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起昆曲悠久的历史，总会提到明代戏曲家梁辰鱼和他的《浣纱记》。因为，他对昆腔的改进和提高，有过不可抹煞的贡献。《浣纱记》不仅在声腔上是传奇作品的典范之一，而且富有比较重大的社会意义，既在国内很流行，也曾“
至传海外”。无可否认，这部剧作对昆曲的传布，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我尽可能地根据多方面的材料，就梁辰鱼的生平和他创作《浣纱记》的意图，试作初步探索。梁辰鱼，字伯龙，号少白，自署仇池外史，江苏昆山人。他所处的时代，大约是从明代正德初年到万历初年，据说活了七十三岁。他的祖父梁纨，曾任泉州同知。他的父亲梁介，做过平阳训导。所以，他出身于仕宦之家。梁辰鱼在年轻的时候，性好谈兵习武，不屑就诸生试，“盖一第何足轻重哉，亦足以豪矣”（《皇明词林人物考·梁辰鱼传》）。
《浣纱记》
后来，虽以例贡为太学生，“勉游太学，竟亦弗就”（《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梁辰鱼传》）。自此，他不惜营建华屋，招来四方奇人异士，一同驰马击剑，使自己向豪放的生活道路发展。这是因为，明代嘉靖年间，北方的俺答屡次入扰塞内，而朱厚（世宗）和以严嵩为首的统治集团，竟采取了不防御的政策，因此，使得塞内人民遭到惨重的灾难。梁辰鱼眼看当时政治如此腐败，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他在《拟出塞序》（见《江东白苎》）里，曾激动地表示：余也，智乏孙吴，才惭颇牧。然透气再凌乎六郡，而侠声常播于五陵。鲁连子之羽，可以一飞；陈相国之奇，或能六出。假以樊侯十万之师，佐之李卿五千之众，则横行鸡塞，当双饮左右贤王之头，而直上狼居，必两系南北单于之颈。其雄心壮志，跃然纸上，显而可见。嘉靖三十二年（1553），梁辰鱼前往浙江游历。他欲“览观天下之形势，与天下豪杰士上下其议论，驰骋其文辞，以吐其胸中之奇”（文徽明《鹿城集序》）。
一同驰马击剑
并且希望通过广泛的社会交际，取得人们对他的认识和荐引，借以达到施展自己抱负的目的。当他到达杭州的时候，正值倭寇大举侵犯浙东西和江南北地区，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他听到苏州同知任环率兵连战连捷的消息，兴奋地写了《癸丑岁兵阻武林闻任贰府海上之捷》的诗篇，为抵御外的胜利，发出了热烈的欢呼。他很想在御倭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只得趁着倭患暂时平息的当儿，遍游会稽、永嘉诸地。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抒发感慨的诗篇。他痛心的是：“时序倏已迁，悠悠念微躯，徙倚待明发，拔剑空踌躇。”这种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出路的徬徨情绪，又促使他的内心里浮现出一种出世思想的阴影。他说：“失路悲人世，迷方愧此生，何年谢尘服，飞佩访瀛。”显然，在这时，他心中正存在着报国济世与超然尘外的两种思想相矛盾的痛苦。
《浣纱记》
及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梁辰鱼再次出游，由江苏溯长江而上。虽然他经过了许多地方，会见了许多名人，却仍旧找不到出路。所以，当他行至汨罗江，便写了好几篇吊屈原的诗歌，通过对这位爱国诗人不幸遭遇的追悼，借以倾泄出自己的悲愤。在这时，倭寇又大举骚扰江南。在他的心头上，时刻惦念着“故园烽火近何如”，“海上谁专节制功”。他想趁此时际，也许可以获得报国的机会。所以，他自我安慰着“阮生何必叹途穷”。不料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江南，等待着他的却是失望的折磨。在这之后，梁辰鱼又雄心勃勃地出游山东、河南。他的友人王世贞、张献翼、童佩，都写了替他壮行的诗篇。可是，他这次出游，除了与李攀龙等文人名士订交之外，仍无所遇，怏怏而归。徐中行鼓励他：“竹林早识青云器，茂苑争传白苎词。宝剑暂沉犹射斗，名驹未老定逢时。”
