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後晉滅亡歸責於景延廣?其實禍端在其立國之初就已埋下伏筆

後晉是五代時期第三個政權。公元936年,石敬瑭與桑維翰勾結契丹,以自稱“兒皇帝”、割幽雲十六州、歲貢帛三十萬匹的條件取得契丹支持,契丹主在太原冊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改元天福,國號晉,史稱後晉。公元942年石敬瑭去世,侄子石重貴繼位,即為出帝。大臣景延廣掌權,在向契丹告知石敬瑭死訊時,力主稱孫不稱臣,激怒契丹主耶律德光,給了契丹驅兵南下的藉口。公元946年,杜重威效法石敬瑭,暗中勾結契丹,決定投降,遂引契丹軍南下。公元947年,契丹軍入開封,虜出帝石重貴北遷,後晉滅亡。

有人將後晉的滅亡歸罪於景延廣,認為景延廣主張“稱孫不稱臣”的態度激怒了契丹,成為契丹南下攻打後晉的藉口,因此而惹來了“狼群”,最終導致了石重貴被俘、後晉滅亡的慘痛教訓。但是,我們不得不深思,景延廣真是原罪嗎?

結合史料,可以看出,後晉在石重貴接手時形勢並不容樂觀:契丹憑藉扶立石敬瑭有功,挾制中原,虎視眈眈;南面有割據稱王的吳、後蜀威脅;後晉統治集團內部政客矛盾重重,加之連年的旱、蝗、澇等災害,導致餓殍遍野,民怨沸騰。石重貴接手過來的政權可謂是內外交困,危機四伏,而正是這些困境才是導致後晉滅亡的主要因素。在後晉走向滅亡的過程中,景延廣在其中只不過是起到一根導火線的作用,他是在替別人背黑鍋,因為促使後晉滅亡的禍端在石敬瑭立國之初就已埋下了。

五代時後晉滅亡歸責於景延廣?其實禍端在其立國之初就已埋下伏筆


景延廣作為宰相(時任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在這個位子上,他其實可以輔助石重貴做很多事情,包括興農強兵。然而,作為一個反契丹人士,在他剛剛掌權還沒有搞清楚自己真實實力的時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契丹敵對,使得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令世人將後晉滅亡的過錯歸責到他的身上。那麼,世人為何將後晉滅亡之責歸於景延廣?小編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一)在石重貴政權未穩之時過早激怒契丹

因景延廣擁立出帝石重貴有功,他便以此為傲,把控朝廷。當前的後晉,最重要的政事之一就是如何處理與契丹的外交關係。那麼,我們來看看景延廣都是怎麼處理的?

首先,主張對契丹稱孫不稱臣。出帝登基之初,在討論用哪種身份向契丹主通報石敬瑭逝世這件事的時候,李崧認為屈身事胡是為了江山社稷,沒什麼可恥的;景延廣主張寫信而不上表,只稱孫而不稱臣;馮道則含糊不明確表態。由於景延廣力爭,最終出帝採用了景延廣的意見。因此惹怒契丹主,當契丹主使人來質問時,景延廣又用了不尊敬的話語回答他。

《資治通鑑.後晉紀四》記載: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複印件孫而不稱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

其次,景延廣對契丹國的貿易使臣態度極其惡劣。河陽牙將喬榮跟隨趙延壽投歸契丹,契丹任命他為回圖使,在契丹和後晉之間往來做貿易。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隨後,凡是契丹人在晉國境內做貿易者“皆殺之,奪其貨”。有大臣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於是“釋榮,慰賜而歸之”。然而在喬榮將歸契丹時,景延廣又口出狂言“孫有十萬黃磨劍,足以相待”。而喬榮也不是善茬,讓景延廣說的話用紙墨記錄下來作為證據交給契丹主。於是,“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資治通鑑.後晉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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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確實是景延廣在處理契丹關係時制定的策略存在問題。當時,石重貴的帝位還未站穩,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便貿然敵對契丹,實在是不智的行為。景延廣不恥對契丹稱臣雖是中原有志之士的志向,但他用的策略不夠高明,加之態度囂張、口吐狂言而激怒耶律德光,使得耶律德光越發地堅定了南下攻打後晉的決心。

