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愛情電影《辦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我漫步在莫斯科》
摘要：在蘇聯，我們曾經有很多性生活。
“在蘇聯，我們沒有性生活，我們堅決反對它。”1986年，一位女酒店經理在蘇聯國家電視臺如是說。演播廳觀眾大笑。這句話很快流行起來，它暴露了蘇聯的性生活現實遠不如官方話語那般純潔。
儘管俄羅斯對性的保守態度一直延續到今天，但這卻掩蓋了歷史上一個更有趣卻被忽視的時期：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頭十年，共產黨中地位較高的女性主張戀愛自由的政策，希望打碎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等“資產階級”制度。
但是這一性解放革命的好景不長。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約瑟夫·斯大林上臺執政時，他提出了相反的觀點：核心家庭——而不是性自由——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什麼才能解釋這種政治轉變？政府最初的性解放立場究竟是代表著一條未被接受的政治路線，還是說，這只是俄羅斯更廣泛的性壓抑歷史長河中一個短暫的插曲？
讓我們看看西方國家。到20世紀20年代，女權主義者已經為許多擁有財產權的西方女性爭取到了選舉權（在英國，21歲以上沒有財產的女性直到1928年才能投票）。但在蘇聯，婦女的權利更為廣泛。除普選權之外，她們還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並享有同工同酬的權利。墮胎合法化開全世界先河，而且對工廠工人免費。兒童——無論親生還是私生——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地位。婚姻不再受教會管轄，離婚程序被簡化，婚外性行為得到寬容，同性戀也不再是犯罪。
布爾什維克創辦了世界上第一份社會主義婦女雜誌“Rabotnitsa”，首版於婦女節發表
這種激進的種子從何而來？到19世紀末，俄羅斯的貴族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女權運動齊頭並進，各種組織——如1895年成立的俄羅斯婦女互助慈善協會（Russian Women’s Mutual Philanthropic Society）——為婦女在工作場所的平等和改善孤兒院條件而鬥爭，併為貧窮的職業母親建立託兒所和食堂。“勤奮之家”（The House of Diligence）幫助受過教育的婦女找到了家庭教師的工作，“青年女性幫助協會”（Society to Assist Young Girls）試圖“保護女孩，主要是工人階級的姑娘們，使她們免於因生活貧苦而去選擇賣身“[1]。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工作。1904年至1910年，俄羅斯的工產業工人增加了14.1萬人，其中80％以上是女性。
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徹底平等的承諾之上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蘇聯社會也應該實現性別平等。卡爾·馬克思認為，勞動婦女在工廠和家庭中受到雙重壓迫。“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醜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卡爾馬克思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不無諷刺地寫道[2]。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社會主義組織中，對婦女地位的關心通常被認為只是資產階級的消遣。社會主義正統觀念認為，階級鬥爭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解放勞動婦女。
直到1912年，布爾什維克開始將婦女問題視為政治議程的一大關鍵。那時，他們開始積極讓勞動婦女參加示威遊行，並在《真理報》上專門開闢了一個女性問題的版面，並在1914年創辦了一份女性雜誌“Rabotnitsa”。
科倫泰的性自由
亞歷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是那一代最重要的女性積極分子之一，她是第一位社會福利政治委員，也是克里姆林宮政府中最傑出的女性。科倫泰是倡導性自由的代表人物。 1872年，她出生在聖彼得堡一個貴族家庭。年輕時她已能講七種語言，周圍的人希望她去接受中產階級價值觀，即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伴侶。她不顧父母拒絕讓她上大學的想法，考了一個教師證書。 她要賺取足夠多的錢來補貼她的丈夫弗拉基米爾——一個收入不高的工程師。他們結婚幾年後便分居了。 “我仍然愛我的丈夫，但是作為家庭主婦和妻子的幸福生活對我來說則是‘牢籠’，”她在1926年《一位性解放後的女共產主義的自傳》中解釋道，“我的同情心和興趣越來越多地轉向了俄國革命工人階級。”
儘管還結著婚，科倫泰已經在1896年開始給勞動婦女上課，並幫助安裝過濾器以清潔工廠的空氣汙染。但看到工人們日日夜夜都過著骯髒的生活後，她意識到慈善只是杯水車薪。與更為貴族的女權主義運動劃清界限後，柯倫泰開始認為必須從更根本的層面改變經濟關係。換句話說，婦女的不平等只能以社會主義革命來解決。
柯倫泰（左），第一位社會福利政治委員。這是她於1918年與無家可歸者的合影
圖片來源：Sputnik Images
