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唐代前期吉禮中宗廟、郊祀、明堂等祭祀都歷經的激烈變革 ，其原因有二。第一,國家禮儀體制必須維持其系統性。唐代吉禮從大祀以下一致地逐層降低其規模與文飾,朝廷也一直努力建立共通原則以敉平爭議。第二個原因則是禮儀的改革往往不是恣意創作,而是通過複製、引用、重組或擴大既有儀式的做法。
從高宗封禪和顯慶以降的其他大祀開始,到玄宗時期的禮制，在助祭者和配享先帝之選擇上都作出類似的改變。而且由多項單元儀式所組成的封禪,其結構亦陸續被數項新創大禮所承襲。這些變革出現,證明了盛唐之國家禮儀正經歷一場系統性的轉化過程，而轉化的結果便是以皇帝為中心的禮制形成。
皇權的延伸：助祭人選
在《國家禮儀與權力結構:試論唐朝前半期陵廟禮之發展》一文中,曾以"皇權集團"詞代表與皇帝分享權力和尊榮的群體。唐初二帝之皇權集團主要包括
功臣、高級官員、皇子與其他宗室男性親屬。但高宗的皇權集團在顯慶時期大幅改組,正後與嫡子進入集團核心,官員和大多數宗室成員則悉數被邊緣化。此一權力結構之調整也同樣表現在郊祀禮的演變,始於乾封元年關於誰有資格協助高宗執行封禪之爭議。
唐高宗率眾封禪圖
封禪既是曠古盛典,助祭者形同皇帝的象徵性"共治者",高級官員與皇帝近親擔任助祭。然而自高宗泰山封禪開始,助祭者的任命改以近親優先,此後皇帝親自主持的重大郊祀亦全面將官員排除在外而形成牢不可破的慣例吉禮。諸祭祀的形式皆是以人與神之"共食"為核心。
據《大唐開元禮》,如果皇帝親行大祀,其三獻分別由皇帝、太尉、光祿卿擔任。若是有司攝事,則三位行禮人分別是太尉、太常卿、光祿卿。然而在高宗展禮泰山之前的慣例,是以太常卿、光祿卿助皇帝行禮。當時的司禮太常伯劉祥主張只有身居"八座"之行政首長才有資格在不世大典中為皇帝助祭。"八座"指的是尚書令、僕射與六部尚書 ,他們在太宗時期位高權重,如重大議題就常交由他們合議。但高宗只部分採納了劉祥道的方案,以其最年長的叔父李元禮和劉祥道分別擔任亞獻、終獻,官僚集團反而失去了一個席位而被皇親取代。
唐高宗李志畫像
武則天再為助祭者的設定做了改動。原本"禪禮"之設計,以高祖太穆皇后、太宗文德皇后配享皇地祇,而由李元禮與劉祥道助祭。到了行禮前一個月,武后抗表反對,自薦以皇后身份率諸命婦"以親奉奠":
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配,既合於方衹;玉豆薦芳,實歸於內職。況推尊先後,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裡祭?
或許是因為武后於朝中勢力已強,此一前所未有、全由女性輔祭之亞獻、終獻做法成功實現自髙宗中期開始威脅李室政權的武、韋集團,此後在儀式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武則天畫像
武則天此次之介入成功開了一個先例,爾後60年間數項非常態的重大儀式中,許多原本不被儀式傳統所認可為正當助祭者之李、武、韋氏成員紛紛出任亞獻、終獻。官僚集團始終未能奪回助祭之職。當正後、嫡子與其他可能繼承人在此一時期密集擔任大禮助祭者,便說明此一做法已獲得正當性,並形成慣例。
高宗封禪及其後重要祭祀不僅重新分配了助祭的特權,也逐步建立了指定皇室配享先祖的新原則。"配"或"配享"可能並非古制,而是始於王莽所改祭禮。他的新制允許特定的皇室先祖得以與主受祀神共同受享,使得日後形成的郊祀具有雙重性質:它不但是對宇宙主宰力量之禮敬,也相對提高皇室先祖之權威。在此種自然宇宙觀 與祖先崇拜的交融之下,郊祀也就更理所當然地成為皇室的專有職權,他人不得篡奪。
唐朝時期舉行郊祀圖片
但王莽所建立的原則並未為後世全盤接受,尤其是漢代以後天地分祀 ,后妃也不再配享地衹。而王莽之以漢高祖劉邦配天,歷代創業君主也難以沿用,故曹魏文帝、西晉武帝、南齊高帝於即位後的圓丘或南郊祭天,皆無指定配享先君。其他開國君主則各自指定某位先祖配享,或為其父、或為其家族始封君,皆無統一原則,北周甚至曾以炎帝神農氏為配。這說明配享先祖之指定往往是以政治考慮為優先,視需要而選擇對特定先祖賦予較高之尊崇。
《漢書》中關於郊祀的記錄