(二)不知已也不知彼,以虎頭蛇尾的方式收場

景延廣是武將出身,能做到今時今日的位置可以猜想他行軍打仗應該是有一手的。但是,在與契丹的對戰中景延廣的表現卻非常令人失望,看起來不像是一位將軍,而是一個貪生怕死的小人形象。為什麼這麼說?且來看看史書記載。

公元944年,契丹來犯,攻陷貝州,出帝命高行周等迎戰,景延廣和御營使前任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由於當時的作戰計劃和軍隊的調動,都由景延廣來掌握,其他的文武群臣都沒有參與,景延廣此時是“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資治通鑑.後晉紀四》)。

然而當高行周和符彥卿等將領在戚城和契丹交戰請求景延廣支援時,景延廣卻按兵不動,因為在此之前,景延廣曾下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後來還是出帝石重貴親自領兵去救,才使高行周等脫險而回。

契丹兵還曾來到景延廣的營前,大喊道景延廣出來開戰,景延廣卻在大營中穩坐不語,任憑契丹叫罵也不領兵迎戰。等契丹軍隊退去時,他還以為是對方使計誘他上當,更是不敢出營。《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有記:

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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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戰後,景延廣為將相大臣和軍民所厭惡,石重貴也認為他桀驁不馴難以控制,加之桑維翰等人又追究他不救戚城之過,便將其外放為西京(今洛陽)留守。此時的景延廣再也沒有了往日驕橫和威風,他“鬱郁不得志,見契丹強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資治通鑑.後晉紀五》)。

景延廣就這樣以“乘勢使氣”開局,以“鬱郁不得志、日夜縱酒”收場,多麼像是一出虎頭蛇尾爛尾戲啊!

景延廣曾經是石敬瑭的心腹大將,在石敬瑭主政時,景延廣做事小心謹慎,一心輔佐石敬瑭為其衝鋒陷陣,但是石敬瑭死後,他卻掌管了政事手握了實權。只可惜,景延廣始終是一名武將,有勇武而不擅謀,驕橫又任性,貪生又怕死,最終落得個“為上下所惡”而遭貶官的下場。

綜合上述,如果說後晉的滅亡與景延廣毫無關係也說不過去的,但是能不能將全部罪責都歸因於他呢?倒也未必。因為,後晉的內外交困的狀況並不是由景延廣一人造成的,在他上臺掌權之前,後晉政權已經是千瘡百孔了,而造成這種局面與兩個人脫不開關係。

哪兩人呢?那就是石敬瑭和桑維翰。也許有人會問,這兩人,一個是後晉開國皇帝,一個是後晉開國功臣,怎麼可能是他們?箇中緣由,請看小編詳細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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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軟弱無能——石敬瑭

石敬瑭剛剛得到天下時,實施了一些安民安邦的政策。由於“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為解決財政危機、鞏固政權,石敬瑭採納了桑維翰的建議:“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稟,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資治通鑑.後晉紀二》)”

然而,石敬瑭作為後晉的開國皇帝,可以說是開啟了中原屈辱史的先河。他外對契丹稱臣稱兒,內無力管轄藩鎮將帥,處處表現出軟弱無能的性格。

首先是外交方面軟弱無能。他在契丹的扶持下當了皇帝,對契丹稱“兒皇帝”,對契丹可以說事事盡到了做“兒子”的責任。我們看看他都有哪些屈辱的表現。

石敬瑭對於契丹百依百順,非常恭謹,每次書信皆用表,以此表示君臣有別,稱契丹主為"父皇帝",自稱"臣",為"兒皇帝"。每當有契丹使臣到來,皇帝就在別殿拜受詔書。每年除了輸送三十萬布帛外,每逢吉凶慶弔之事也時時贈送;珍貨奇物,絡繹不絕。如此種種行為,多不勝數,朝中大臣都感到羞辱,但石敬瑭這種卑恭的態度自始至終都沒變過。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朝野鹹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資治通鑑.後晉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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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主插手後晉政事,石敬瑭聽從意見或委屈求全。石敬瑭不但聽從契丹主意見相國任用桑維翰,在選擇太子即所謂的接班人時,也聽從了契丹主的意見。義武節度使出缺,契丹主派使者讓石敬瑭任前任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的兒子王威承襲,石敬瑭以官職要漸加進用的藉口拒絕,契丹主發怒。石敬瑭立馬“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資治通鑑.後晉紀三》)。