竹林唯美意境
（《天目集·赠梁伯龙》）王明也安慰他：“闻君倦游复还邛，共说年来赋益工。任侠好看虬客传，躬耕聊继鹿门风。”（《王仅初集·寄梁伯龙》）而他自己对困踬的境遇，则还是有些“难散英雄愁”。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梁辰鱼才被胡宗宪（总督东南沿海各地进剿倭寇）聘去作书记。当时名士如茅坤、沈明臣、徐渭等，都在胡宗宪的幕中。所以，顾允默、王穉登诸人都为梁辰鱼终于能够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表示祝贺。顾允默在《送梁伯龙赴越镇之辟》（《顾伯子集》）的长歌里写道：吴门梁生人所推，阮之书王粲诗。龙韬每适三余兴，燕颔常生万里思。频年鸿鹄铩双翻，自信凌霄会有时。赋成鹦鹉惊龙额，顿令纸贵声辉赫。辟书相属驿路来，倒㞞定须延上客。元戎文武自罕伍，更君书记多筹划。
《浣纱记》
平蛮不数马伏波，作镇应羞刘越石。墨磨来意气雄，羽书飞处烽烟空。对梁辰鱼的志气和才能给以很高的赞美，也对梁辰鱼赴越镇之辟予以很大的鼓舞。不料，就在这年十一月，胡宗宪因与赵文华的关系而被朝廷逮捕了。总督府也同时撤销了。这样一来，梁辰鱼的抱负也没有来得及施展。不难想见，这给予他精神上的打击该是多么的沉重呵！顾允默劝他“吴越不须谈往事，归来同我伴闲鸥。”（《顾伯子集·寄梁伯龙于越》）他果真回到了故乡，把自己满腔的悲愤，倾注于田园山水之中虽然他不甘心于做个“伏枥驹”，仍想北走燕云，但这个打算，终身并未能实现。后来，梁辰鱼寄居金陵，与金銮、张翼、潘之恒、沈祖禹、张士瀹诸人，经常出入青楼酒肆，痛饮狂歌。隆庆元年（1567），他又与莫是龙、孙七政、殷都等人组成鹫峰诗社，秉烛觞咏，放荡不羁。
《浣纱记》
张大复曾经指出，梁辰鱼之所以过着这种放纵的生活，正是因为“丈夫不得志”之故，聊借以消磨痛苦的岁月（《梅花草堂集·梁辰鱼传论赞》）。然而，岁月如东逝水，一去不可复返。所以，梁辰鱼沉痛地说道：“起弄双剑，惊落疏星千点，谁怜？变了，变了，苍苍鬓髯。”这是他不幸的哀歌，也是他不甘于困顿的愤语。当此时，他作的散曲，愈益在江南地区流行，所谓“吴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诗”“竖游女，皆能习而咏之”。而“伯龙意不怿，曰：‘焉足以名我？’”（王世贞《弇州四部续稿·梁伯龙古乐府序》）显而易见，他之所以不愿以词人名于世，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才岂在雕虫”，而念念不忘于要仗剑驰驱，为国家建功立业。隆庆四年（1570），梁辰鱼又由金陵回到故乡，专心钻研昆腔，并得魏良辅之传。他还与郑思笠、唐小虞、陈棋泉等人，共同研究乐理，创造新腔，对昆腔作进一步地改革。
《浣纱记》
万历元年（1573）左右，他终于写成《浣纱记》，使清唱的水磨调，流传于戏曲舞台之上。由此“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金紫熠爚之家，取声必宗伯龙”虽然胡侯贵介无不争致伯龙，但“伯龙入户，把臂为欢而已，如海鸥野鹤，时或近人，而终不依人 ”（屠隆《白榆集·梁伯龙鹿城集序》）。这是因为，他“平生侠骨傲人群”，决不随俗浮沉。梁辰鱼积极向歌童舞女传授昆腔，推广昆腔。“其教人度曲，设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递传叠和”他的《浣纱记》，不仅“为一时词家所宗”，而且“梨园子弟多歌之”。所以，“同里王伯稠赠诗云：‘彩毫吐艳曲，粲若春花开。斗酒清夜歌，白头拥吴姬。家无担石储出多年少随。’”（《芳诗话》）虽然当时《浣纱记》演出，唱的是昆山腔，但弋阳腔戏班，也可以“改调歌之”。所谓改调，就是同一曲牌，两种唱法。《静志居诗话》云：“传奇家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固是词家老手。”