高宗執政的前幾年仍舊沿襲貞觀做法而與高祖、元帝配享,身為皇帝先父的太宗毫無地位,只勉強在永徽二年與高祖同配於明堂大享。這說明唐代配享制度直到高宗初年仍未系統化。高宗朝確實有意建立某種統一的配享原則。高宗即位初期在儀式上尊高祖、太宗為"祖"與"宗",此一態度被貫徹於封禪大禮。高宗的封禪玉牒文首述高祖、太宗之功業,暗示封禪乃是代父祖行禮。究其原因,當是因為高宗既非創業之君、又無平定天下之功,本無資格實行封禪,故"尊崇祖業"成為高宗封禪大典的重要理由,使得"二祖並配"之創舉有其正當性。
現代人還原唐代封禪
封禪與郊祀之類的常態性禮儀不同,它是特定情況下方能舉行的大典,故其破天荒的"並配"可被理解為封禪的特殊制度。然而當此種特例被延伸到郊祀禮而成為通則,便很可能是有意的借用。高宗於泰山行禮後下令恢復鄭玄系統的感帝和神州之祀,引發新一波之爭議。禮官郝處俊本於鄭玄學說,疑惑高祖究竟是配享於圓丘的"遠祖",還是配享於感帝的"始祖"。因為根據鄭玄的見解,此二祀之配享先祖不能是同一人:"此則碲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神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
乾封二年年底,高宗終於頒下《祭圓丘明堂並以高祖太宗配詔》,理清高祖、太宗之儀式地位,也對配享制度作了空前的改變。
經學大師鄭玄
由於高宗封禪之並配已是史無前例,一年後之郊祀全面改制應該就是有意複製封禪設定。此一原則在睿宗即位後被進一步擴大。不過後來武后登基，三組同配。中宗復位才又恢復高祖、太宗、高宗之三祖同配,直到開元十一年玄宗首度親祀圓丘,才在張說的建議之下改以高祖一人專配昊天。
封禪儀式結構的傳播
如前所述,儀式不能無中生有,而是基於傳統或現有儀式之做法而產生,故古今中外之各類儀式,常可發現它們跨越時間和地域而為另一時代或另一社會的人們所襲用或模仿,然而因為行禮的環境已改變,儀式的做法通常也必須依據人們的認知和需要進行調整,此為儀式之傳播與變遷的過程。
儀式在傳播的過程中由於必須配合新的時空環境 和需要,最常見的是對某一禮儀的局部模仿,而非照單全收地釆用。其中傳統"喪禮"最為繁複,也更曠日費時。唐代最具典範性的喪禮設計,乃是顏真卿為代宗皇帝大喪所編纂之《元陵儀注》其一系列有次序之儀式,從皇帝死後遺體之安置與遺詔之發佈,到服喪期結束、喪禮轉化為吉禮祭祀,共計23項單元儀式。皇帝大喪儀注並非顏氏之發明,但他在參考《儀禮》、《禮記》《後漢書》、《開元禮》所主張或記載之做法後,不僅有所增刪,更調動單元禮之次序而新創《元陵儀注》之特有序列。這些現象說明禮儀形式在形成過程中會參照其他儀式的象徵、環節或單元禮的組合及順序。
第一位舉行封禪禮的皇帝，秦始皇
封禪自始便是一種複合性的大型儀式,其形式參考當時最高神祇之祭祀。始皇的首次行禮已窮盡當時的儀式知識,融合秦地諸畤與其他關於山嶽黃帝崇拜和軍事征伐之儀式為一。漢武帝則在此基礎上納入他新創的泰一、后土二祀做法。而當這些祭禮逐漸於西漢後期儒家化而形成"郊祀",東漢封禪遂複製當時的南郊祭天與北郊祭地。唐代亦然,唐高宗之封禮與禪禮分別仿照唐代圓丘祭天與方丘祭地之做法,此後沿用不變。由於郊天、祭地成為封禪大典的一部分,封禪的效力便彷彿擴大而涵括天地萬物之秩序,而行禮的俗世王權也似乎獲得與之相侔的偉大。個別封禪大禮的特色也就表現在郊天與祭地之組合方式。
封禪地點，五嶽之首泰山
歷代封禪都是一組有其特定順序的複合性儀式,列如唐朝時期的封禪。唐太宗計劃中的封禪序列
1. 泰山下之"封祀"祭昊天上帝,以太祖景帝為配享
2.泰山上之"登封",于山上預築之圓丘進行封牒
3.梁甫山之"降禪"祭皇地祇,以高祖為配享
4.以"肆覲"大會群臣。
高宗乾封元年泰山大禮的核心也是四個儀式由於諸多原因胎死腹中,但其儀注已議,計劃於永淳二年(683)十一月分三日進行核心儀式。而行程已被濃縮
第一日:封祀、登封合併於同日先後舉行;
第二日:禪祭;
第三日:朝覲。
武則天的封嵩儀式序列再進一步簡化乾封做法而廢封祀,也同樣以男性先祖配享昊天、女性先祖配享地祇。
1.第一日(臘月甲申):登封,祀昊天上帝,以祖父、父配享;
2.第四日(丁亥):禪於少室,以祖母、母配享
3.第六日(二月己丑):朝覲,鹹如乾封之儀。
