仿照元朝拱衛制度設立了拱衛司作為他的貼身護衛，統歸督撫管轄，這也錦衣衛的雛形；，洪武二年，反抗元朝取得勝利後，拱衛司就改為了親軍都督府，顧名思義，此時的親軍就真正意義上歸屬皇帝個人所有了；兩年後，又改制儀鸞司。

到洪武十五年，真正意義上的錦衣衛誕生了，經過數次改革，朱元璋終於給自己的構想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拱衛司——都尉司——親軍都督府——儀鸞司——錦衣衛

《出警圖》錦衣衛

東廠的建立

一提到錦衣衛，必定會想到東廠，但其實，東廠的建立遠不如錦衣衛來得早。

永樂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設立東輯事廠，簡稱東廠，而首領則由親信的宦官擔任。其實很多人會問，朱元璋曾明令禁止宦官和後宮干政，而朱棣已經重新啟用了錦衣衛，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地設立一個由宦官管理的東廠呢？

我猜原因有二：

1.朱棣是篡位奪取政權的，而朱元璋留下的文武大臣大多都傾向於朱允炆，對於這些大臣，朱棣是絕對不敢相信的，而朱允炆的失蹤，讓朱棣更加焦急不安，所以朱元璋留下的人脈資源他都不會輕易去相信的。

2.朱棣在造反的過程中，宦官的功勞確實功不可沒，例如道衍和尚，是他靖難過程中最為得力的助手，不僅忠心可鑑，而且能力非凡，朱棣對於宦官的好感頗深，也絕對信任他們。

而這兩個原因，也正是東廠設立的目的。

東輯事廠

在整個明朝時期，“廠”並非僅僅是指東廠，還包括成化年間的西廠以及正德年間的內行廠。

西廠的建立源自於一起偶然事件：

當時有一名奸臣名叫李子龍，在朝中有許多親信，在這些親信的幫助下，李子龍屢次潛入大內，登上萬歲上游覽，雖然並無言明來意，但是宮中卻盛傳李子龍想要弒君，而二十多歲的憲宗皇帝得知此事隨即傳命錦衣衛誅殺李子龍，“李子龍”事件發生後，憲宗皇帝一直覺得有人想謀權篡位，便以“刺探民情”為由，設立西廠，由權臣汪直負責。

內行廠的建立則相對來說簡單得多，正德年間的權奸劉瑾權勢滔天，為了滿足自己的控制慾，在京師之內又增設內行廠，權力頗大，不僅是錦衣衛，連東廠和西廠都可隨意監視，但皇帝怎麼可能容許如此龐大的權力存在呢？劉瑾倒臺後，西廠和內行廠都相繼解散，明朝的特務機構又回到了錦衣衛和東廠並行的局面了。

總之，“廠”這個組織大部分時間均指代東廠，只是中間出現了西廠和內行廠這兩個小插曲，總體來說並無不同，可以理解為某一個階段的權力加深而已。

司法和監察最佳助手——國之利器

從現在的視角來看，廠衛制度是明朝的負面政策，但是，在明朝初期，廠衛制度卻是明朝司法和監察的最佳幫手。

明朝是在戰亂中建立的，初期的明朝百廢待興，經濟上的停滯自然不必多言，在政治上各種勢力暗流湧動，瞭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初期其實並不太平，洪武時期的北元勢力、“洪武四大案”等等，那都是會動搖國本的事情，可以說朱元璋這三十年皇帝不好當。

好不容易朱元璋一切都打點好，把江山移交給長孫朱允炆的時候，又出現了“靖難之役”，可以說，明朝的初期是在動盪中不斷髮展的。

面對尚未安定的朝政，不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刑法和監察，畢竟槍桿子底下出政權，廠衛制度就成了當仁不讓的首選了，要想知道廠衛是如何廠衛國之利器的，那還得先從廠衛的只能開始說起：

錦衣衛的職能

一、侍衛、儀仗職能

這應該很好理解，畢竟錦衣衛就是依靠侍衛儀仗起家的，本來就是皇帝的親軍，護衛皇帝以及皇親國戚都是分內的事情；另外，在皇帝巡幸或者外交活動的過程中，還得負責排場等儀仗工作，畢竟人家也是一國之君，沒點排場，有失國體。