石敬瑭曾對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說:“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之,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資治通鑑.後晉紀三》)”可以說,石敬瑭對契丹的卑恭態度已經深入骨髓。

天福五年(940年),雁門以北被割讓出去的吐谷渾不能忍受契丹的貪婪暴虐,於是率領他們的部落一千多帳從五臺投奔後晉。契丹主非常憤怒,派使者來責備皇帝招納叛逆的人。石敬瑭便讓人四處搜尋吐谷渾人,“逐之使還故土”。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於向契丹稱臣,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者經過他的轄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拿這個事情來責問石敬瑭,“帝為之遜謝”。

天福六年(941年),安重榮上表千字指斥石敬瑭父事契丹,困耗中原,並表示願意與契丹決一死戰。石敬瑭發兵斬安重榮,並將其頭送與契丹。天福七年(942年),劉知遠收留吐谷渾,契丹遣使來問吐谷渾之事,石敬瑭既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劉知遠,更不敢得罪"父皇帝",因此憂鬱成疾,於六月中死去,時年5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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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內政方面軟弱無能。石敬瑭不但對契丹俯首稱臣,對藩鎮有勢力的將帥也多有畏懼。侍衛將軍楊光遠自恃重兵,干預朝政,屢有抗奏,石敬瑭“常屈意服從之”。天福二年(937年),天雄節度使範廷光反於魏州,後又投降歸順,石敬瑭授其鐵券(類似免死金牌)。天福五年(940年),楊光遠擅殺範廷光,石敬瑭“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資治通鑑.後晉紀三》)。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要抓掌書記張式,張式到邠州,靜難節度使李週上報朝廷,張彥澤來向石敬瑭要人,“帝不得已,與之。”最後,張式被張彥澤殘忍殺害。有大臣上奏張彥澤貪殘違法的事有二十六條,皇帝念他有軍功,又跟楊光遠是姻親,竟然擱置不問。

石敬瑭內不能安民,外不能對敵,事事委屈自己順從別人,作為一名開國皇帝做成他這樣也是天下少有了。正如其右諫大夫鄭受益上疏所說的:“淑匿莫辨,賞罰無章。”善惡不加分別,賞罰沒有條理。用這句話來形容石敬瑭是再貼切不過了。

(二)兩度宰臣——桑維翰

桑維翰(公元898年-946年),字國僑,洛陽人。桑維翰於後唐同光中登進士第。不久,跟隨石敬瑭歷任河陽、河東、鎮州武順軍等節度掌書記,直到石敬瑭立國稱帝。晉立國十多年中,桑氏兩度任宰臣。

後唐末帝李從珂登基為帝后,猜忌石敬瑭,便將其調移鄆州任天平節度使,此時石敬瑭雖有反意,但並沒有拿定主意,便與將佐計之。都押牙劉知遠(即後漢開國皇帝)提議直接起兵,便可完成大業。而當時任掌書記的桑維翰則做了更詳細深刻的分析:

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引乃天意假公以利器。……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資治通鑑.後晉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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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維翰意思是說皇帝把河東交給你,是天意要借一把利器給你。契丹是同明宗(李嗣源)是兄弟之邦,他們的部落近在雲、應州,如果你能推心置腹曲意討好他們,萬一有急變之事,早上跟他們說,晚上就能到,何愁大事不成呢?於是“敬瑭意遂決”。

隨後,石敬瑭派桑維翰出使契丹相談合作之事。《資治通鑑.後晉紀一》記載: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這裡使用了一個“間使”,間使的意思是:負有見機而行特殊使命而又單獨行動的使者。由此可知,石敬瑭與桑維翰對此行已經作了一個很詳細具體的計劃:“推心屈節”事之、“稱兒皇帝”、“割地”、“重賂奉財”。劉知遠則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資治通鑑.後晉紀一》)”但是石敬瑭沒有聽從。果然,不久的將來,劉知遠一語成讖。

