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中國古代，宋代可以說是優待官員最為突出的歷史時期，設計多種制度以維護官員群體的身份與地位，回授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回授制度在宋代官制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回授又稱回封、轉授、回贈、回身等，是官員轉官的一項規定。它是指官員將自身應遷之官或所改服色轉授給他人的一項制度，本質上屬於恩賞的再分配。回授之制萌芽於北魏孝文帝期間，正式出現於北魏末年爾朱榮顯赫之時，廣泛實行於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時期。經隋、唐兩代的發展，宋代回授制度更加系統與完善。

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宋代回授之制形成了鮮明的時代特點，且對國家、社會、個人及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學術界對回授制度討論較少，且多點到為止，不能很好地揭示宋代回授制度的歷史鏡像。下面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宋代回授制度的特點與影響這一議題進行系統梳理，既可更加全面地瞭解回授制度的多維面向，亦有補於宋代官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一、回授制度的特點

任何事物都難於抹去時代的烙印，宋代回授制度亦不例外，有較鮮明的時代特徵。首先，與前代相比，回授範圍有擴大之勢；其次，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走向成熟；其三，特恩回授廣泛存在於宋徽宗之後，且表現形式多樣；其四，存在通過回授制度表彰守節婦女的案例。

（一）回授範圍逐步擴大

魏晉時期，回授的獲得多因戰功，因此，回授對象也僅限制於武將群體。如正光年間（520～524年），爾朱榮承襲祖上樑郡公一爵。之後，爾朱榮“以功封安平縣開國候，食邑一千戶”，後又以軍功“進封博陵郡公，贈邑五百戶。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當爾朱榮以軍功連獲兩個實封之爵及食邑一千五百戶之後，便請求將從祖上繼承而來的虛爵轉賜給第二子。又如永熙年間（532～534年），源子恭因戰功，

“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效，封新城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

至隋朝，方出現了出使突厥立功回授的案例。虞慶則因在出使突厥方面做出貢獻，“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回授第二子義”表明回授制度由戰時體制過渡為日常政策，成為維護王朝平穩運行的一項國策。唐代，回授範圍主要適用於爵位至上柱國、郡公以上者，回授對象限定在周親範圍內。如神龍元年（705年），“賜爵勳階與國公者，累至郡公外，餘爵聽回授子孫”。無獨有偶，唐代還有類似規定，天寶三年（744年）九月下詔：

“頃敘功勞，累贈勳級上柱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延，載榮宗族，回充賜物，匪厚朝恩。其準格：上柱國外，有餘勳無周親，折給賜物宜停，仍永為常式。”

總體而言，宋以前，可享回授者侷限於中高級官員。

至宋代，回授範圍的擴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西祀汾陰後，“恩賜如東封例”“，文武官該敘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可知，擁有敘封資格者皆可享受回授待遇。據陳向利先生研究，宋真宗時期，現任將相、在朝一品任中書、中書門下二品及平章事樞密院官、在任使相則是敘封恩惠主要的實施對象。再結合宋真宗朝的回授案例，分別為升朝官寇瑊、太常博士陳從易、將作監丞張觀。可知，宋真宗朝可享受回授制度者皆為中高級官員。

至宋神宗朝，回授範圍擴大至吏人，熙寧元年（1068年），“舊許將合轉官及其餘恩澤，若人吏等出職，陳乞回授與親戚官，今並乞不許回授”。該史料雖不再允許人吏陳乞回授，可是恰恰從反面證明，人吏在之前是被允許回授的。宋徽宗時期，回授範圍進一步擴大，宣和二年（1120年），臣僚上言：“有小使臣偶因薄勞或磨勘轉官，遂乞回授封贈父母，實為太濫，”連小使臣也可以用微薄的勞績申請回授。另外，不僅文武官可以回授，宦官、伎術官也逐漸被允許回授。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詔：“內臣東頭供奉官，如有情願回授或封贈父母，亦聽從便。”允許宦官將所獲恩澤回授於父母。元符二年（1099年），詔：“翰林醫官使、成州團練使卓順之進秩一等，回授有服親與翰林醫官入內副都知馮宗道、如內押班劉惟簡。”允許技術官回授於有服親。因此說，宋代回授範圍得到了逐步擴大。