昆腔演唱
这话并不可信。因为，现存的六种明末弋阳腔、青阳腔选本，都有《浣纱记》折子戏，可证晚年，梁辰鱼“艺益高，名益起，而穷日益甚，时时避人偻行”（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赠梁伯龙长歌后》），只是与王伯稠、薛学闵、俞允文、张文柱诸人过从甚密，不过评诗论曲而已。看来，在黑暗现实逼迫下，他渐渐过起退隐的生活。可是，屠隆又指出：“伯龙故翩翩豪士，今老矣，诚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由拳集·与冯开之书》）几年之后，他终于怀着未酬的壮志，与世长辞了。梁辰鱼创作的戏曲作品，除《浣纱记》外，尚有《鸳鸯记》传奇一种，《红线女》和《红绡妓》杂剧两种，还改编过《周羽教子寻亲记》，补写过陆采的《无双传》传奇。但毕竟应以《浣纱记》作为他的代表作，这已经成为定论《浣纱记》取材于《吴越春秋》，写的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争，中间穿擂着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
范蠡与西施
在《浣纱记》之前，取材于这个故事的剧作，有关汉卿的《进西施》，宫天挺的《越王勾践》，赵明远的《范蠡归湖》等等。那么，梁辰鱼为什么又要写《浣纱记》呢？这在当时，就有些人弄不懂。曾有人问作者：“君所编昊为越灭，得无自折便宜乎？”（按梁辰鱼为吴人）。究竟作者是何意图？这是很值得探究的。梁辰鱼在《浣纱记》第一出《家门》里说道：“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我们把他说的这番话，与前面所介绍的他的生平和思想，联系起来考察一下，就可以证实，这是他真实的自白。是的，梁辰鱼怀才不遇与他创作《浣纱记》确实有着一定的关系。对此，还可以从屠隆的《梁伯龙鹿城集序》里找出一点线索。
西施
屠隆首先说，“夫吴越，古龙子之国也，语英灵，则石帆林屋标其胜，考人物，则伍员、蠡、种擅其奇”接着用许多赞美的话，强调梁辰鱼是有才能，有壮志然后替梁辰鱼大发慨叹：“胡乃自比都尉，侈为艳歌，是以龙骥捕鼠也！”这就是说，由于梁辰鱼不得志于时，使他无法施展才能，因而不能象吴越前辈乡贤范蠡、文种、伍员那样，各擅其奇。显然，屠隆对梁辰鱼是颇了解的，所以才能洞察梁辰鱼那胸中郁结的感愤。梁辰鱼有一首《秋旦自邓尉山北麓登窿绝顶望太湖诸山》诗，其中有句云：“洞庭浮南纪，苍茫见越国，双桨天外归，群峰浪中直，缅怀鸱夷子，冥冥志虑特，深感鸟喙言，扁舟竟飘忽，嗟彼勾践雄，徒然想高弋。”这里，突出地赞美了范蠡（鸱夷子），并对他偕西施泛舟五湖给以歌颂。
范蠡与西施
这颇有助于对梁辰鱼作《浣纱记》的了解。《浣纱记》共有四十五出，描写了吴先灭越、越后灭吴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突出地描写了越国臣子范蠡、文种等扶越灭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奋斗。而对越王勾践，着墨较少，连大家熟知的卧薪尝胆之类的行动，也没有予以正面描写。很清楚，作者对范蠡、文种复兴国家的才能和功绩，分别给以不同程度的赞扬。当然，对吴国伍员独立维持大局的识见和忠忱，也予以应有的肯定。尤其在范蠡这个人物的身上，更多地注入了作者自己的理想，成为作者最向往的人物。在作者笔下，范蠡与西施相爱，又能把国家利益摆在儿女私情之上，所谓“为天下者不顾家”，“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
《浣纱记》