桑維翰在石敬瑭賣國篡位過程中,一是根據授意草擬賣國文書;二是在關鍵時刻親自出馬,在契丹國力辯,又“跪於賬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資治通鑑.後晉紀一》),成功說服契丹主堅決支持石晉。無怪乎契丹主對石敬瑭建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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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桑維翰不是賣國篡位計謀的最終決定者,但桑維翰卻是計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可以說,先有桑維翰的獻策,才後有石敬瑭後來篡位以割讓“幽雲十六州”、自稱“兒皇帝”以及賄賂之恥,因此引狼入室,為後晉的亡國埋下了伏筆。

桑維翰在安重榮揚言要攻打契丹之時,上疏給石敬瑭向他分析天下形勢,認為大晉外結契丹,安重榮恃勇輕敵必定無所作為,並言及契丹兵強馬壯國無天災,而後晉則國庫虛竭,百姓困頓,是不可以與之為敵的。桑維翰對後晉、契丹、安重榮三方勢力都作了全面的分析,使得石敬瑭更加立定決心侍奉契丹。另外,在石重貴為帝時期,景延廣被貶之後,桑維翰被重新啟用時,他又說服石重貴再次奉表對契丹稱臣示弱。可見,桑維翰在對向契丹稱臣方面是比較堅定的。

雖然,桑維翰為相時為後晉百姓做了一些實事,比如建議養兵息民,務農桑、通商賈,但是,這些是都為了解決契丹徵求無厭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功不蓋過。他和石敬瑭制定的賣國篡位的計謀,特別是割讓幽雲十六州而使得中原無險可守,直接赤裸裸地落入了契丹軍的鐵蹄之下,使得中原百姓飽受欺凌。正因為如此,桑維翰與石敬瑭一樣,受到後世譴責。清代著名的學者王夫之斥之為“後世之罪人”。

因此,說景延廣是替了石敬瑭和桑維翰背了黑鍋一點都不為過,而且,這個黑鍋,從後晉建國之初就已經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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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由於景延廣拒不稱臣使契丹惱羞成怒而滅了後晉,於是世人都把晉亡的罪責推到景延廣身上。從道義上來講,景延廣扶持懦弱的皇帝,是為了洗涮“兒皇帝”的屈辱而奮起,在這一點上,景延廣是沒有過錯的。他錯就錯在沒有一個完備的戰略部署:內沒有團結各方節度使藩帥的力量,外沒有搞好其他部族的關係,若能內外兼修、統一戰線共同抗敵,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石敬瑭做了皇帝,於是人人都以為可以做皇帝,而且人人也都想做皇帝。石敬瑭被契丹封為天子,於是人們都以為天子只能聽從契丹的委任。趙延壽、楊光遠、杜重威都請求契丹能冊封自己為天子,他們都在效仿石敬瑭,後晉的滅亡與他們也脫不開關係,可以說“成也蕭何(此處指石敬瑭),敗也蕭何”。不得不說,石敬瑭給後來者們起了一個非正道的開頭,滅國的禍端也因此埋下。

再進一步講,後晉的滅亡,對百姓來說根本無足輕重的。因為石敬瑭和桑維翰對契丹稱臣稱兒,賄賂無倦,賄賂要錢財,錢財從哪來?從百姓中來。於是他們對中原百姓實行重稅以搜刮財物,除了用來討好契丹想博取他們的歡心,餘下的錢財則用於為政者們享樂。將帥們都錢囊鼓鼓,卻連軍費都不發給士兵而導致軍士怨恨,州官朱門酒肉臭,百姓卻流離失所而怨聲載道。如此行事作風,使得將吏分心,百姓反抗,沒有人願意保家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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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的後晉滅亡了,對於他來說是好壞難論,因為,石敬瑭名義上是天子,但是當他卑躬屈膝討好契丹時,他活得何嘗不是像一名卑賤的奴隸?然而,後晉的滅亡對於百姓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相對於後晉政權,後漢、後周對百姓的態度要友善得多。最起碼後晉滅亡以後,劉知遠建立的後漢一改過去靠刮民財以犒軍的慣例,拿出了宮中財物賞賜將士,為百姓所稱道。之後的後周推行均田制、裁汰冗弱、招撫流亡、減少稅收,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富庶。

所以說,愛民的皇帝,受百姓愛戴國家也相對富強,而一味盤剝百姓膏脂的皇帝政權也都不能長久。

老子在《道德經》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這句話是否給我們帶來一些警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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