（二）回授制度逐漸成熟

雖然說回授制度起源於北魏時期，並在隋唐逐步發展，但真正成熟併成為政府統治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還要至宋朝。筆者利用《中國基本古籍庫》檢索“回授”一詞，屬於宋代的能佔到七成以上。

回授制度的成熟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增多，還體現在內容質量上的提高。具體而言，主要分四個方面：

首先，回授之事有主管的部門。元豐改制前，由中書吏房和司封司共同掌管；元豐改制後，由司封司獨自掌管。且回授的運行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需要立功獲賞官員上書申請，通過中書門下、臺諫官及封駁管的審查檢驗，經過寫制詞、發告身，官員上謝表等一系列程序，回授之事才算最終完成。

其次，回授制度上升為國家法典，多通過詔令的形式來表達。如熙寧三年（1070年）下詔：“升朝官除南郊赦封贈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轉官、服色之類回授及封贈有服無服等親，其前後體例並罷之。”元祐元年（1086年）下詔：“文臣磨勘，待制、太中大夫已上至通議大夫止，餘官至中大夫止，其中散大夫以上勞績、酬獎合轉官者，只許回授與子孫。”南宋時，還將回授制度寫入了法律與經濟資料彙編《慶元條法事類》之中。顯而易見，經過長期發展之後，回授制度至宋代已經上升為國家法典。

其三，回授制度成為皇帝激勵臣僚、駕馭國家的常規手段之一。戰爭、郊祀、登基、制禮作樂、修書，皇帝都會大範圍地進行回授。連偽楚皇帝張邦昌也懂得利用回授制度籠絡人心。建炎元年（1128年），張邦昌下令：“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文武升朝官並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敘……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南宋立國初期，宋高宗在奔亡逃命之時，仍不忘記利用回授籠絡臣僚之心。

其四，在許多回授案例中，都出現了“礙止法人，依條回授”之語。如政和七年（1117年），因經營鹽法有功，“詔郎官各轉一官，內礙止法者，回授本宗有官有服親”。又有建炎二年（1128年），“詔三省樞密院人吏該覃恩遷官而礙止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一方面，證明回授之事發展比較成熟，有條例可遵循；另一方面，也證明回授者較多，難以照顧到個人，以至於不得不“依條回授”。

（三）特恩回授廣泛存在於宋徽宗之後且表現形式多樣

伴隨著回授範圍不斷擴大、回授制度逐漸成熟而來的，是回授制度的濫用與破壞。宋徽宗及南宋時期是回授制度的泛濫期。這一時期，特恩遷轉的案例較多，表現形式多樣，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立功者本該將恩遇用於回授，但親屬中卻沒有合回授之人，可以特恩遷轉。紹興十七年（1147年），舒州觀察使潘溫卿在皇城司任職滿六年，“當依條特轉兩官，許令回授”，但是因其“本家未有合回授之人”，故其母吳國長公主請求“將溫卿兩官恩例許於見今官上轉行一官”，於是，潘溫卿被特授武寧軍承宣使。

其二，轉官礙止法之人，本該回授。皇帝為了激勵官員，有時也會特恩允許轉行。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張浚親校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王福因車駕臨幸進二秩，吏部認為“礙止法，令回授”，但經張浚請求後，被“特轉行恭衛大夫”。

