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詩歌的倫理姿態和審美向度

抗疫詩歌的倫理姿態和審美向度

周航

《最可愛的人》 油畫 方明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戰爭或災難來臨，詩人就從未缺席過；在中國這個詩歌的國度，詩歌從來都是時代浪潮的精神載體。2019年12月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漢暴發，迅即肆虐全國並蔓延至世界多地。時值傳統春節前後，疫情十萬火急，各方馳援，各地人民以多種形式為武漢鼓勁加油。在決勝全面建設小康之年的當頭，中國面臨著一次嚴峻的考驗。全國各地的詩人以自己的方式、滿眶熱淚地投入到這場可歌可泣的抗疫戰鬥中，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時的詩歌一樣，一時間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抗疫詩潮，留下一道鮮明的時代精神軌跡。

疫難降臨，詩歌的在場

一百多年來，每逢災難，詩歌都成為全民抒發情感、激勵人心的常見手段。遠到戰爭時期的牆頭詩、槍桿詩、民歌小調，近到2008年的抗冰救災詩、抗震救災詩，無論是專業詩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國民，只要是動得了筆說得出話的，都有可能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共赴國難的心聲，可謂中國獨特的文化現象。詩歌體的短平快和直抒胸臆，以及中國詩歌悠久的傳統和深入人心的接受史，促成了這一文化現象的頻頻發生。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興起的抗疫詩潮，也莫不如是。

疫情令國人猝不及防，傳統佳節成為抗疫的關鍵時期。每天刷新的冰冷數據，生離死隔之際，暗湧著淚水的長河。前線激戰正酣，文藝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戰爭之中。主流新聞媒體、文聯作協網站、文學刊物、文學網站、詩歌網站、自媒體……迅即在無限的網絡空間織聯成一張可見的詩歌大網，讓無數情緒壓抑不能出戶的個體感受到一股空前的力量——抗疫詩歌在滋生、暴發、洶湧。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當下，網絡虛擬空間成為此時抗疫詩歌生成的土壤，其傳播之快、之廣令人驚歎，形成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災難詩歌的聲勢。有人說抗疫詩潮書寫了大愛，謳歌了大美與新時代，也充分體現了詩人的擔當。實際上，一時噴發而出的抗疫詩歌所蘊含的精神力量，根本就無法去估量。黃亞洲的個人抗疫詩集和多家出版社的抗疫詩選呼之欲出，梁平主編的《另一種馳援的集體行動——2020年中國抗疫阻擊戰詩選》即為其中的重要收穫之一。

抗疫詩歌的社會功能大於審美功能

包括這次抗疫詩潮在內，有人質疑災難詩的藝術性，會發問：幾十萬首抗震救災詩歌，至今留下來的又有幾首？這的確是個問題。但細作思量，這話難免有些片面。畢竟，特殊時期的詩歌具有特殊時期的價值，總的來看，文學並非只有美學價值，在特定時期應該合理平衡文學各大功能之間的關係，抗疫詩歌的社會功能應該大於審美功能。文學終究是人學，人之不存，詩將焉附？所以，我們應當客觀公正地來思考抗疫詩歌的倫理姿態和審美向度。

為什麼說抗疫詩歌的社會功能大於審美功能？詩人應秉持怎樣的寫作倫理？一是災難性。人類在疫難面前顯得渺小與無助，但詩歌卻在試圖構築人類堅強不屈的精神長城。華清在《哭》中寫道：“不能相擁而泣，甚至不能握手/不能有太近的距離/不能發任性的信息/所以就只有哭/起初是哽咽，繼而是抽泣/而後是放聲大哭”，這首詩表達了人在疫難面前的無奈、無助和悲痛，如通讀全詩，我們明白其內涵不僅限於哭。梁平的《武漢病了》如此寫道：

二是民間性和社會性。疫難詩寫作無需組織，完全的自發性讓人感嘆在詩歌國度詩歌基因的源遠流長。抗疫詩歌的全民性與疫病的大範圍流行形成某種暗合，抗疫無異於全民參戰。疫病的肆虐迫使全社會參與，這決定了抗疫詩歌的任何花架子和拿腔拿調都不合時宜而令人生厭。正如吉狄馬加在《死神與我們的速度誰更快》中所寫的：“讓我們把全部的愛編織成風，/送到每一個角落，以人類的名義。/讓我們用成千上萬個人的意志，/凝聚成一個強大的生命，在穹頂/散發出比古老的太陽更年輕的光。”你死我活的緊迫感，就如緊急敵情的警報和衝鋒號角的吹響。抗疫詩歌不是全民的狂歡，而是粗礪的、不容修飾的全社會殊死搏鬥的表現。魯迅先生說過，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試問，此情此境，還容得人去細細打磨詞語的華麗和字句組合的技巧麼？頌揚其間人性的美好和人類精神的偉大，才是最值得稱道的寫作倫理。

