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這幾天，你是不是也被這幾句話刷屏了？
感謝日本的捐贈，讓我們感受到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的深厚情誼！
說一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句詩。
詩作者是日本的“長屋王”，《全唐詩》的註釋是“長屋，日本相國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孫、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為公元684年-729年，是當時日本政壇的重量級人物。長屋王曾製造一批袈裟贈送給中國高僧，且在袈裟之上繡有此詩，其時大約為唐玄宗執政初期。詩的全文如下：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特意用毛筆把這句話書寫在簽字版上
2月6日，一段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為武漢抗疫加油的視頻在網上走紅。
據瞭解，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近日在其位於大分市的家中拍攝了一段視頻，為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加油。今年96歲高齡的村山富市是日本第81任首相，出生於日本大分市。
圖為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揮寫“武漢加油”
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則回想起10年前到達過的武漢和長江，他向中國媒體表示，“在武漢和中國許多地方，很多民眾正在承受著病疫之痛。我衷心祈願大家的生活早日穩定，重回安康。”
在國內某媒體統計的601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日本人最多，達111名。目前仍健在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1995年，他頂著日本右翼勢力的巨大壓力，發表了著名的“村山談話”，代表日本政府承認對中國等亞洲國家的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並表示由衷的歉意，成為日本歷史上繼細川護熙之後第二位以首相身份向二戰亞洲受害國口頭道歉的政治家。
北尾吉孝照片
北尾吉孝，他是世界著名風投公司軟銀集團的第二號人物，任日本軟銀金融集團CEO，也是軟銀創始人孫正義智囊團的“頭牌軍師”。
他告訴日本人與中國人，中國古典是日本教育的根本，沒有中國古典作為根基，日本百年前不可能那麼迅速地崛起，更勿論脫亞入歐！
他建議日本人不論什麼年齡、性別、學歷，都應從頭再讀一遍中國古典。他對致力於追求成功的經理人說，智慧和見地是缺一不可的，想成為這樣的人，閱讀中國古典是惟一有效方法。
日本的企業家則是用行動對美國MBA教育投下了棄權票，他們選擇了漢學。八十年代日本首富堤義明是西武集團的總裁，他說得特別乾脆：
“我一生只精讀一本書—《荀子》！”，他很多常用的管理舉措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例如：提拔下級時，一定會見他們妻兒；決不啟用聰明人等等。
北尾吉孝與堤義明的例子並非日本企業界的特殊個案，而是日本企業界的普遍現象，日本企業家學習漢學（國學）這是從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剛踏上現代化之路的時候就形成的優良傳統。
稻盛和夫照片
稻盛和夫於1932年出生在日本鹿爾島，他於1959年創立了京瓷株式會社即今天的京瓷集團，於1984年成立的KDDI已經發展成了日本第二大電信運營商，這兩家公司都是世界五百強企業。中國被列入世界500強的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一人一生創立兩家世界500強企業的偉大企業家。
因此，稻盛和夫與日本松下幸之助(松下公司)、本田宗一朗(本田公司)與盛田昭夫(索尼公司)並稱為日本的“經營四聖”。