其三，回授制度的實施是為了將官員自身恩賞轉授給親屬，有“表孝道”“厲風俗”“勸忠義”之作用，但是回授制度被破壞，特恩橫出，打的旗號也是如此。慶元六年（1200年），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因進修《慶元編類寬恤詔令》及《役法撮要》了畢，被轉行一官。因此上言：“竊見在法，諸臣僚不許以轉官之類回授封贈……而紹興、淳熙及慶元初，從臣相繼有請，皆得回授，以贈其祖，間有並贈所生父母者。望許臣以今來合轉一官回授與先臣所生父母，量贈秩號，以見微臣不忘自出之意。”所生父被贈朝奉郎，所生母被贈安人。可知，許及之明知“諸臣僚不許以轉官之類回授封贈”，但為了表孝心，“不忘自出之意”，仍然請求回授，且引前例為聲援。

其四，有時為了激勵將士，也會特恩轉行。乾道六年（1170年），金人侵犯湖襄，將士極力抵禦，打退金兵。主管殿前司公事成閔請求“將統制官等四十八員並出等人合得恩數，令礙止法人特與轉行”，得到了許可“，已給回授公據，令吏部繳申毀抹”。類似案例不止一例，淳熙二年（1175年），“武功大夫以上，因與金人見陣或收捕盜賊立功，並控扼暴露恩賞等，礙止法轉官，給到吏部回授公據人，許於見今遞減官上收使改轉”。通過收回回授公據，以特恩轉官方式，籠絡軍心。

特恩現象的確削弱了制度自身的權威，但特恩並非皆害而無利。“異恩益圖顯績”，相較於常規的獎賞，“特恩”賞賜是皇帝對臣僚更大程度的認可，更能激起臣僚們的效忠之心。“特恩”作為駕馭臣下的一種有效手段，常被皇帝加以使用。皇帝並不是沒有考慮“特恩”對法律的破壞，在“情”與“法”之間，皇帝有自身的考量，法以責眾，情以示恩，兩者的結合既維護了制度的規範性，又能夠給特殊群體足夠的照顧。表面上，特恩現象是對前行律法的破壞，是“法外用情”的一種表現。實際上，“法”與“情”都只是皇帝統治王朝、駕馭臣下的一種手段而已，兩者結合才能使王朝更加有效地運行。

（四）回授表彰守節婦女

在宋代回授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通過回授制度表彰守節婦女的案例。天聖五年（1027年），太常少卿趙賀言“：臣先有親弟從則妻李氏，弟亡之時，年方二十一歲，唯有一女。其李氏守志，今近六十，閨門之內，婦禮如初。今遇南郊，臣見有孫男更不奏薦，望將恩例回授李氏邑號。”得到了批准。從二十一歲到六十歲，李氏一共守節三十九年，以至於趙賀甘願將本該奏薦孫男的恩例回授給李氏。此情況並非個例，南宋時期依然存在。紹興二年（1132年），在淮南東路宣諭使傅崧卿的請求下，皇帝下詔：“前承州鎮撫使薛慶忠義死事之節顯著，已降指揮贈官，與恩澤十資，其妻靖氏未有封號，許於見存恩澤內用兩資回授，特封碩人，以旌守志。”薛慶忠因歿與王事，獲贈恩澤十資。為了表彰靖氏的守志，特回授其為碩人。

眾所周知，在程朱理學尚未根深蒂固的宋代，婦女再嫁問題十分普遍。一代名相范仲淹之母就曾改嫁，社會輿論並未對再嫁婦女評頭論足。但是，我們應該明白，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始終處於從屬地位，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因此，為亡夫守節成為“忠誠”的象徵，被時人所認可肯定，甚至加以褒獎。通過回授的方式，將恩例轉授給守節婦女以加封邑就是鮮明的例證。