嘉靖十五年，安南國發生叛亂，中止了對明朝的臣服，禮部和兵部共同上奏：“乞先差錦衣衛官有膽略才識、通達事機者一二人，令廣西鎮巡官選委官衛有司官員深曉夷情、熟知道路者三五人同往彼國勘問背叛情由奏報”

大國對於小國的外交，那一定是講究排場的，這種事情怎麼能少了錦衣衛呢？對吧

二、緝捕職能

緝捕，顧名思義就是“緝查”和“捕盜”，先來說說緝查，別以為什麼人都有資格被緝查的，錦衣衛的緝查職能是專門針對官員的，朱元璋開國以後，對於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死黨始終放不下戒心，幾乎到了日不能思，夜不能寐的地步，於是他決定賦予錦衣衛暗中觀察的權力：

明初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晚上因為一些瑣事而生悶氣，獨自在書房鬱鬱寡歡，第二天上朝的時候，朱元璋隨口就問他昨天為什麼生氣，宋訥一臉詫異，朱元璋便命人將錦衣衛暗中畫的畫像給他看，宋訥只能實話相對，朱元璋才微微一笑。

可見，錦衣衛真的是無孔不入，不過話又說回來，沒點畫畫的水平估計還做不成錦衣衛~~

捕盜，如果你認為是抓捕盜賊，那也太小看錦衣衛了，區區毛賊何以勞煩錦衣衛呢？這個“盜”，並非是指盜賊，而是指起義者和刑事罪犯，正所謂“盜賊奸倃，街塗溝疶，密緝而時審之”，主要負責京城防衛和治安工作。

三、監督司法

明代的司法體系是“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本來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體系，但是錦衣衛的出現就讓這個體系變得不再正常，司法體系本來應該是代表客觀立場的，但是錦衣衛是什麼？是皇帝個人意志的載體，是一個主觀的存在，當主觀意志開始監視客觀存在，那麼所謂的天平就會嚴重傾斜。

最著名的就是臭名昭著的“詔獄”了，作為一個比監獄恐怖無數倍的地方，詔獄一直是明代犯人的噩夢，許多犯人寧願自盡也不願意去詔獄，因為他們深知一旦進入詔獄，那麼不僅必死無疑，而且還會受盡非人的折磨，甚至連太祖皇帝朱元璋都覺得殘忍，曾下令棄用：

“詔內外獄勿得上錦衣獄，大小鹹經司法”

東廠的職能

東廠相較於錦衣衛而言，其職能在本質上並沒有過多的差別，只是更加專注於偵緝方面的工作，自永樂十八年，明成祖設立東廠開始，明朝的特務政治逐漸開始完善，一張密集的監察大網包圍了整個國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民生等諸多領域，一切的一切都盡在皇帝的監視之下：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創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又“東廠之設，始於成祖。錦衣衛之獄，太祖嘗用之，後已禁止，其複用亦自永樂時。廠與衛相倚，故言者並稱廠衛。”

廠衛制度的完善成為了明朝初年最大的殺器，洪武、永樂兩朝政治清明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這項制度，在錦衣衛和東廠的相繼監管下，為人臣者，不敢逾越絲毫，政治上的安定給國家復甦奠定了基礎，雖然是一個特務機構，但是卻在無形之中，保護了國家的穩定，讓明朝的前期發展能夠順利進行。

廠衛制度其實功不可沒！

“廠”、“衛”的權力紛爭和與皇權的背離

在具體闡述這個之前，我們先來講一講關於宋朝的“三冗”

什麼是“三冗”呢？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費，“冗”就是多餘的意思，那麼“三冗”就是指的多餘的士兵，多餘的官吏，多餘的支出，正是這“三冗”使得原本富庶無比的大宋，到了末期卻變得積貧積弱，最終無法逃過亡國的命運。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前面提到，東廠和錦衣衛其實是一個權力性質極其相似的組織機構，同樣是負責偵緝，同樣是為皇帝效命，同樣是屬於特務機構，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勢必會出現權力並行的情況，而對於一個封建帝國來說，權力並行的後果無非就是兩種：

1.像宋朝一樣，兩邊兼顧，最終使得國家機制臃腫不堪。

2.就是權力紛爭和壓制，擁有強大資源的一方會逐漸控制另一方。

東廠和錦衣衛就屬於第二種，現如今的影視劇，但凡涉及到錦衣衛題材的，那一定會順帶到東廠的“戲份”，更有趣的是，錦衣衛的形象是絕對正面的，而東廠則因為是宦官領導，所以其形象一定是負面的，其實，從歷史角度來看，這樣的論斷也就僅僅只為了影視效果，絕對不是真實的。