范蠡能自劳其身心，竭其才智，一方面施展种种巧计，瓦解吴国君臣的斗志；一方面扶助越王，发愤图强，卒至灭吴兴越，实现了自己的壮志。而且范蠡在功成之后，又能“不受上将军”之赏，摆脱功名富贵观念的束缚，飘然“泛湖”而去，对封建统治者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这就使得这部传奇作品，既没有落入才子佳人爱情剧的俗套，也没有陷入传奇公式化的“大团圆”结局，从而具有显著的特色。当然，在这出戏里，也杂有遁世思想。龚炜《巢林笔记》云：“予于传奇，最喜《泛湖》一出。……每当月白风清，更阑人静，手拨琵琶而切响，曲分南北兮选赓，且唱且弹，半醒半醉，恍若一片孤帆飞渡行春桥矣。”正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谈出了这种感受。然，梁辰鱼选取越故事来创作《浣纱记》，并非仅仅为了表现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愤。
《浣纱记》
因为，当时腐朽的统治集团，“非贿不行”，“括尽民财”，过着极为荒淫奢侈的生活，因而造成政治陷于瘫痪，边塞陷于废弛。俺答、倭寇趁机为患，“攻掠郡邑无算”。梁辰鱼跑的地方多见的事情广，又亲身参加过御倭斗争，对现实政治的腐败颇有所了解。因此，他取材吴越兴亡的故事，创作了《浣纱记》，以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作为全剧的贯串线，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吴越兴亡的曲折过程，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教训。你看，吴国君臣骄做自满，淫失放纵，由强盛而败亡；越国君臣于失败后能同心协力，发愤图强，终于灭吴。作者批判了吴国君臣的骄横腐败，歌颂了越国君臣的艰苦奋斗，从而借以对现实政治的腐败和国势的危殆，提出犀锐的讽谕和猛烈的抨击。这就是作者所谓“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
《浣纱记》人物剧照
一句话，是“以古鉴今”。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梁辰鱼的《梁国子生集》里，收有《吴宫曲》一篇：
吴宫夜静飞清商，秦等弦促春思长银蟾三五流素光，玉楼十二生微凉。美人起舞云锦裳，翠袖盘拂双驾鸯。君王酒酣乐未央，兰膏欲灭归洞房。日初出，越兵来，入吴国。朝作吴官娃，暮托五湖客。人称五湖之游世所无，恐其破越犹破。不知妖艳倾人都，当年犹恨身未诛。君不见，临春阁，擒虎入，丽华死。
《浣纱记》人物剧照
这篇诗歌，乃是梁辰鱼“北上”以前作的四。这时，作者对西施的看法，显然还是从“女人是祸水”的观点出发。但在《浣纱记》中，作者对西施的看法，却起了显著的变化。剧中西施，不仅是个典型的美人形象，更重要的是，她在祖国面临着危难的关头，能以国家为重，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幸福，贡献出自己的宝贵青春，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效力，完成了自己所担当的任务。很明显，作者对这个人物美的容貌和美的心灵，给与了衷心的赞颂。虽然作者通过剧中范蠡之口，也说过“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的话，损伤了范蠡的形象，更给西施的优美形象涂上了污点，但这只是作者的陈旧看法的残余而已。何况作者比较突出地具体描写了西施的爱国感情，也就冲淡了剧中所表现的女色亡国的思想。
《浣纱记》中的西施
这就更可证明，梁辰鱼作《浣纱记》，乃是炽烈地鼓舞一切爱国的人们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祖国能够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浣纱记》中，除塑造了范蠡、文种的高尚形象之外，又塑造出西施这个为国立功的妇女形象，并给以美满的结局。这与宋金时代董颖的薄媚大曲、明代无名氏的《倒浣纱》传奇、清代徐坦庵的《浮西施》杂剧中所出现的倾国亡家而被沉之于江（或者竞殒鲛绡）的西施，便迥然不同了。尤其是《倒浣纱》，顾名思义，就是要与《浣纱记》唱反调。剧中范蠡在破吴之后，怒责西施有三大罪，要对吴王屠杀功臣、荒淫无度和国破家亡负责，也就是把吴国灭亡的一切罪责，都推在西施身上，而且不容西施辩白，竟把她丢在太湖里。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位作者封建士大夫的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
