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洪杨乱
话说1911年武昌起义时，正值罢黜在家的袁世凯五十二岁生日。
是日，正当彰德摆开寿宴时，武昌事变的电文传至宅中，袁世凯看完后脸色大变，酒杯跌落地上，其失声道：
“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也很满足
1916年袁世凯办大事前，曾找某郭姓堪舆家到河南项城看自家祖坟。
郭某看后，称第七冢即袁世凯生母墓最不同凡响，说“此坟来脉雄长，经九迭而结穴，每迭上加冕，应九五之象，左右边送护卫，罗列诸侯，直帝王肇陵之形势。”
袁世凯听后十分兴奋，便问“龙兴之运”有多少年。郭某说有“八二之数。”
袁世凯大喜，问：“是八百二十年，还是八十二年？”郭某故做神秘：“八二之数，天机不可泄露。”
袁世凯听后，自言自语道：“就算是八十二年，也有三代，我亦很满足了。”
不忍退婚
民国时期，胡适以新人物而配旧婚姻，众人多不解。对此，胡曾在日记中写道：
“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
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如此看来，胡适最终与江冬秀成婚，主要出于“不忍”，即责任感和同情心，而“不忍”的背后，更多的是关爱、容忍与体贴。
试想，当年与胡适同去美国留学的多为世家子弟，那时十七八岁的人，没有订过婚的少之又少，但那些被订婚的“小脚女人”们，又有几个能像江冬秀那样幸运？
未免太快
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后期，吴稚晖曾晤见陈独秀，说：
“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尔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联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
陈笑其太迂，吴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
吴反问：“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说：
“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一个月后，“四.一二”事变爆发。
是何道理
民国年间，素有土匪军阀之称的孙殿英因盗挖清陵、扩充军火而为舆论所斥责，其竟辩解说：
“昔彼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若吕留良、戴名世之辈，皆遭开馆戮尸之祸。吾虽不才，亦信佛。佛经八部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此诚一大功德也；
其二，彼治汉土垂三百年矣，搜刮剽掠之财帛不知凡几，更穿地藏资于鹿鼎山、清东陵各处，致使吾民日匮，无以为继，今吾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
其三，民间向有谣曰，清帝弘历者，本海宁陈家子，清室亦苦于不能自清，今吾发其棺，代其验之，还彼清白，彼不言谢，反以诬我，是何道理？”
言外之意，颇有恬不知耻之得意矣。
必按手印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加入者须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很多人认为这是江湖帮派，与革命宗旨大相异趣而拒不执行。
然而，中山却认为迷信是团结会众的好办法，“哪怕是没有香烛供应，也要自己造出香烛来维持这个迷信”，“一旦这个迷信破弃了，恐怕会招来全部涣散”。
据居正回忆：“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即便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节选自金满楼：《漏网之鱼：1840-1949中国小历史》（未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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