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這種黑暗不單單指由上層政治的腐敗而引起的民生問題，外部戰爭同樣慘烈。西晉僅僅建國數十年，便慘遭滅亡，司馬宗室也不得不南遷。可以說，這個時代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因局勢混亂、社會動盪的時期。但，也正是在這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志怪小說產生，並發展壯大，成為文學流派中的一個重要分支。那麼，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環境，才造就了這一文學流派的出現？而古代作家們又為這些小說賦予了怎樣的文化內涵才以至於可以影響後世呢？
一、新文學產生的原因及其影響
1、政治黑暗引起人們對現實的巨大失望
晉朝自建國之初，高層官員們便已經有了腐敗的苗頭。再到滅東吳，無外患之後，這種現象則更加普遍。雖然司馬炎在初期定下了“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的
無為政策，欲使國家休養生息，讓人民安定生產。但是，在具體的實施上，卻成了“百姓勤勞生產，貴族頻繁享受”的社會現狀。炫富攀比之風更是尋常之事，石崇和王愷比富鬥寶的事情便是典型例子。此外，他們在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同時，往往憑藉著自己手上的權力而草芥人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即便如此，由於這些腐敗人員大多為高官貴族，且互相勾結，根本無法治他們的罪而為百姓討回公道。
在這種面對現實感到深深無奈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只能將注意力放到精神世界之中，希望神仙鬼怪能夠懲治貪官汙吏、維護社會公平。再加上中國自古就有不同的神話傳說，經過文學家們的藝術加工後，志怪小說就此產生。其中內容更是因為滿足了人民的精神願望而得到追捧，這一類型的文學形式自然更加發揚光大，成為當時的熱門。
2、思想多元激發創作熱情
在經歷過東漢末年的諸侯割據和三國紛爭的無政府狀態後，百姓的思想早已解放，不再被限制於儒家之中。同時，由於晉朝初期建立時便推崇著黃老玄學，人民的思想因此更加多元化，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態度此時便表現的不再那麼明顯。
不止普通百姓在思想上有著如此大的變化，許多文學家、政治家也因為時局的混亂和政治的黑暗而
放棄了儒家思想的“入仕”要求，反而是選擇隱居山林，竹林七賢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的阮籍雖然最後因強權的壓迫而不得不入朝做官，但在面對政治問題時，卻總是以一醉而應之，明顯傳達出不想涉入太深的意願。不僅如此，甚至就連一些皇親貴族，在思想上也體現出玄學的特點，如蘭亭集序中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便表達了王羲之對於人生短暫、世事無常的感慨，這顯然與儒家的積極入世主旨相悖。同時，這些人身負才華、飽讀詩書，並在寫作過程中將自己的思想融入到作品當中，間接推動了後期志怪小說的發現與成熟。而從作品上來看，創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中，有數十篇講述了佛教的有關內容。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是沒有一個官方思想而強制推行的，儒釋道三教並行極大拓展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想象。
3、給人以生活上的啟示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並非簡單描述有關鬼怪的靈異事件，其中目的更多是想通過故事來向讀者表達作者的觀點，或者是一些人生上的道理。翻閱產生於魏晉南北朝的志怪類小說，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表現中國地大物博、神話豐富的小說，如《神異經》、《博物志》；第二類是記錄正史以外的歷史故事，類似於野史，但有更多的傳奇色彩，如《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第三類便是講述鬼怪迷信、靈異事件的故事，如《搜神記》、《列異傳》等，這類型的志怪小說也是最多的。
正因志怪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流行，其中內容也對當時人的行為、思想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如鬼怪懲治貪官汙吏的故事便是在告誡官員要廉政清潔，機緣巧合以致富裕最終卻又因懶惰而一無所有的故事便是在勸導人要勤苦勞動，因為不滿足現狀而好高騖遠導致失敗的故事則是希望人們不要貪心。
4、對後代志怪文學的創作提供了素材
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剛一產生便到達了一個創作的高潮時期，但囿於新生文學的性質，無論是對鬼怪的記錄還是敘述手法上的運用，都表現出一定的稚嫩。隨著後代文學形式發展的完善以及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便著手開始了對以前志怪小說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進。同時，一些在民間極為流行甚至人盡皆知的故事，更是為故事的二次創作提供了堅實的受閱基礎，如以東海孝婦為藍本而創作的《竇娥冤》，以董永的故事為基礎創作的《天仙配》都是典型的例子。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先人的一次創作，才為後世志怪小說的完善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唐代傳奇》的發展幾乎貫穿整個唐朝，其不僅記錄了大量神仙鬼怪的故事，人間百態、世事變幻也是其中的主要內容，可以說，這本書對唐代歷史及文化研究有著重要作用。而這本書的創作，便是在汲取了大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而成，其寫作風格也顯出一脈相承的特質。這種現象的出現，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中的文化內涵
1、妖怪形象表現不同寓意
出現於志怪小說中的妖怪大多為百姓平常生活中的常見動物所化，如豬、狗、狐狸、蛇、老虎等。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不同的動物中大多數由於其本來的特性，而在志怪小說中顯現出
相對應的特點。如老虎兇猛的本性便使其一直在文學上處於一個與人作對甚至以人為食的形象，而狗、豬等與人類親近的動物則顯現出一種憨厚的形象，與人為善。而在眾多妖物中最為著名的也非狐妖莫屬了，而在《搜神記》第十八卷中的“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更是讓阿紫成為了後世女狐妖的代名詞。另外，這些妖怪在性格特徵上也表現出類人特點。除了少數十惡不赦的奸邪之妖，他們擁有著對朋友的手足之情、對父母的感恩之情、對戀人的愛慕之情等一切完整的感情，甚至在精神上也表現出嚮往人類生活的意願，如《幽明錄》中的狸妖便暗中用銀物幫助丈夫併為其剩下子女。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志怪類文學不斷完善的表現，其內容不僅僅是對鬼怪的負面描寫，這使志怪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也更顯經典。
2、鬼怪描寫反襯社會現實
對現實只進行單純敘述的文學必定是無法蘊含多大深意的，而志怪小說則明顯完善了這一缺陷。志怪小說的產生及流行與當時黑暗的政治環境有著直接聯繫，這就使其在寓意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映射社會現實的特點。如在《李寄斬蛇》和《干將莫邪》的故事描寫中，通篇瀰漫著一股悲壯氣息：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其中故事更是反映出百姓們對殘暴統治者的怨恨與憤怒，這種強烈的復仇精神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都較為罕見。而《吳王小女》的故事則表現了人們對封建禮教束縛的不滿和想要打破它的願望。
可以說，志怪小說中的情節是當時社會情況的鏡面投射，其中的主人公愈是表現出某方面的渴望，那就說明社會在那方面的壓抑愈是強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們在脫離儒家思想的禁錮之後，物質上自然更加註重生活上的享受，而動盪的社會又使其在生命的保存上感到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志怪小說中的的鬼怪因為可以
“越名教而重自然”而成了人們普遍羨慕和嚮往的對象，這也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主觀願望。
三、總結
志怪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產生和興盛不僅切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資料，同時
也是文學史上的一大創新，為今人提供了一種新的寫作思路，豐富了文學形式。正如“時代造就英雄”一般，不同文學流派大多也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才產生出來。參考文獻：
1、《楚辭與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
2、《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妖怪特徵及其時代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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