玄宗對前代做法再做微調。他以維持"靈山清潔"為名而臨時決定將大部分官員隔絕於登封禮之外:
1.第一日(庚寅):
山上:玄宗親祀昊天上帝,高祖配享,隨後封玉牒、玉策；
山下:群臣祀五天帝;
2.第二日(辛卯):禪於社首山,祀皇地祇,睿宗作配;
3.第三日(壬辰):朝覲；
唐太宗李世民畫像
自太宗的規劃開始,封禪禮的形式到了玄宗時已有很明顯的改動。例如高宗、武后一系相承的"並配"慣例,這近百年間的封禪演變,會發現封禪諸單元之變化有限而漸進,說明後起者都是在前例的基礎上進行微調。
歷經多次的規劃與執行,此一聖禮最根本的結構越來越清晰,這就是"封禮一禪禮一朝覲"的結構,其具體表現便是"祭天一祀地一大會群臣的複合性儀式。武后明堂新禮：封禪結構之轉借
明堂及其儀式是唐代國家禮儀的另一重要發展,表面上與封禪平行而無交集,但兩者可能都體現這個時代對於"天人關係"的認知。明堂是季秋大享的場所不僅向天致禮,也同時藉由先帝配享而達到"嚴父"的目的。《禮記·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便是強調明堂的祭祖功能。
影視劇中皇帝祭祖所用物品
太宗與高宗都對明堂有極高的興趣,但因為群儒議論不休而被迫作罷。武后則決意創制,"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聽群言"。她在垂拱四年《親享明堂制》中的名言"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展現其以創制擺脫禮儀傳統之束縛的決心。其《親享明堂制》將明堂定義為"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故"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佈政之居"。她亦宣告來年將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可能有意訴諸初唐三帝之儀式重要性,以淡化此一形制獨特的明堂可能引起之爭議。但除了宗祀佈政兩大意義之外,明堂也被賦予宇宙論上之功能,宣稱"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其別名"萬象神宮"之意或許在此。
永昌元年,武后首次於明堂舉行重大儀式,其明堂新禮不是憑空想象的發明,而是複製封禪結構,重新將圓丘、方丘、元日之儀與佈政、讀令整合為一而在新明堂舉行。
雖然武后明堂新禮大部分的單元禮儀皆是取自傳統禮制,它們的組合方式則是前所未見。
唐朝時期的明堂
第一,明堂在傳統上與天地合祀毫無關聯,當郊天祭地被移植至明堂,武后形同打破了郊祀與明堂之間的界線。第二,在明堂新禮中,天地合祭、元日之儀以及基於月令之頒佈曆法、宣讀時令,如今皆被整合為固定單元 。第三,郊祀雖照常舉行,但似乎也受到新禮的影響而開始出現合祭。自明堂啟用之後,武后於天冊萬歲元年、長安二年(702)兩度南郊親祭天地。親祭的頻繁顯示武后的一項空前突破:自儒家禮學在西漢晚期主導國家禮制之後,歷代君主從未在國家禮儀中扮演過如此重要的角色。
唐朝明堂內部圖
由是觀之,
明堂新禮並非只是新增一項盛大的祭祀以震懾人心,而是代表唐人嘗試突破傳統禮制的窠臼。武后的高度參與證明新禮位處國家禮儀體系之頂端,遠遠高於那些大多皆由有司攝事的傳統郊丘大禮。此一複合性儀式已非傳統意義下的郊祀、元會或明堂所能涵括,但又兼具它們的功能。武后以封禪為制禮藍本,似乎有意創立一項可與之分庭抗禮、卻是定期定點舉行的聖禮。此一具有典範性質的禮儀新類別,假以時日,很可能會促成吉禮體系之整體改變。郊祀突然出現合祭的特例,便可能是新禮做法擴散之徵兆。玄宗三大禮：禮儀體系的鬆動
玄宗40餘年之統治標誌唐帝國之由盛轉衰,國家禮儀在此一期間也是變動頻仍,甚至有前是後非的矛盾。高宗已有心突破國家禮儀傳統做法的束縛,不僅改變助祭與配享之原則,更有意遍封五嶽;武后不但在嵩山行禮,其拜洛、明堂、天樞、九鼎、南郊合祭天地,都證明她不願墨守成規。玄宗在儀式上的創制雄心亦不亞於前代，國家祭典在玄宗晚年呈現翻天覆地的變革 。他推行"三大禮"改動，表面上與封禪無關,實際上它們不但反映高宗、武后所開之反傳統風潮,也驗證了經由組合不同範疇之禮儀以構成龐大典禮的實驗手法,自此改變唐代後半期以至北宋時代之國家大禮面貌。