為了尋找答案，科倫泰離開丈夫和四歲的孩子，去蘇黎世學習經濟學，然後回到蘇聯。 她在聖彼得堡成立了第一個職業女性法律俱樂部，組織遊行，撰寫了大量文章和書籍，並在歐洲和美國舉辦題目為“新女性”和“婦女問題的社會基礎”的關於勞動生活、性觀念和母親身份的講座。
1908年，為避免逮捕，科倫泰逃離俄羅斯，之後結識在瑞士流亡的列寧。在革命期間沙皇退位，科倫泰迴歸，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或工人理事會）委員，並最終擔任人民社會福利委員。 1919年，工作兩年後，柯倫泰幫助建立了蘇俄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婦女部，旨在改善婦女生活和教育情況。
在科倫泰看來，性革命主要是從精神上解放婦女，使其不受一夫一妻制和家庭的束縛和奴役。她認為，如果女性能夠決定何時生孩子，而且國家確保她們的教育，她們就能學習、工作和參與公共事務。她希望這些改變能夠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新女性”。
科倫泰還強調，愛情在社會的主導地位加重了兩性權力失衡。她在191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所有現代的女性教育都旨在讓愛情封閉她的生活。是時候教女人把愛僅僅作為一個展示真實自我的一個過程和方式，而非生活的基礎”。在科倫泰的筆下，“新女性”會知道“生活的美好不僅只有愛情”。
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種轉變似乎正在發生。 1927年，科倫泰的小說《紅色戀情》（Red Love, 1923）在美國出版，講述了一個年輕未婚女性在共產主義下工作和生活的故事。 在英文譯本的前言中，科倫泰指出，蘇聯社會“開始尊重女人，不是因為她‘道德高尚’，而是因為她整個人的價值和她為她的階級、國家和全人類貢獻的才智。”
柯倫泰《紅色戀情》
除了讓女性得到愛情以外的自我認知，科倫泰還想恢復友情，使之成為更平等關係的典範。 《迎接長著翅膀的愛神：給工作青年的信》（1923）是一部關於情感的政治史。她說，在史前時代，人類將愛情想象為親情的一種形式，如兄弟姐妹之間的愛。封建世界將騎士的“精神之愛“理想化，將愛與婚姻分開。但最終，隨著中產階級的發展，資產階級道德下的愛情範式變成了一對夫妻之間的愛，他們“共同努力，以便增加與社會分離的家庭細胞的財富”。相反，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應該努力本著同志團結的精神，在兩性中灌輸一種“愛情-同志友誼”關係。這種理想可能更接近希臘羅馬模式。
當然，革命後初期，仍然有很多婦女問題。女性失業率居高不下，性暴力依然盛行，一些觀察家譴責新出臺的性別政策似乎允許親密伴侶被剝削，隨後被拋棄。 1926年，《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評論家說：“男人換妻的熱情，就像他們對40%伏特加的熱情那樣”。
但許多女性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們過得越來越好。在旅遊札記《俄羅斯：革命後的三段旅程》（1928）中，希臘作家尼科斯·卡贊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觀察到，他在莫斯科遇到的女性告訴他，她們更關心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婚姻。 22歲的貝拉·格里高利夫娜·奧爾金說：“我最大的快樂不是得到一個男人，而是去工作，不去當一個寄生蟲。當然，我也要愛情。我不是禁慾主義者。但是，不能只是卿卿我我浪費時間。“這些觀念也從蘇聯傳播到其他地方。在羅馬尼亞，反對者拿科倫泰支持婚外性行為這一觀點大做文章，以此在兩次大戰期間反對共產主義。
列寧的三角戀
列寧作為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也支持科倫泰對“資產階級”愛情觀的譴責。他認為放棄“婚姻至上”的觀念會加強階級團結，推動工人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然而，就像黨內其他一些資深成員一樣，他對上述觀點也有所保留。 1915年1月，他給革命領袖伊內薩·阿爾曼徳寫了一封信，宣稱愛不應被物質和金錢所困，但是把“戀愛自由”理解為“擺脫生育子女的義務”，和”通姦的自由”則是“資產階級，而非無產階級的需求“[3]。
事實上，阿爾曼徳也是列寧的愛人。她生於法國，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五歲時她搬到俄羅斯，與祖母和阿姨生活在一起。19歲時，她嫁給了一位富有的紡織工廠主亞歷山大·阿爾曼徳。九年後，她結束了婚姻，與前任丈夫的弟弟弗拉基米爾（一個小她11歲的學生和革命者）建立了長期的戀愛關係。
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左）、列寧（中）和阿爾曼徳（右）
對阿爾曼徳來說，性自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女權主義核心。像科倫泰一樣，她積極從事慈善活動。在第一次婚姻中，她為農民子女建立了一所學校，與其他人共同創立並擔任莫斯科改善婦女命運協會（Moscow Society for Improving the Lot of Women）的主席，該協會培訓貧窮和勞動婦女，並幫助從前的妓女從良。而她們隨後想要辦一家女性報紙和一家女性主日學校的嘗試卻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阻撓。
