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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張圖片裡的內容，相信最近經常上網的朋友一定不會陌生，它們以各種形式傳播甚廣，聊天記錄、公號文章、微信截圖……並每天依舊伴隨著不斷更新的各種網絡消息而來，每天早上醒來，都有無數新的信息等待我們接收，還要隨時來幾次“反轉”“闢謠”和“反闢謠”“再闢謠”。
那麼這些謠言究竟從何而來，又為如何造成這麼廣泛的傳播……
在各類社交媒體氾濫的今天，大部分「謠言」實際上是多種信息交織的產物，當社交媒體成為信息流動的主要載體時，信息數量爆炸式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信息質量的魚龍混雜，與之而來的信息核查能力的缺失更加劇「謠言」的泛濫。
有學者指出，現如今，新媒介和社交媒體使受眾進入一個充斥著碎片化、真假難辨、零散信息的空間。這些社交媒體追求更多的是閱讀量。因此新媒體環境下，讀者本身對內容的興趣點和“共情力”成為平臺供給者首要滿足的因素。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代表作《烏合之眾》中就說過：
群眾從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正是隨著這種現象的不斷增多，當代政治理論家、悉尼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系教授約翰·基恩指出：全球社會已經陷入了後真相時代。
圖片來自繪造社，描述了信息大爆炸背景下的當今城市狀態
“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並非新概念，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被媒體和學界所採用。但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等大事件背景下，“後真相”一詞在各路媒體頻繁現身。據統計，這個詞2016年在西方媒體上的使用率較之2015年增長了2000%。為此，《牛津詞典》將之評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彙。牛津詞典部總裁加斯帕·格拉斯沃表示，“後真相”或許將成為“定義我們這個時代的詞彙之一”。
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脫歐”，結束其47年的歐盟成員國身份。再往前推，誰也想不到，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竟然由一個數字所決定。這個數字就是：“英國每週向歐盟提供3.5億英鎊。”鼓吹脫歐的英國現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甚至開著一輛印有這句話的“戰鬥巴士”環遊英國。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個數字純屬無中生有。一句謊言竟能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原因就在於，它迎合了社會上的某種情緒。脫歐公投正是“後真相時代”的一個縮影，在這個時代，
真相退居幕後，成了情緒化敘事的附庸。所謂“後真相”，就是真相和邏輯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被忽視，而情感煽動主導輿論的情形。從投票選舉到眾籌詐騙，再到病毒營銷，無論是在政治、傳媒，還是商業領域，後真相影響著我們周圍每一個人。如果對後真相有更清晰的認識，當謠言再起時，或許能降低我們上當的概率。
後真相時代
當真相被操縱、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
[英]赫克託·麥克唐納 著
劉清山 譯
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要剖析“後真相”，首先需要澄清何為真相。英國作家赫克託·麥克唐納在其著作《後真相時代》中解釋，真相併不是單一的事實，它是個多面體，並提出了一個概念：競爭性真相（Compenting truth），麥克唐納解釋：在許多時候，你可以通過許多方式描述一個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項政策，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實性。
麥克唐納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入細緻地解析了眾多描述方式，總結出信息傳達者描述信息時的四類慣用手段，並告訴讀者：
當真相被操作、利用，我們該如何讓看、如何聽、如何思考。
第一類手段是“片面截取”
2010年，富士康在中國共有18 名員工企圖自殺，其中14人身亡。這個觸目驚心的數字甫一爆出，就迅速佔據了全球各大媒體的頭條，一時間激起無數熱議。
這一連串自殺事件確實令人悲痛，但這是否意味著富士康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血汗工廠？數據顯示，富士康公司當時有員工近100 萬人，年自殺率約為十萬分之一點五，而中國的平均自殺率為十萬分之二十二。換句話說，富士康的自殺率還不到中國平均水平的7%。只片面地截取抓人眼球的材料，而忽略整體情況和背景事實，就是信息傳播者處理真相的手法之一。