當然，話說回來，形式是內容的部分，一瓶水我們無法忽視瓶的存在。認定如上寫作倫理，並非罔顧詩歌的審美性特質。沒有詩歌的形式和審美特質，抗疫詩歌將無從談起。

首先，我們應該拒絕膚淺、拒絕口號。抗疫詩歌不是簡單的分行和無謂的吶喊，不是空泛的傷悲或指責謾罵，它必須有情感的溫度、內涵的深度和文字的精度。其次，抗疫詩歌的內核應該是真善美的合一。在災難面前，需要的是陽光普照和人心鼓舞，而不是頹廢、黑暗、消極和絕望。任何調侃、戲謔、嘲諷和埋怨，無論技巧多麼高明，詞句多麼精巧，都將失去詩歌的品格。當然，抗疫詩歌不拒絕暴露和批評之作，但這難成主流。再次，抗疫詩歌必須具有詩性。詩歌是情感點點滴滴的彙集，是瞬間花朵的綻放，是意象的精心營造和詞語張力的巧設，是心靈露珠那一聲滴落的清脆迴響。

抗疫詩歌審美向度的最後一點至為重要——審美的超越或昇華。詩歌並非到語言為止，並非到現實為止。抗疫詩歌反映舉國上下齊心抗疫的過程和情感經歷，肯定會留下一道真實的歷史軌跡。不過，透過疫情，如果我們在詩中不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透析人性，不重新擺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不敬畏天地，那麼抗疫詩潮最終將毫無意義。

抗疫詩歌的論爭及反思

抗疫詩潮出現後，有兩首詩一時成為人們論爭的焦點，一是《“感謝”你，冠狀病毒君》，另一是《仰望天空》。前者因果倒置，將“感謝”用錯了時間、用錯了地方。後者提到的“湖北佬”和“九頭鳥”或許本身並無多麼強烈的貶義，但用在湖北武漢大難臨頭之際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寫作從來都不是在真空裡進行的，詩人終究只是社會關係中的個體。隨之，不少媒體刊登了對這兩首詩否定性的評論。

進一步來講，如果寫作沒有一點倫理操守，任性亂來，沒有一點基本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沒有一點人性關懷和仁慈之心，沒有對真善美的弘揚，卻美其名曰反諷、自由，那麼寫作還有什麼意義？能否將心比心，多想想封城之下人們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置身事外、漠不關心，甚至是冷嘲熱諷，難道也可稱為寫作的自由？當人類面臨災難之時，再漂亮的插科打諢，都一無是處，都將遭人唾罵，這還真的不是什麼道德綁架。

抗疫詩潮的論爭只是現象之一種，透過現象，思考整個疫情時期所發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反思。其一，就抗疫文藝以及詩歌來看，我們不妨視其為疫情危機時期社會心理疏導的文藝路徑，也即，面臨災難時萬千民眾需要一個情感的發洩通道，以減輕面對死神時的壓抑、沉悶和恐慌的緊張心理。故而，抗疫詩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二，我們在抒發情感的過程中，不要將國難衍變為某種程度上的起鬨和變異了的狂歡，也不需要抗疫勝利之後的詩歌慶典。有位作家說，在災難面前唯一的倫理是反思，這是有些道理的。反思就是要將“小我”上升為“大我”，是體現愛和悲憫之心，是要切實反思如何建構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其三，反對無聲論和失去底線的發聲。文藝界人士和作家詩人們有著自己獨有的責任和擔當，在災難面前不能悄無聲息，而應當有所作為。但我們更應該警惕假借詩的名義，藉機炒作、譁眾取寵、不分場合、羞辱謾罵等不良行為。

最後，我們要適度協調頌歌式寫作和苦難敘事之間的平衡。浮於表面的廉價歌頌無異於諂媚，這樣的歌頌其實是一種“偽歌頌”。這是對藝術的褻瀆，同時也將失去詩人的良心和人格。不過，我們也不能深陷無窮無盡的苦難中不能自拔，在建構藝術殿堂的同時，文學亦可作為人類身處黑暗時點燃的一束光，能給人精神、希望和力量。

抗疫最終會以勝利告終，但這個過程會異常兇險和艱辛。當此危難之際，文藝界和詩人們沒有缺席也不應該缺席。詩歌與歌曲、朗誦、曲藝、美術、攝影等不同形式的抗疫作品大量出現，整體來看這是一種好現象。與抗疫詩歌一樣，詩人與各種門類的藝術家一道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參與到抗疫之中，既溫暖了自己也照亮別人，匯成了一道強大的精神力量，為抗疫作出了另一種形式的貢獻。

（作者系長江師範學院教授，寫於湖北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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