唐玄宗畫像
玄宗於天寶元年二月所親自主持的"三大禮":,
1.第一日(辛卯):親享老子於玄元廟(後改名為太清宮);
2.第四日(甲午):親享太廟;
3.第六日(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
玄宗之後於天寶二年、六載、八載曾執行三大禮之部分環節,天寶十載則再度完整執行。雖然與武后明堂新禮同樣是近於離經叛道的創制,玄宗此一複合性儀式(金子修一稱之為"連祭祀")自此成為歷任唐帝不可不執行的慣例。原本依太宗所建立之故事,皇帝在即位兩年後的冬至親祭南郊,再於翌年正月親謁太廟,隨後親行籍田。然太宗的做法被玄宗新制取代,"其後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不過,太宗"南郊一太廟一籍田"、武后明堂新禮和玄宗三大禮之間實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太清宮圖片
玄宗三大禮以親享太清宮為首,誠然是對儒家禮制傳統之一大顛覆。然而郊祀、太廟與太清宮祀之結合其實也展示了與傳統禮儀實踐非常不同的新思維。第一,皇帝對於國家禮儀的重要性越來越高,不僅他的出席與否決定了儀式的尊貴,朝廷也越來越傾向從皇帝的角度來思考禮制。皇帝親祭便已是武后禮制改革的重要進展之一,而玄宗繼續推動。事例之一即是太廟"正祭"的地位被三大禮中的太廟朝享所取代。唐制太廟正祭乃是臘月與每季孟月舉行的時享,以及三年一次的袷祭與五年一次的祭。然而自天寶時代以降,三大禮中的太廟朝享都是皇帝親行,其重要性便遠遠超過有司代行的正祭,直到北宋末年,皇帝一般不再親自主持太廟正祭。此後大體上朝著親祭則天地合祭、有司攝事則分祀的趨勢發展,到了北宋初期便已制度化。
唐代一般封禪所配享的唐高祖
第二,三大禮面世的天寶時期已經是傳統禮制的分界線逐漸被打破的時代,各禮之間的互相滲透越來越明顯。如天寶五載四月所下之《每載四孟合祭天地詔》中做的改變:
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蒸嘗之獻,既著於恆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
玄宗所進行的大規模禮制改革,遠有漢武為之模範,近則有高宗、武后為之開路,已非道教影響所能概括。玄宗的複合性儀式延續武后的嘗試,以相近的手法解構傳統禮制,但更進步結合多元信仰,最後在儀式上完成一個從皇帝視角出發的全新天人關係。這也是為什麼玄宗三大禮展現的新思維—以皇帝為中心、各禮的互相滲透與變質， 都可以在武后的改作中找到痕跡。總之,經過數十年在國家禮儀上的試驗和淬鍊,唐代前半期吉禮變革的軌跡和目標已慢慢浮現出來了。
結術語：
唐代前半期吉禮頻繁劇烈變動是唐代前期政權更迭的危機開啟了積極變禮之需要。盛唐時期吉禮大祀的發展有兩個互為表裡的面向。其一是權力結構的調整。高宗改變了配享先帝和助祭人選的原則,開始偏離貴族、士大夫所支持的傳統禮學,爭取以皇帝的觀點來分配儀式特權。配享與助祭不是枝微末節,它們分別標示皇權的來源和延伸。由其他吉禮大祀複製封禪的做法,我們便看到國家禮制乃是一步一步慢慢向皇帝傾斜。與之完全一致的趨勢即是皇帝親祭的頻率自武后朝遽升,他們對於國家禮儀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重大。我們可以說皇帝已被確立為國家大典的中心,這是皇權的重大轉變。
原本涇渭分明的郊祀、明堂、宗廟、太清宮諸祀之間的界線也因為互相滲透而崩壞,這都顯示唐代吉禮正進行結構重整,試圖建立唐人獨有的系統。因此禮儀變遷的另一面向便是觀念與文化體系的重建儀式當然會受到觀念的影響,政權也經常操弄國家禮儀以宣揚對之有利的權力結構,然而儀式變遷的結果並非權力所能片面決定。盛唐皇權觀與禮制變革,就像一條慢慢踏出的小徑,隨著踐履日增而日益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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