而這位被譽為“日本經營之聖”的稻盛和夫就是安岡正篤的學生，他隨安岡正篤學習中國文化經典，特別深得安岡正篤研究中國命理學的真傳，在《活法》中，稻盛和夫指出了指導他修煉自己與管理企業的四本書——《了凡四訓》、《陰鷙文》、《菜根譚》與《呻吟語》，幾乎都是中國命理學的經典著作，只要修學其中任何一本就足以大大改善個人與企業的命運，不僅如此，稻盛和夫還指出自己還按照大乘佛教的六波羅蜜：佈施、持戒、精進、忍辱、禪定與智慧進行修身與從事商業管理，難怪稻盛和夫能夠取得這樣舉世矚目的管理成就。
通過向中國經典學習，日本已經湧現了一批能夠應用經典的大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又培育了一批世界級的大企業，在國際管理界形成了獨立的日本管理流派。
日本素有“最好的學生”之稱，只要是好的東西日本都願意拿過來學習併為己用，這是他們了不起的地方，同時也是我們學習的地方，從而看來中國企業任重而道遠，只有真正把老祖宗的內核啃實了，才能在世界企業之間佔有一席之地。
日本國民教育中對中國古詩的學習
日本的小學（六年制）教材，並沒有中國古詩的相關內容。初中（三年制）「國語」教材才開始出現「漢詩」。
東京書籍版初二教材《國語》的部分篇章
三省堂版教材的大綱如此介紹學習「漢詩」的目的：
通過品讀我國自古以來即倍感親切的漢詩，可以讓我們尊重傳統和文化，且熱愛由此孕育而出的日本文化。同時，也能夠培養日本學生尊重別國的態度，從而為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目前「國語綜合」科目主要有9家出版社（東京書籍、三省堂、教育出版、大修館、數研出版、明治書院、築摩書房、第一學習社、桐原書店）出版的23種教材，2012年經日本文部科學省審核後被各個高中所選用。有的版本將現代文與古文匯為一冊，有的則分古典、現代文兩編。如三省堂出版的《高等學校國語綜合·古典編》便屬於後者，該教材所涉及的漢詩如下圖所示：
在該教材中，總共涉及11首詩。在其他教材中，多則13首，少則5首，平均為9首。這意味著，如果僅僅接觸中小學的必修教材，一般日本學生所能掌握的中國古詩不會超過15首。
在黃晟育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對23種《國語綜合》的教材進行統計和分析，從而瞭解哪些詩人、哪些詩篇更受歡迎。
首先看出鏡率最高詩人排行榜：
1. 李白，共被選錄9首詩，被選錄36次；
2. 杜甫，共被選錄7首詩，被選錄35次；
3. 王維，共被選錄3首詩，被選錄23次；
4. 白居易，共被選錄2首詩，被選錄21次；
5. 孟浩然，共被選錄2首詩，被選錄14次；
6. 杜牧，共被選錄3首詩，被選錄13次。
其他只被選錄一首詩的詩人有：柳宗元、王之渙、王翰、高駢、韋應物、耿湋、王昌齡、李商隱、張繼、於武陵、賀知章、劉希夷。
這些基本都是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詩人，尤其是李白、杜甫以絕對優勢位列前茅。至於高駢、耿湋、於武陵、劉希夷等作者，在中國屬於相對小眾的詩人。
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
再看出鏡率最高唐詩排行榜：
1.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被選錄21次；
2. 柳宗元《江雪》，被選錄16次；
3. 李白《靜夜思》，被選錄15次；
4. 杜甫《春望》，被選錄15次；
5. 孟浩然《春曉》，被選錄13次；
6. 王翰《涼州詞》，被選錄13次；
7. 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被選錄12次；
8. 王之渙《登鸛雀樓》，被選錄10次；
9. 白居易《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被選錄9次。
2004年10月，日本的《SINICA月刊》評選出日本最受歡迎的漢詩，排名第一的是杜甫的《春望》，緊隨其後的是杜牧《江南春》、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孟浩然《春曉》、王之渙《登鸛雀樓》、李白《靜夜思》、李白《早發白帝城》、陶淵明《飲酒·其五》、王翰《涼州詞》、張繼《楓橋夜泊》、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可與《國語綜合》所選漢詩的排行榜相比照。除了陶淵明的《飲酒·其五》，其他都是《國語綜合》中的常見唐詩。