2018年，中國商界最為熱議的事件就要屬“劉強東明州案”了。在當事人雙方長期的拉鋸過程中，劇情出現了多次所謂的“反轉”。公眾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感覺，就是因為雙方當事人都選取了有利於己方的信息進行披露，以致出現了羅生門。
第二類手段是“主觀宣傳”
人是一種主觀動物，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和激勵。我們沉溺於那些引發快感、興趣的事情，而排斥那些引起仇恨、恐懼或延誤的東西。這些情緒對我們的激勵作用遠遠超過了其他大多數心理驅動力。
仇恨可以驅使我們排斥或辱罵他人，恐懼會使我們麻木癱瘓，激情會鼓勵我們承擔不同尋常的風險。別有用心的信息傳達者會利用我們的情緒，肆意煽動輿論，從而達成自己的目的。
特朗普在競選中就利用了公眾情緒。他曾經大放厥詞，表示：“墨西哥人都是強姦犯和罪犯”“黑人太蠢了”。這些話顯然毫無根據，但卻迎合了社會上瀰漫的排外情緒，引發了大量選民的共鳴，為特朗普贏得了大批支持者。
情緒煽動不僅出現在政治領域。2016年11月，一篇名為《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刷爆了微信朋友圈，作者用情感宣洩式的語言，把自己塑造成深愛患病女兒，但卻缺乏醫療資金的父親，在幾天內就募集到200多萬元善款。公眾在得知實情後才發覺，自己被人狠狠地利用了一把，給一個比自己有錢得多的人捐了款。在轉發量為王的新傳媒時代，最好的營銷就是情緒煽動。
第三類手段是“無中生有”
化妝品和衛生用品的營銷人員很喜歡說，某某產品“得到了科學證明”。對於存在疑慮的消費者來說，科學證明這種說法特別具有吸引力。
不過，“科學證明”究竟代表什麼？假設平均每年有10% 的人感染某種病毒。你向100 人提供一種實驗藥品，感染人數要降低到多少，你才能說這個藥品有效？9人？7人？4人？因此，許多科學家不願輕易說出“證明”這個詞。
藥物尚且如此，頭髮平滑程度的客觀測量還要困難得多。證明某種化學配方會使頭髮更加絲滑，這並不是科學家願意做的事情。然而，統計學的微妙性以及結果的測量難度被大多數營銷人員和消費者忽略了。“科學證明”聽上去就是那麼有力、清晰和不可辯駁。
再來看另一個例子。高檔海鹽的商家經常吹噓，他們的產品中含有人體所必需的礦物質。這些海鹽當然富含一種人體所必需的礦物質——氯化鈉，但是其他礦物質的含量則很少能夠達到營養級別。
有人可能會想：海鹽至少是“天然的”吧……什麼叫“天然”？氯化鈉就是氯化鈉，不管它是來自海水蒸餾、採礦，還是實驗室合成。它們在物質上沒有區別。那麼，營銷人員所說的“天然”是什麼意思呢？它沒有任何法律或科學意義。營銷人員想讓我們覺得“天然”產品直接來自大自然，沒有經過工業操作，但這根本就不能成其為優點。
許多營銷人員都慣用無中生有的概念來忽悠消費者，因為大多數消費者都不會花時間甄別語義含混的廣告語，也沒有精力探究產品背後的科學原理。迎合消費者的普遍心態生造概念，往往能夠帶來巨大的利益。
第四類手段是“巧用預測”
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一份極具影響力的脫歐海報這樣寫道：“土耳其即將加入歐盟。”根據歐盟的政策，任何成員國的公民，都有權在其他成員國生活和工作。在中東亂局和移民受到高度關注的時刻，脫歐派這種宣傳足以使許多英國選民感到害怕。不過，他們的預測是否正確？
答案是否定的。和其他成員國一樣，英國有權否決新成員的加入。如果英國不想讓土耳其加入歐盟，土耳其就永遠無法加入。即使英國不使用否決權，塞浦路斯也會使用，除非土耳其長期佔領北塞浦路斯的問題得到解決。由此可見，脫歐派的預測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誤導。
另一方面，信息傳達者也可以利用可信的預測傳遞積極的信號。2012年，受到債務危機的衝擊，歐元區曾一度瀕臨崩潰。歐洲中央銀行主席德拉吉做出承諾：“歐洲央行準備採取一切行動保護歐元。相信我，我們不會失敗。”結果，德拉吉和歐洲央行的信用成功地平復了市場，拉低了主權債務收益率。四年後，《金融時報》指出，正是這個預測“將歐元區從崩潰的邊緣解救了回來”。
以上兩個例子說明，預測不僅可以驅動我們的行為，引導我們做出重要決策，還可以幫助我們通過自我暗示和自我實現改變未來。預測是現實的強大影響因素。當預測不只有一個的時候，選擇傾聽、服從和分享其中的哪一個，最終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後 記
隨著互聯網技術和自媒體的爆發式發展，真相已不再如紙媒時代那樣作為稀缺資源為人們所看重，對於真相的權威式的報道與解讀已經面臨消解。少有人關心事件的本來面目，大多數人只願意躲在自己的舒適區裡，選擇性地吸納符合自己三觀、讓自己痛快的信息。在閱讀量為王的後真相時代，事實似乎已經讓位於情緒，報道似乎已經讓位於宣傳，得情緒者得天下。
需知，所有真相都是多面體，都是多個競爭性真相的合集。所謂操縱與煽動，其基礎不過是截取和加工。在《後真相時代》這本書中，赫克託·麥克唐納用生動的故事向我們展示真相是通過何種技術性手段被肢解和扭曲的。他在大量實例的基礎上總結出誤導者的慣用伎倆，同時告訴我們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競爭性真相傳達自己的觀點。
身處後真相時代，作為信息消費者，我們都免不了會上當受騙。唯有洞悉真相操縱背後的思維模式，我們才能更有智慧地處理信息，免受煽動式宣傳和病毒營銷的蠱惑，甚至改善真相的講述方式，達成目標。
當謠言再起，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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