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代價
法國因為捲入30年戰爭，到黎塞留去世之時，波旁王朝政府已經將未來三年的收財政收入提前花光，到了馬紮然手裡幾乎就是一個爛攤子。 他必須想方設法去弄錢，也只有如此才能維持對西班牙的戰爭，從而達到他以戰促談和以戰促和的目的。在30年戰爭之前，法國的財政控制的還是比較好的，且賦稅徵收也沒有發展到撬骨吸髓的地步。但是到了1634年之後，隨著法國開始對西班牙發動戰爭，而且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賦稅增收一下子漲了5倍，1643年法國政府的開支已經超過1.24億鋰，相當於花掉了8萬公斤的黃金。而當年法國的財政收入還不到7100萬鋰，超支幅度達到75%，而到了1647年僅政府借款這一項就已經超過了3.5億裡。
因為長期對外發動戰爭，而法國自身又是一個農業大國和領土大國，並且還是當時西歐人口大國。這就讓法國不可能像瑞典一樣舉國動員的去打仗。農民們必須要留在土地上耕種，然後納稅。他們是珍貴的勞動力，對於當時的法國來說，她不能容忍大量的平民在戰場當中死去，或者是因為戰爭而耽誤糧食的收成。戰爭的主力則是法國大大小小的貴族和一大批僱傭的職業軍人。
所以在當時的法國，不僅是農民，普通的商人和市民也要承受極高的賦稅，而貴族則因為承擔戰爭義務可以獲得免稅權，當然神職人員也可以享受免稅權（因為他們的數量佔比實在太少，且當時法國的教會也早就被法國國王搶的一窮二白了）。出於戰爭的考慮，一般的大貴族都會進行捐款，1645年法國的貴族一共捐了400萬鋰的戰爭捐款，但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
為了緩解財政問題，波旁王朝設立了稅務官，稅務官的任務就是繞開法最高法院，直接向農民徵收高額的賦稅，當然這個賦稅是以王室的名義進行徵收的。而且稅務官這個官職也需要富商掏錢從王室手中購買的，說白了就是一種賂官。
但是隨著戰爭規模越來越大，賦稅也越來越重，很多中小農民幾乎已經破產了，他們沒有能力繳納稅款。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即便是稅務官職也收不上來錢，這就導致了稅務官這個官職失去了購買的價值。在馬紮然主導的攝政政府統治時期，法國的稅務官體系崩潰了。 當然即便稅務官一文不值了，但是稅還是要收的，因為仗還是一直在打，所以當時法國又重新設立了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的督辦官（intendants）和稅務專員。督辦官擁有自己的行政機構，而且很多督辦官又兼職稅務專員。這些督辦官們的高壓統治引起了法國第三等級（所謂第三等級就是"those who works"即給那些工作的人或勞作的人）極大的不滿。
不滿情緒最嚴重的當屬擁有大量地產的農場主和士紳階層，他們不是貴族，所以沒有戰爭義務，沒有戰爭義務就意味著沒有免稅權。所以即便他們再富裕，他們也要繳納重稅。但是要知道的是，當時法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很多都出自士紳階層。而且作為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們直接效忠並負責的對象是國王，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拒絕繳納這種沉重的賦稅的。但是因為督辦官的高壓，他們又不得不繳納超出他們所承受能力的賦稅。
再就是法國當時的"包稅人"（tax famer），法國的波旁王朝為了戰爭需求，廣泛的在全國實行包稅制。所謂包稅制，就是將一個地區一年或幾年的繳稅能力和繳稅額度進行計算，然後一次性的將該地區的徵稅權折價賣給商人，通過這種方短時間內籌集大量資金去應付戰爭。但是王室督辦管的存在，又嚴重的削弱了地區的經濟，這就導致了法國各個地區的經濟面臨破產，那麼包稅人帶來的徵稅權也就形同虛設了。
在17世紀初，王室偶爾才會下派督辦官，但是到了黎塞留時期，督辦官開始系統化，1643年4月的一項法令又進一步將督辦官制度化。這就意味著農民地產主和商人不僅僅要向包稅人納稅，他們還向要向督辦官直接繳稅，而且一些地方貴族對他的封地仍有傳統的徵稅權。對於一個普通農民或鄉紳來說，他們要面臨的是多重重稅的壓迫。
而且即便到了馬紮然時代，法國政府還在不斷的出售包稅權，而購買這些包稅錢的則是金融家。馬紮然大量出售包稅權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法國僅靠國內稅收是很難繼續維持戰爭的。波旁王室必須向銀行家大量的進行借款，但是向銀行家借款是要有抵押的，而法國當時拿不出什麼東西去抵押，所以只能將地方的稅務權廉價出售給銀行家作為抵押來獲得戰爭貸款。
這些銀行家在獲得了包稅權後，會將包稅權層層的轉包出去，這就導致了最後落到農民頭上的稅務是遠遠超出原先估計值的。所以，法國的農民在當時是沒什麼不滿的，因為他們的日子已經沒法過了。並且王室的督辦官往往會搶在包稅人前面進行收稅，這樣包稅人自然就會蒙受損失。
