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知識份子比例高，自然左傾的就多。這不是猶太人的問題，絕不是那個種族的問題，而是整體知識份子的問題。知識份子天生就有三個傾向：
第一是脫離大眾，脫離中產階級的commonsense（常識），傾向於精英主義，醉心於烏托邦的意識形態，熱衷於一攬子解決問題的“整全化思維”。
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把這種“整全化”（整體主義，歷史主義，本質主義）等斥為“威脅開放社會的偽科學”。
哈耶克在“知識份子和社會至上主義”中更具體說：“與那些旨在一點一滴地漸進現存秩序的更實際的認識和考慮相比，思辨全盤重建社會的方案，更合乎知識份子的口味。”“出於自己的本性，知識份子向來就不關心技術性細節或現實的困難，能夠令他動心的，就是廣闊的前景……”這種“烏托邦傾向”就是不顧現實，不管真實，不計常識，只相信腦中憧憬的虛幻的美麗。結果就是實實在在的災難。
第二個是傾向扮演為勞苦大眾請命的救世主角色，於是自然就傾向均貧富、要平等，所謂代表窮人、代表被壓迫者講話。
要為窮人爭“平等”是知識份子的特徵，也是重要的奮鬥目標。但人和人的能力、性情、氣質都不一樣，可謂千差萬別，怎麼可能千篇一律地像“機器人”那樣整齊劃一而“平等”呢？在這些前提都不平等的情況下，財富怎麼可能均等呢？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這違揹人類本性，違背常識邏輯，違背社會真實。但一代代的知識份子，就是要追求這個烏托邦。結果，強求平等（尤其是財富平等）的結果，一定造成社會上很多人的財產（它是權利的直接體現）被剝奪，最後整個社會朝向極權主義。
要平等，就要有個“群體”決定財富誰多誰少，怎樣才是平等；然後還要由這個“群體”重新分配財產。這個過程不僅會官僚橫行、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一定會形成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即主宰“均分財產”的特權階層——不僅剝奪了個體的自由，更人為地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
“平等”與“自由”哪個價值為先，哪個更為重要，這是左、右派的主要分歧點。
把“平等”視為最高價值，必然導致反對、甚至仇視資本主義，因為以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為核心特徵（價值）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定會帶來貧富差距。所以嚮往xx主義烏托邦的知識份子往往激烈反對資本主義。
“過去一百年來，猶太人一直是反對資本主義精神狀態的大本營。從馬克思到托洛斯基，到馬爾庫塞，汗牛充棟的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文獻，大都出自猶太人之手。在所有國家的左翼激進政黨中，包括俄國的xx黨，以及目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左翼激進政黨，在組建/領導政黨的人士中，猶太人的比例總是異乎尋常地高……”哈耶克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猶太人先天有傾心左派的心態”。實質是，文化人先天有傾心左派的心態。
第三個是很多知識份子熱衷“政治正確”。即傾向顯擺自己高尚、佔據道德高地，尤其體現在所謂“保護弱勢群體”上。知識人的文明意識固然可貴，但是，知識人同時又是最虛榮的一個群體，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對“表現”自己是“品德高尚的、關心弱勢群體的人”比真正去“改變”弱者的生存狀態更感興趣。表現欲導致了虛偽，虛偽就是虛假，虛假就是欺騙。
在人類數不清的欺騙行為中，最高段數是“偽善”。偽善帶來的罪惡和災難超出了一切其他的欺騙。偽善是萬惡之最！
由於知識份子是最虛榮的一個群體，所以這個群體中偽善者最多；而猶太人中知識份子比例最高，所以猶太人中出的偽善者也最多。結論：猶太人的左傾問題，實質上是知識份子的問題，從更本質上來說，是整體人類的問題。
要遏止並扭轉這個災難的方向，首先要靠右翼知識份子去跟左派拼思想/意識形態的陣地。只有佔領意識形態陣地，才有可能扭轉世界往左轉的趨勢。而在這個陣地上，衝著最前面的、最有影響力、最主導右翼思想風潮的，也是猶太人——
最早（在德國、奧地利等西方國家剛開始往xx主義方向邁步的時候）、最清晰明確痛批xx主義、強烈捍衛資本主義、被視為當代市場經濟理論鼻祖的米塞斯是猶太人；他的學生哈耶克有猶太血緣；捍衛開放社會的波普爾是猶太人；最直接影響了當代美國經濟並向美國大眾普及了自由經濟理論的弗裡德曼等等，都是猶太人。更不要說，在美國大眾中最有影響力，最強調個體權利，最提倡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資本主義價值的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Ayn Rand）也是猶太人。
美國知名的保守派政論刊物《評論》（Commentary）就是猶太人辦的，不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觀點，而且屬於最堅定、最清晰的一類右派。頗有影響力的《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也是猶太人辦的。當然，他們在猶太人中絕對屬於少數，就像右翼知識份子在人類整體知識份子中絕對屬於少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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