在被選錄9次以上的詩篇中，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和《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是中國讀者相對陌生的。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反差，與白居易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有關。在日本的平安時代（794-1192年），白居易是神一般的存在，從天皇到普通文人，都競相誦讀白居易的詩歌。白居易對日本古典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電影《妖貓傳》中的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
至於李白《望廬山瀑布》、李白《贈汪倫》、張繼《楓橋夜泊》、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賀知章《回鄉偶書》等在中國膾炙人口的詩篇，在日本的教材中卻意外遭到冷落，僅入選一到兩次。
總體來看，日本高中必修教材中的中國古詩數量不多，形式較為單一，大多屬於中國初中乃至小學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日本人讀漢詩採用的是所謂「訓讀法」，既不是直接閱讀漢文，也不是在學習漢語，中學生對漢詩本身意蘊的理解也存在一定隔膜。
《國語綜合》中的漢詩文雖然有不小的比重，但日本私立大學的入學考試往往不涉及漢詩文，這勢必會影響到學生學習漢詩文的興趣。綜合來看，與中國的同齡人相比，日本青年一代所接受的漢詩文教育，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是相差甚遠的。
隋唐音樂對日本音樂的影響
我國和日本在兩千多年以前就開始展開音樂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國的隋唐時期，尤其是日本的聖德太子（574～622）攝政時期開始，中日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日益頻繁，日本曾先後派遣十九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到我國來，其中每個使團都設有音樂長、音樂生，他們在我國學習我國的音樂，並且又把我國的音樂帶回到日本，從而使我國音樂在日本國土上得以廣泛的流傳，並對日本的音樂產生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分為音樂的內容形式和音樂理論思想兩部分。
隋唐時期我國傳入日本的音樂內容，主要有唐樂、伎樂、散樂三種。唐樂是唐代宴會時使用的音樂，即我們所說的燕樂或俗樂，它們流傳到日本以後，被改造為日本的雅樂。唐燕樂曲調傳到日本的共計百首以上，日本至今還保存有《秦王破陣樂》等二十幾首唐代燕樂的古樂譜，有些曲目現在仍在日本的舞臺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謠，如筑前的黑田節（黑田調）據說就是唐樂《越天樂》的曲調配上日語歌詞而形成的一種民謠。
在隋唐兩代傳入日本的樂器及曲譜同樣對日本形成很大的影響，其中最有影響的應該算箏和琴。十三絃的箏是在唐代傳入日本的，一併流傳過去的還有民間的許多箏獨奏曲，多數傳向日本的九州。據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記載，一位叫石川色子的女官，在彥山跟唐人學得箏曲後於公元八八七年將這些箏曲傳給了當時的宇多天皇。箏及箏曲傳入日本後，發展成了日本人民群眾十分喜愛的一種民族音樂形式，不少現代的日本民族音樂作品都是為箏而作。