二、回授制度的影響

任何制度的存在與發展都會對當時及後世產生一定的影響，回授制度也不例外。

（一）對國家的影響

作為國家的一項典章制度，回授制度設計之初就是為維護王朝統治而存在的。回授制度對國家的影響體現在多個方面：

其一，有助於宋朝在嚴峻的外部軍事壓力下長時間生存。從宋太祖建國至南宋滅亡，宋朝始終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外部軍事壓力。回授制度作為獎賞軍功的一種手段，將恩澤回授於親屬，起到了激勵生者、安撫死者的功效。對於立戰功之人，宋政府向來毫不吝嗇。宋高宗紹興年間，金人攻打順昌府，將士奮力死戰，獲得大捷，楊宏、劉琦等人轉行兩官，一官於橫行上轉行，一官依條回授。在這份回授制詞裡皇帝這樣寫道：

“勝敵與戰，既宣徇國之勞。行爵以功，豈限彛章之等。具官某，忠在王室，志殲敵人，顧蓄憤之有年，果申威於一舉，既寵升於橫列，且流貤於本宗祇服，異恩益圖顯績。”

可見，立軍功者既可以自身升遷，也可以將多餘之恩賞回授於親屬，最大程度保障立功軍士的個人利益。而這樣的優厚待遇勢必會激發軍士們的臨戰之心，更好地抵抗外族的侵略。我們可以大膽猜想，宋朝之所以能在西夏、遼、金、蒙古等外族的不斷侵略下生存三百餘年，回授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二，避免出現宦官及宗室之禍。宦官及宗室是歷代王朝防範的對象，在此方面，宋代可謂成功，當為歷代之楷模。儘管成功原因多種多樣，但回授制度所起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針對宦官與宗室，宋政府制定了不同的“止法”。升遷觸及“止法”之人，必須將所得新恩回授於親屬，這樣就避免了宦官或宗室升遷至高官。以此來限制其權力，以防功高震主，始終將最高權力集中於皇帝個人手中。

正如遊彪先生所講：“宋代宦官回授之制一方面大大限制了宦官升遷至高官，從而防止其擅權，也易於皇帝有效控制。同時，也給了宦官親屬晉升的機會，升遷到一定級別，又必須回授，這樣循環往復，宦官極難升遷為高官，大部分宦官只能作中下層官僚。於是專制皇帝輕而易舉地控制和操控了宦官集團，這恐怕亦是宋代無閹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止法與回授制度事實上也大大限制了宦官蔭補親屬入官，官品越低，所得蔭補越少，這也是宋代控制宦官數量及蔭補親屬的重要策略。”

其三，籠絡蕃夷之官，保障邊境安全穩定。不像現代民族國家，宋代並沒有確切的邊境。宋政府比較“務實”，對於邊境的少數民族，多采取羈縻之術，使其自我管理。對於蕃官，有時宋政府會通過回授制度來加以籠絡安撫。淳熙十三年（1186年），思州上言：“楊氏乞故夫田祖行在任酬賞回授與孫男田慶裕等補官。”皇帝批答：“夷人補官，止是羈縻之術，可與放行。”可知，在皇帝看來，通過回授制度來籠絡夷人，以達到安撫邊境、穩定統治的目的，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其四，不可避免，回授制度中“特恩”現象的存在也對國家造成了不利的影響，致使冗官現象更加嚴重。隨著回授範圍的逐漸擴大，特恩現象日益嚴重、法外用情比比皆是，這使本就冗雜的官僚體系更加積重難返。如宣和二年（1120年），臣僚在上書中提到“近日有小使臣不自揆度，偶因薄勞或磨勘轉官者，遂乞回授封贈父母，既系小使臣，又非該遇郊恩，乃敢更相引例，攀援無止，不亦太濫乎？”小使臣為從八品以下的低級武官，這些人以“薄勞”“磨勘”等各種名目陳乞回授，必然會使冗官現象更加嚴重。