《浣纱记》
如上所述，梁辰鱼创作《浣纱记》，确实是有着明确的意图的。契诃夫曾经说过：“如果否定创作中的问题和意图，那岂不就得承认：艺术是无意识地、没有任何预先意图地、仅凭霎时冲动的影响来进行创作的，因此，假定有这么一个作者向我夸口说，他没有任何预先想好的意图，而仅凭灵感写成了一部小说，那我准会叫他疯子。”四而梁辰鱼创作《浣纱记》的意图，乃是与他的生活道路，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以及态度分不开的。否则，就不能理解是什么使这位戏曲家拿起笔来的，是什么使他能够完成了这样一部把人物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脉结合在一起，而又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教训的剧作的。
《浣纱记》
至于《浣纱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一些缺陷，如夸大美人计的作用，渲染消极避世思想，宣扬金童玉女降世的宿命论，艺术结构还不够谨严等等，姑不细述，因为，本文只是想对梁辰鱼的生平和他创作《浣纱记》的意图试作一些初步探索。长期以来，《浣纱记》一直流传在戏曲舞台上，尤以《回营》（即《通》）、《养马》、《打围》、《寄子》、《采莲》诸出，最为有名，至今还在演出，《打围》一出，更是戏校学生学习昆曲的打基础戏，因为这是个“群戏”，人物众多，唱“同场曲”，场面热闹。过去，还有些演员以善演《浣纱记》著名，比如清代的欧阳生，就是其中之一四。
《浣纱记》
前人对《浣纱记》的看法，还存在着一些分歧。比如，凌濛初《谭曲杂札》云：“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弇州公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且其实于此道不深，以为词如是观止矣，而不知其非当行也。以故吴音一派，兢为剿袭。靡词如绣阁罗帏、铜壶银箭、黄莺紫燕、浪蝶狂蜂之类，启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者使僻事，绘隐语，词须累诠，意如商谜，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露已。”凌廷堪《校礼堂诗文集·论曲绝句》，亦谓“少白乌丝述《浣纱》”，“文必丽”，“误将剪纸当春花”。
《浣纱记》
于是，有人提出所谓“昆山派”崇尚骈绮，并以梁辰鱼作为代表。可是，李卓吾《三刻五种传奇总评》（万历间刊本）云：“《浣纱》尚矣，匪独工而已也，且入自然之境，断称作手无疑。”实际上，《浣纱记》在语言上，既有华丽骈句，也有浅显散体，所以，这部传奇作品，并不能算是骈绮派的作品；它的作者梁辰鱼，也不能算是骈绮派的代表明代谢肇制《五杂俎》云：“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其实，《浣纱记》也并不是照搬历史事实，而是基于历史真实，依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历史事实作了艺术加工，这只要查一查有关吴越两国相争的历史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就可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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