這也許是阿爾曼徳確信只有革命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變革的原因。1903年，與第一任丈夫離婚後，她立即加入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Workers’ Party）。隨後她前往布魯塞爾學習經濟學，並穿梭俄羅斯和法國之間為社會主義運動進行地下工作。 1911年，她在巴黎遇到列寧，革命後與他和他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一起搬到克里姆林宮。列寧和阿爾曼徳育有一子，而且克魯普斯卡婭似乎知道他們的這段關係。
阿爾曼徳與科倫泰一同合作設立並運營促進婦女利益的委員會。1920年，列寧擔心她過度勞累，要求阿爾曼徳在高加索療養。她剛到那兒不久，就患上霍亂，不到一個月內即去世。列寧悲痛欲絕，命下令將她埋葬在克里姆林宮，與其他的革命烈士合葬。
布里克的多伴侶關係
當阿爾曼徳和科倫泰將性解放主要理解為免於婚姻和家務的束縛時，集作家、社交名流和電影導演於一身的莉莉亞·布里克（Lilya Brik）卻擁抱了一種更加激烈而有系統的自由戀愛——多伴侶關係（polyamory）。
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在她1915年7月主持的文學沙龍上相識。當時莉莉亞的丈夫奧西普·布里克(Osip Brik)對馬雅可夫斯基的詩《穿褲子的雲》印象深刻，並馬上提出願意將其出版。接著，莉莉亞·布里克和馬雅可夫斯基之間開始了一段戀情。三年後，馬雅可夫斯基搬進了布里剋夫婦的公寓，之後他們三人一起住在鄉間別墅裡。
他們給這一非傳統家庭定下的原則之一是，每個成員都必須給予其他成員自由。然而，到了1925年，莉莉亞·布里克給正在旅行的馬雅可夫斯基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我覺得，你已經不再那樣愛我了，而且不會因即將發生的分離而多麼痛苦。”儘管在接下來幾年裡他們各自進行了大量旅行，但他們一直保持著關係，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0年，馬雅可夫斯基與他的新情人——女演員維羅妮·卡波隆斯卡婭（Veronika Polonskaya）發生衝突，隨後自殺。在遺書中，馬雅可夫斯基寫道：“政府同志，我的家人包括莉莉·布里克、我的母親和姐妹以及維羅妮卡·維多爾多夫娜·波隆斯卡婭。”他把一半的詩歌版權留給了莉莉亞·布里克，另一半留給了他的母親和姐妹。
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
阿爾曼徳於1920年去世後，科倫泰獨自領導婦女委員會。儘管她有影響力，但觀念比政府的同僚更激進且頗具爭議——儘管這些她對女性和性的看法並不是她被排擠的原因。1921年，她組織了工人反對組織（Workers’ Opposition），抗議黨內的專政和工人缺乏代表的現象，但未能獲得支持。由於缺乏黨紀，她開始受到被驅逐的威脅。1924年，科倫泰被派往芬蘭出任駐芬蘭大使（這使她成為20世紀第二位女性大使，僅次於亞美尼亞駐日本大使戴安娜·阿布加（Diana Abgar））。
婦女委員會還是以某種形式繼續運作了十年，直到1934年斯大林最終將其撤銷。他支持婦女參與勞動，但認為它的實現並不需要家庭內或性別平等。事實上，他視此為資產階級觀念。斯大林還將墮胎定為非法，恢復對離婚的嚴格限制，宣佈同性戀是精神病，在全國內鼓勵婦女生育。在1949年國際婦女節當天，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講話中，將兒童教育描述為“母親光榮的社會責任”。儘管國家提供免費的托兒和教育，但男性在家中的職責卻可以比妻子少很多。在斯大林看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並不是他需要關心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又恢復了部分性自由。新一屆共產黨領袖赫魯曉夫執行了一項去斯大林化計劃，其中包括廢除墮胎禁令。但遺憾的是，科倫泰比斯大林早一年去世，所以沒能看到這一禁令。但即便如此，俄羅斯從來沒有完全重溫這些早期女權主義激進分子的潛力。官方的紀念活動忽視了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女坦克駕駛員、女狙擊手、女飛行員和護士。戰後，婦女被排除在政治行動中心之外，母親成為她們的主要職業。性虐待常常被忽視。私下裡，女性被要求去承擔了大部分的兒童保育和家務勞動。即使在今天，科倫泰和阿爾曼徳爭取的性自由仍然是蘇聯歷史上被遺忘的一段插曲。
最近，俄羅斯議會的辯論提議，禁止沒有孩子的女性上大學，以此鼓勵她們生育而非投資自己的事業。2017年1月，議會通過了一項將虐待配偶視為“私人”而非法律問題的法律。看來，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進步主義再次進入俄羅斯政治話語的主流也許還任重道遠。
註釋：
[1] 原文出自歷史學家凱西·波特（Cathy Porter）的傳記《亞歷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 A Biography, 2013）；
[2] 出自“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68年12月12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3]《致伊·費·阿爾曼徳》(1915年1月17日),《列寧全集》第四十七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77/12747084.html
原文鏈接：
https://aeon.co/essays/the-shining-moment-when-russian-revolutionary-women-reinvented-sex
翻譯：七音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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