回授制度有助於培養孝道理念，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維護王朝統治。宋代回授制度的實施對象，多為立功者的親屬。皇帝禮遇文武百官，允許將恩例轉授給親屬，目的就是為了激勵親屬們幫助官員更好地為朝廷服務。親屬們獲得實際利益後，也樂於這樣做。在宋代，“孝”觀念被統治者大力提倡，“孝”的表達空間為“家”，將之擴大至國家層面，就成為了“忠”。通過提倡孝道，可以起到教化風俗、穩定統治的作用。回授制度在家庭層面就表現為“孝”。回授制詞中，皇帝多會提及“孝道”。宋高宗時期，趙詠之請求將所得恩例回授於生母，得到了批准。回授制詞中這樣寫道：

“朕以孝理治天下，凡搢紳之以親請者，未嘗不曲從其欲也。爾子願移己秩圖報母慈，推錫命封賁於泉室可也。”

可知，以孝道為理由而申請回授者，皇帝大多會予以批准。臣僚也深知其中道理，在申請回授時，也多以孝道為理由。慶元二年（1196年），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韓侂冑因上尊號有功獲贈一官，請求回授，“欲以今茲恩命一官，許曾大父琦照王安石、秦檜例加以真封，以一官賜諡先臣誡，豈獨增賁九原，抑以見聖朝之孝治”，得到了批准。通過回授制度來踐行孝道，可以培養臣僚的忠孝理念，加強人們的思想統治，更好地為宋王朝的長治久安服務。

（三）對個人的影響

回授制度對個人的影響可以分兩個方面，即對回授者本人的影響和對被回授者的影響。如前文所講，對回授者本人來講，回授制度連接了“家”“國”之間，成為官員實現“忠孝兩全”的良好途徑，此不具述。對於被回授者來講，回授制度對其影響也呈現出形形色色的特點。

首先，也是最常見的，被回授者可以遷升官階。熙寧七年（1074年），因相度熙州營田有功，權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請求“以減年回授亶改一京官”，舒亶被任命為奉禮郎，奉禮郎在元豐改制前為寄祿官。

其次，可以加封邑號，這主要適用於官員母、妻祖母等親屬。天聖七年（1029年），左班殿直崔仲思“願以所遷官回授母一郡封”，其母由舒城縣君升為樂安郡君。

其三，可以得到實際官職。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詔“：王繼先合轉一官，乞回授，可與男悅道，特除直秘閣。”直秘閣是實際官職。

其四，可以改換服色。紹興九年（1139年），新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宋棐“乞以合轉朝散大夫恩例，回授父右朝奉郎峴，改賜緋章服”，得到了許可。淳熙六年（1179年），詔：“知巴州楊虞仲乞將本身改服色回授於父，特依所乞。”可知，官員既可以將自身所改服色回授於父，以改服色；也可以將自身轉官恩回授父，以改服色。

其五，可以減磨勘。上文所講，忠州團練使以減磨勘回授於母，得封仁壽郡君；相對應，官員也可以將轉官恩例回授以減磨勘。紹興二十年（1150年），宣州觀察使趙士衎“用其兄士術所得回授一官恩例，與減三年磨勘”。其六，可獲得科舉出身的資格。天聖八年（1030年），樞密副使範雍當轉官，他上書請求將此恩典為兄範亢換取科名，範亢被賜同進士出身。由此可知，被回授者可以從多方面享受回授待遇。這樣，被回授者一方面自己會盡忠國家，以報答皇帝恩典；另一方面，也會奉勸回授者效忠國家。就筆者來看，家屬對官員的官宦生涯以及行政效率有著重大的影響。在國家治理中，我們不能忽視官員家屬對官員的勸告與推動作用。

（四）對後世的影響

回授制度在宋代發展最為完備，也最為常見。隨著南宋的滅亡，回授制度在元、明、清幾乎難覓蹤影，但仍可找到蛛絲馬跡。元人黃溍所撰文集中記載：“國朝之制，官七品之上，鹹得貤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貤贈即轉贈之意，屬於將恩遇再分配，與回授的意義相同。由史料可知，元代七品以上之官員可以將恩典轉贈給祖先，目的也是表“忠孝”。