而且當時法國不僅僅存在督辦官和包稅人，為了短時間內籌集戰爭所需要的龐大資金，波旁王朝命令各地的市政廳發行城市公債（rentes），這種公債類似於現代社會中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但是在當時的法國，債券持有人根本不可能按時的領取足額的利息，而且當他們買來的公債到期之後，他們的本金也不能足額退回。到了30年戰爭快結束的時候，這種情況已經惡化的不能再惡化了。
馬紮然之所以急於結束30年戰爭的根本原因，也實在於此。當時的波旁王朝無法支付國債的利息，因為稅收情況的惡化，銀行家購買來的包稅權變得一文不值，甚至就連王室的督辦官也面臨著徵稅困難。
這導致了歐洲的銀行家們開始對波旁王室喪失信心，拒絕為其提供貸款。
所以對於當時波旁王室來說，即便是30年戰爭打輸了，那最壞也不過是打了一場敗仗而已。而如果將戰爭進繼續進行下去，那就意味著王室政府會因為資金匱乏而無法運轉，對於當時的法國來說，王室政府一旦崩潰，那麼這個國家就會陷入無休止的動亂，甚至支離破碎。 所以馬紮然可以說是不惜一切代價的結束了30年戰爭。可即便戰爭結束了，這隻意味著消耗不再繼續進行了。之前戰爭所留下的經濟創傷，可是實打實的保存了下來。波旁王室揹負著極為龐大的戰爭債務，整個第三等級，這裡包括了商人，農民和手工業者都已經瀕臨破產，或者窮困潦倒了。
被激發的矛盾
也正是上述這些問題，最終引發了一場大混亂，這場混亂被稱為福隆德運動（Fronde）。福隆德原本是巴黎的孩子們所喜歡玩的一種遊戲，即是用彈弓或手相互投擲石塊，當時的法國人出於譏諷之意，便將這次混亂稱之為福隆德運動。在1648年，也正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的同年，福隆德運動在巴黎爆發了，最開始挑起事端的正是法國的最高法院，因為當時法國的天價稅收已經讓第三等級無法再承受下去，雖然戰爭已經結束，但是福隆德運動還是爆發了。
福隆德運動總共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最高法院時期，在這個時期，混亂的情況幾乎僅僅侷限於巴黎。
第二個時期被稱為親王福隆德運動時期，這個時期也是福隆德運動最危險的時期，因為巴黎的混亂導致了法國長期深埋的一個隱患爆發了，那就是貴族和王室之間的矛盾，以孔代親王為首的大貴族藉著福隆德之亂向攝政政府發難，要求他們下臺，改由貴族直接攝政，從而達到控制王室和國家的目的。
他們甚至迫使當時的法國王室逃離首都。對於年幼的路易十四而言，這是一種心理創傷，而且這個創傷的性質和程度也是很深的，
路易十四終其一生都十分厭惡巴黎這座城市，並且也可以肯定的說，正是在這一事件的影響下，路易十四開始對"人"（除了馬紮然和他的母親安娜）懷有深深的不信任感，也或許是因為這一事件的影響，才造就出他那高超非凡的掩飾技巧。馬紮然於1661年去世，在去世之前，他成功的使法國恢復了和平，並且壓制住了弗隆德運動。當然也有一種說法，即為馬紮然是一個貪官汙吏（此說法最早出於伏爾泰）。馬紮然確實極為富有，甚至可以說是富可敵國。但是要注意的是，馬紮然不僅僅是紅衣主教，他還把他所有的侄女嫁給了法國王室。他的這種做法並不是刻意為之，而是一種傳統，即紅衣主教的親屬必須嫁給法國王室成員或者娶法國王室的女性為妻。
紅衣主教本人因擔任高級教職故不能娶妻和擁有後代，所以歷代紅衣主教從根子上來講就是王室成員的一份子。但是在對外或者行政場合下，馬紮然必須以紅衣主教的身份示人。黎塞留因為將他幾乎全部的親屬和法國王室與宗室親王聯姻，所以在黎塞留去世後，就出現了一個黎塞留公爵家族。
馬紮然所做的和他的前任大同小異。所以馬紮然的財產實際上就是王室的財產，也是波旁王朝的財產，他甚至直接自掏腰包開辦過王室的貿易公司，在戰爭緊急的條件下，馬紮然也要從他的金庫裡提出資金來補貼戰費。結語
馬紮然的財產和他的親屬可以擁有王室屬性，但馬紮然本人必須是一個純粹的紅衣主教，不僅他馬紮然是這樣，黎塞留也是一樣。因為國王並非行政的專業人士，他所授予的只是一個意圖。比如說要打仗，那麼該讓誰去打仗，戰爭的資金向誰要，或者說用何種方法去籌集戰爭資金，這一系列事物的具體計劃和執行都是直接以紅衣主教的名義去做的。所以紅衣主教可以說是法國當時最危險的職業，因為擔任紅衣主教的人幾乎時時刻刻都有可能被暗殺。
這也是後來柯爾柏拒絕擔任紅衣主教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對於當時的法國大眾來說，他們最恨的人就是紅衣主教。而如果雙方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國王就會出面進行緩和與調節。說白了就是所有的好事都是國王做的，而壞事都是主教乾的。當時的法國人愛他們的國王，但卻對紅衣主教恨之入骨。在整個福隆德運動時期，所有矛盾的矛頭幾乎都直指馬紮然本人，他甚至不得不出國來躲避風頭。
參考文獻
The Military Enlightenment: War and Culture in the French Empire from Louis XIV to Napoleon
被"製造"的路易
《法國史》
《路易十四時代》
《路易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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