我國七絃琴在隋唐時代傳入日本，在日本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裡至今珍藏著唐代傳入的七絃古琴，同時，在日本很早就流傳了我國的著名琴曲《易水》、《幽蘭》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編的《碣石調幽蘭》在唐代傳入日本以後，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賀茂的神光院裡，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譜（在我國已失傳）。琴和琴譜流傳到日本以後，同樣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後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風格的琴樂。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藤原貞敏留學到我國後，在揚州跟隨當地琵琶名師廉十郎進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愛，後廉十郎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他，另外相贈琵琶譜本數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藤原貞敏回國時帶回這些曲譜及臨別受廉十郎相贈的琵琶兩面（玄象、青山），據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樂史》記載，藤原貞敏從唐帶回的琵琶樂譜包括《流泉》、《啄木》、《楊貞藻》等琵琶秘曲。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的民族音樂是由五聲調式所創作的，那麼日本的民族調式是什麼呢？日本的民族音樂是基於我們中國的五聲調式所變化而來，我們中國的五聲音階是do re mi so la 而日本的民族調式是mi fa la si do 也叫都節調式，沒有re和so這兩個音，他們的調性特徵聽起來非常的陰柔，帶有非常濃厚的小調色彩。我們非常熟悉的一首日本民歌《櫻花》就是一首都節調式創作的，節奏非常緩慢，帶走一點淒涼的感覺，很有畫面感！日本的民族調式除了上面說的都節調式之外還有一種琉球調式，也是基於五聲音階的一種調式，所以說我們中國的民族音樂是日本音樂的鼻祖！
受中國影響巨大的日本古建築
描繪遣唐使的畫作
日本歷來信奉鬼神，因而唐朝的一些風水方法東渡日本後，在日本大行其道。唐朝建築的屋頂上，通常會修建一個形似禽類翅膀的雕件，名為鴟尾，又名吻獸，寓意趕走厄運和邪惡，通常做成與屋頂相同的顏色。在日本也流行修建這樣的鴟尾，只不過顏色更多地變成了金色。
各式鴟尾
各式鴟尾
去日本旅行時，會發現很多寺廟和神社都有著直線式窗口。這種直線式窗口即借鑑了唐朝建築，繼而隨遣唐使傳入日本。相比於唐朝人民十分鐘愛的鮮豔的紅色或綠色，日本建築的窗口更偏愛深沉的色調。日本建築的斗拱木支架亦來自於中國，這種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建築結構，很可能在唐朝時傳入日本。現今日本尚存的一些古建築繼承了唐朝的平展屋頂，其平展的寬度排在世界前列。例如位於奈良的日本著名佛寺唐招提寺，由東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鑑真主持修建，其建築形態即具有唐代建築典型的開敞宣闊、形體舒展、斗拱設計簡潔等特點。
日本到了「古墳時代」之後（約 6 世紀，中國南北朝時代），皇室為了鞏固權利，遷都飛鳥（奈良附近），並且第一次全盤向中國學習。
這段時期的交流，佛教在日本長足發展，以都城奈良為核心，建造了一批初唐風格的佛寺：迴廊圍著一塔一佛堂，僧人們繞塔唸經。
在我們的唐中後期，因為技術發展，佛塔層數增多；日本停留在最初學習對象，也就是初唐的「方形五重塔」，木結構，方形為主，一般不多於五層。
▲ 清水寺三重塔（上）、京都法觀寺五重塔（下）
佛塔體量較小，結構相對簡單，日本在保存唐代風格方面，至少做到了大體不走樣。但學習房屋類建築，就沒這麼容易了。遣唐使們表示為難。
所以後來幾百年，日本學習中國古建築的手法，都可以簡單概括成：只要造出來樣子像，背後的技術沒學到位不要緊，我們可以自己琢磨。
中國古建築的核心是「樑架結構」，集工藝大成者則在「斗拱」柱式。日本一來不知道這些公式是怎麼推導出來的，二來只會套用比較簡單的公式，換個複雜的題目就沒法靈活應用了。
比如，沒有學會「並列輻射布椽法」，而使用簡單的「平行布椽法」；比如，僅僅學了些簡單的斗拱式樣，只會用一層一層延長的二維出跳（偷心造），而不會交叉三維布拱的出跳（計心造）等。
▲ 山西佛頭寺簷角，可見「計心造」斗拱與「輻射布椽法」
▲ 日本東大寺，非常明顯的偷心造斗拱，為了加大承重，只會在二維平面上往外延伸加寬，導致斗拱佔用了大量
還有一點，秦漢以降，為了突出中央集權的威嚴，大型建築往往有高大的石臺基座；而日本既無儒家思想基礎，又缺乏大塊石料，所以大型建築的石基很小，甚至還在套用傳統的「幹欄式」，也就是直接在地上插粗木頭。