其實，自打成祖設立東廠開始，東廠就一直凌駕於錦衣衛之上，一直到崇禎皇帝肅清魏閹，二百多年的時間，錦衣衛多數時候是處於被掌控的地位，甚至在權臣魏忠賢執政時期，錦衣衛直接淪為了東廠的下行機構，錦衣衛指揮使的任命全權由東廠負責，這一時期，也是錦衣衛存在感最低的時期。

但是，兩者權力的紛爭充其量也不過就是內部矛盾，錦衣衛和東廠就如同是皇帝的“妃子”，誰得寵誰就能壓制對方，皇帝是不會去主動調節“後宮”矛盾的，反正都是為了自己的統治需要，誰佔上風都一樣，可是，當廠衛制度和官僚主義開始有了交集的時候，那皇權的警覺就會大大提高。

廠衛制度+官僚主義=誤國害民

明朝的皇帝是不喜歡官僚的！

這一點從朱元璋開始就註定了，朱元璋是貧農出身，打心底裡就十分厭惡做官的人，在他的帝國藍圖裡，官僚和皇權永遠是對立的，並且皇權是必須牢牢掌控著官僚的——我為什麼要設立廠衛？還不就是為了更好地監視百官嘛！

當廠衛制度和皇權的蜜月期過了以後，廠衛、皇權、官僚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就開始變得微妙了起來，皇權壓制廠衛和官僚，官僚需要廠衛來試探皇權，廠衛需要在皇權和官僚的夾縫中生存，這樣的局面對於廠衛來說，只有左右逢源才是上上策了，畢竟伴君如伴虎，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多一個同盟其實沒什麼不好的，至少死之前還能拉個墊背的。所以和官僚主義的勾結成為了廠衛制度的必然選擇：

“官僚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忽視現實，專講形式，在政府下級機關可以解決的問題，而又不需要詳細規定的事情，卻要提交上級機關以延長時日。”

官僚主義所拖延的時間，就給了廠衛制度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們常說，遲則生變，可能本來只是個很簡單的案件，經過廠衛和官僚的雙重發酵，很有可能就變成了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再加上皇權本來就對官僚們心存芥蒂，官僚為了自身發展，也會極力拉攏廠衛，進而形成合力。

廠衛和官僚的合力就是百姓水生火熱的開始：

“大璫大監，縱橫驛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

本來應該是政治的維穩工具，天下的監察典型，最後卻變成了誤國害民的罪魁禍首，這不得不說是廠衛與官僚形成的合力所帶來的危害：

“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產什傾家。殺人莫敢問。”陳奉在荊州，恣行威虐，每託巡歷，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其黨至人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馬堂在臨清，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中人之家，破者大半。梁永在陝西盡發歷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稅額外增耗數倍。二十年中所遣內官到處苛削百姓，引起民變，毒遍天下。這種情形，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卻故意放縱，來收受他的代表所剝削的十分之一的殘瀝。“

這股合力所帶來的風暴，已經逐漸擺脫了皇權控制，當然，這種擺脫並不是明面上的，甚至與其說是一種擺脫，不如說是一種參與，一種皇權的默許。

《明史》說：“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志皋、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故諸稅監益驕。”

大廈將傾，廠衛末路

總結來說，廠衛制度實際上是一種極為罕見的政治制度，它既是皇權極度膨脹的產物，又是皇權變相分權的一種舉措，在皇權和官僚的夾縫中生存的廠衛，早就走向了正義的背離面，在人民的心目中也早已烙下了陰暗的形象，百姓對於明朝的失望也在逐步加深：

《啟禎記聞錄》三：“七月二十五日，楓橋有好事者斂銀於糧食行中，以為賽會之資，風聞從來未有之盛……衿紳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肩輿舟楫之價，皆倍於常。通國若狂。”次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政府顛覆，在得到國變消息後的吳江，竟舉行從來未有之盛會。同書記：“四月初二日吳江賽會，目睹者雲富麗異常，為郡中從來所未有。是時北都不祥之說已競傳，民間猶為此舉，可見人無憂國之心！”這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