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明劫》描述了明末鼠疫爆發時的場景
明代一位科學家名叫徐光啟的，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除蝗錄》，在這本書裡他寫道："兇飢的原因一共有三個：一個是水災，一個是旱災，一個是蝗災。而不同的地區地勢高低不同，降雨多少不同，但凡受災，總有幸免的。唯獨蝗災在大旱之後而來，千里之間草木全部啃食殆盡，哪怕是牛羊的皮毛，旗幟經幡也要被啃食掉，所以這種災害更甚於水旱災害。"
現在咱們分析一下，為什麼徐光啟認為蝗災的有害會更甚於直接動搖農業社會本質的旱澇二災呢？其原因無非就是兩個：其一，蝗災對比於水旱災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饑荒，動盪）；其二，蝗災沒有地域分別，受災面積極其廣闊。
但其實還有一種災害，它不僅僅同時具備蝗災的這兩種特徵，同時危害面積比蝗災還要更廣，影響的不僅是農作物的生產，還有可能是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對社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沒錯，這就是瘟疫。
其實自從先秦時代起，無論是哪朝哪代，誰家統治中原，中華大地都一直飽受瘟疫的折磨，並且瘟疫的肆虐程度是隨著時間的伸張而逐漸加劇的，所以排在封建王朝後幾位的玩家都當仁不讓的站在了"瘟疫災害排行榜"的頭臉位置——作為中華倒數第二個封建王朝的大明朝自然也不例外。
歷數大明建國二百多年的漫長曆史，瘟疫幾乎和明代的國祚同發展，共進退，真可謂是不離不棄的緊緊追隨著老朱家的腳步：有明一代一共發生過187次瘟疫，這些都是規模中上等，可以被記載在《明史》，《明實錄》這樣官方文件裡的瘟疫。至於那些橫跨郡縣的"小"瘟疫，自然還不算在這187的數字之中。且根據對明代史料整理日漸精細，更多的時疫資料正慢慢浮出水面，不難想象這個數字將來可能還會繼續增長。
對於一個建國276年的王朝來說，發生187次瘟疫意味著平均1.48年就要發生一次瘟疫，年瘟疫爆發的概率高達百分之67左右。更可怕的是，這些瘟疫不僅年年威脅著大明，而且在年內季節分佈上，還特別均勻：其中有記載發生季節的103次瘟疫完全鋪滿了一年的四個季節，十二個月，已經可謂是月月有瘟疫，老百姓一刻都不得安寧，且如果有個瘟疫持續時間較長，例如春節爆發之後到了夏季仍不能止，而夏季的新瘟疫又已經爆發了，當遇到這類情況時，當地百姓還要在雙重瘟疫的打擊之下艱難求生，其境況是可想的艱難。
如此高密度爆發的瘟疫，也自然不可能侷限於一種兩種的疾病。
明代的瘟疫種類多樣超乎你的想象，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瘧疾，天花，霍亂，傷寒，鼠疫等等，光是這些名字隨便挑一個出來，放到古代已經讓人不寒而慄。尤其是天花等病症在古代致死率極高，動輒病死萬人的例子也不少見：永樂六年正月爆發的霍疫在福建邵武，江西建昌等地流行開來時，已經造成"疫死者七萬八千四百餘人"的慘狀，後續報告稱死者多達"十七萬餘"；至於嘉靖十三年爆發的天花疫情，在文案中所記則是"死者十有八九"意味著很少有人能夠倖存生還。
雖然造成幾萬人的死亡的瘧疾，霍亂可以瞬間使一縣之內人口驟減，耕地荒蕪，但是在明代"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下，無主的土地很快就會被兼併一空，因此不久空缺就會被填補無恙。而這樣一場疫情的最終結果，也只是在史書上留下短短的一筆罷了。所以儘管這些瘟疫已經如此狠厲，足以奪人性命，但是在一種更大的瘟疫面前還是隻能甘拜下風——
這種瘟疫，有明一代只大規模爆發了兩次：第一次它蔓延整個河南，山陝中北部，使得百姓大量死亡，耕地大量荒蕪，繼而導致農田青黃不接，再有大旱接踵而至，這便為將來李自成和張獻忠揭竿而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次它蔓延整個北方，甚至天子腳下的京師亦不能倖免，以至於超過一千萬人死亡，令已經走到末路的大明更加空虛，直接掉入了亡國的深淵之中。
這就是鼠疫。
鼠疫是一種傳染性極強，致死率極高的烈性疾病，曾經在9世紀，14世紀，19世紀全球爆發過三次。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應該是14世紀歐洲爆發的那一次，那時候鼠疫有個別名叫做"黑死病"。
黑死病爆發時候的場景
那一次黑死病的爆發因其導致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對社會的震盪使得它在世界範圍內"名聲顯赫"，反觀在明末爆發的這一次鼠疫知名度就差了很多——但是這一次鼠疫卻確確實實是導致一個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崇禎年間鼠疫的爆發，最開始只是一個偶然：其實鼠疫這東西傳到人的身上本來就是一個偶然，它的自然存在範圍其實是有邊界的：鼠疫的生存需要滿足三大條件：適宜的溫度，恰當數量的宿主（鼠）和恰當數量的媒介昆蟲（跳蚤）。鑑於能湊齊這三大條件的地區並不多，所以只有當人類的活動範圍踏入鼠疫的存在領域時，鼠疫才會傳染到人的身上。
現代研究者發現現存的十大鼠疫自然區中，最可能導致明末鼠疫大爆發的一塊坐落於烏蘭察布草原上。這塊疫區不僅包括草原，還包括了山陝邊界的一部分。
恰巧，這塊地區還真就迎來過一批外來人口：嘉靖十二年，大同衛發生了一次叛亂，有一些黨羽為了避禍，叛逃出界，投奔了蒙古俺達，卻又因為不習慣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就留在了山陝邊界農業遊牧分界線這片位置上耕作求生。此後，他們招攬了大批的漢族逃人來此生活，逐漸形成了一些較大的聚落區。最晚在明中後期，山陝邊境之外的一片遊牧區就都被開墾成了農田，逐漸變得人煙繁盛起來，聚集成邑。
漢人叛逃勢力的集結，使得農耕遊牧分界線畫到了關口之外
鼠疫就這樣不知不覺的從高爪鼠的身上，轉移到了這批叛逃進他們領域的漢人身上：當他們離開邊界，進入山西，陝西做買賣，走親戚的時候，他們身上的鼠疫就又傳到了這兩省境內——畢竟鼠疫可以通過飛沫傳染，且易感染年齡不分大小，也不分老壯。
於是，一場席捲整個黃河之北的瘟疫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始了。
《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曹樹基
《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
《瘟疫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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