《清史稿·選舉制》也有類似的記載：“舊例仕宦至三品，幼為外祖父母撫養，其外祖父母歿無嗣者，許依其官階貤贈，其餘外姻不許貤封。”只有幼時養於外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世後沒有後嗣，才允許轉授，轉贈範圍被壓縮到極小的地步。清人王玉樹在《經史雜記》中提及回授之典，首先以舉例子的形式追溯了回授之典在宋代的發展狀況，並將其與元明兩朝的封贈之制進行比較，使人一覽回授之制的沿革變化與特點差異。方便起見，茲引於下：

回授之典《宋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文武官並遷秩，應敘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而《陳堯叟傳》雲：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闋，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蓋堯叟父省華，在真宗景德時，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拜左諫議大夫，而堯叟已遷刑兵二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母獨得褒封，不及其父，蓋景德在大中祥符之前，其制或如此也。李虛己，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虛己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而不及其祖。寇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而亦不及其祖。張根，為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而致父無封。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初命文武官官職俱至三品者，許贈其祖當並及祖母，元史封贈之制歸於考課。至元二十年（1283年）制，每歲終考課，第一考封官及妻，第二考子弟承蔭敘仕，第三考封贈祖父母。一品三代，二三品二代，四五六品封贈父母品級。不及封贈者，量遷官品。七品六品止封一次，至五品而上每加一品，封贈一次。又封贈曾祖降祖一等；祖降父一等；父母妻並與夫子同父母在仕者，不封。已致仕並不在仕者，封之。雖在仕棄職就封者，聽。父母應封，而讓曾祖父母祖父母者，聽。讓不在本身，而在父母與宋同又一條雲。父母曾任三品以上官亡沒，生前有勳勞為上。知遇者子孫雖不仕具實跡赴所在，官司保結申請量擬封贈無後者，許有司保結申請，此制則他代所無也。明制初授散階京官，滿一考及外官滿一考，而以最聞者皆給本身誥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誥命，六品以下授敕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孫官。凡封贈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父職高於子，則進一階。父應停給，及子為人後者，皆得貤封。

從以上史料可知，回授之制在宋代最為興盛。隨著宋朝成為歷史，回授制度也隨之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元、明、清雖然還存在將自身恩典“貤贈”給親屬的案例，但於宋代相比，數量之少幾乎可以忽略。其中原因，或是回授氾濫導致制度失去活性，或是君主專制加強致使官員待遇驟降，或是後世出現了取代回授的類似制度，這是個較複雜的問題。

三、結語

宋代回授制度有較鮮明的時代特色：

首先，與前代相比，回授範圍有擴大之勢，由最初的中高級官員演變為吏人、小使臣。

其次，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走向成熟，回授制度的成熟不僅體現在數量上的增多，還體現在內容質量上的提高。

其三，特恩現象比較嚴重，破壞了回授之法。表面上，特恩現象是對前行律法的破壞，是“法外用情”的一種表現。實際上，“法”與“情”都只是皇帝統治王朝、駕馭臣下的一種手段而已，兩者結合才能使王朝更加有效地運行。

其四，存在通過回授制度表彰守節婦女的案例。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始終處於從屬地位。為亡夫守節成為婦女“忠誠”的象徵，被時人所認可肯定，甚至加以褒獎。

通過回授的方式，將恩例轉授給守節婦女以加封邑就是鮮明的例證。宋代回授制度對國家、社會、個人及後世皆產生了一定影響。從國家層面來講，回授制度成為維護國家統治的手段。這體現在多個方面：

從個人層面來講，通過回授制度，回授者連通了“家”“國”之間，實現了“忠孝兩全”的願景。被回授者則從各方面享受了回授待遇。最後，隨著宋代的滅亡，回授之制也幾乎成為歷史，後世僅偶爾有些許餘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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