這個特點一直延續至今，是日本建築為人們詬病「頭重腳輕、謙卑低下」的原因之一。
▲ 仁和寺二王門。仁和寺初建於 9 世紀（平安時代，我們唐代），重建於 17 世紀（江戶時代，我們的明清時代
日本的茶道和儒家文化
茶道其實起源於中國。不過，中國人最早開始喝茶的時間不可考。古人說炎帝神農氏發現茶於草木之間，故以“草人木”為字形，這當然是傳說。總之喝茶習俗在西漢就已經很盛行了，到了唐代成了社會上流普遍的社交禮儀，唐人《封氏見聞錄》有“茶道大興，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的記載，也正是因為有這種文化背景，陸羽才能寫出《茶經》一書，記載了完善而規範的唐代茶道。日本派往中國的遣唐使，曾經將唐代茶道帶了回去，但是由於晚唐戰亂，遣唐使中斷，所以日本沒有來得及引進茶樹，茶喝完了，茶道也就隨之斷了。
現代在日本流傳的茶道，追其祖源，其實來自於宋代。宋人喝茶極為講究，對喝茶的環境、禮儀、操作方式等，都有詳細的規範，而且分門別類，有宮廷茶宴、寺廟茶宴、文人茶宴等種種風雅集會，是全國上流知識分子共同的愛好。宋代流行的茶道是點茶法，也就是抹茶。現在流行的抹茶味蛋糕冰激凌之類的，雖說是從日本傳來，但其實是宋代文明向中國的迴流。所謂抹茶，有點類似於咖啡，是衝著喝的，就是把茶餅磨成粉末後，用開水沖服。宋人非常講究沖茶的方法，如果茶衝的不好，茶和水不會完全融合，而且茶杯上會有掛水，如果茶衝的好，茶水交融，銀粟翻光，沫波洶湧，形色優美。為了欣賞銀白色的茶湯，宋人非常推崇福建建陽窯出品的黑色茶盞，人稱建盞，其中上等的有曜變、油滴、兔毫等名品。
在南宋晚期，大量日本僧人入宋學習禪宗，在繼承了禪門法脈的同時，也把茶道和茶樹一起帶了回去。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文化傳遞，因為茶道是一門需要皇室支持的精細工藝，唐代法門寺遺址出土的茶具都是精緻的金銀器，宋代高級茶餅一斤要黃金二兩，最貴的一餅四萬錢，而且揀茶時只取茶芯一縷，以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可謂是華貴之極。
到了明代，事情起了變化，明太祖朱元璋是窮苦出身，只會喝最簡單的泡茶葉，貴族化的茶道奢靡而複雜，這讓朱元璋非常厭惡，於是他下詔禁止製造茶餅，全國上下都學農民的泡茶方法。從此，風雅千年的茶道在中國斷絕，只留下了日本一脈。
風雅總要伴生於上層社會，茶道在中國因為統治者的禁止而斷絕，茶道在日本能留下來，也離不開統治者的支持。在明朝禁止茶道的時候，日本進入了足利將軍統治的室町幕府時代。上流社會總是喜歡用稀罕珍貴的東西，來彰顯其權力地位的不同，室町幕府嚮明朝稱臣納貢，派出大量遣明使，順便進行勘合貿易，也就是封賜名義下的國際貿易，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不惜重金，大量購入在中國已經失去市場的古代建盞及各種書畫文物，回來充當足利將軍家的收藏，順便彰顯將軍的權威。這批在明代就已經是古董的寶物，在日本被稱為“唐物”，由於足利將軍家在京都東山，也稱為“東山御物”。
這批東山御物，是日本可追溯的茶道源頭，因為茶道是離不開器具的，就像現在中國喝茶講究紫砂壺一樣，茶道很大的工夫都和各種茶具乃至房間佈置相關。古代的茶會要有專門的茶室，按照十五世紀初期日本古書《吃茶往來》的記載，當時的茶會分為“晴茶”和“褻茶”。
所謂晴茶，是大家先在客殿裡吃一頓山珍海味，然後進入吃茶之亭，按照南宋寺院茶道的規矩，進行“四頭茶禮”，還要用珍貴的宋代建盞來鬥茶。在吃茶之亭裡，擺設是南宋風的椅子坐，而不是榻榻米。房間裡有各種來自中國的珍貴“唐物”，供客人們品茗時賞玩，最顯眼的就是掛在正面牆上的中堂大畫。現在中國的古建築裡還喜歡用中堂畫來裝飾，一般是中間一幅畫，兩邊是對聯。在南宋的時候，喜歡在中堂懸掛三幅甚至更多的大畫，這種成套的古畫在中國已經沒有了，日本還留下一套，是當年足利將軍家的藏品，這次展覽也展出了，這就是京都大德寺收藏的南宋牧溪《觀音猿鶴圖》。
牧溪的《觀音猿鶴圖》
觀音猿鶴圖是三幅高近兩米的大畫，左邊一幅是鶴，中間一幅是觀音，右邊是長臂猿。三幅連在一起，畫面層層遞進。這一套作品筆墨精妙，禪意幽遠，而且畫上有牧溪的簽名及足利將軍家收藏的印章，傳承有序，是中國藝術史上的名作。這套作品在日本能作為珍寶，世代流傳下來，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早在明代初期，中日之間的審美就開始分道揚鑣了。牧溪是南宋四川僧人，他的畫作無論人物花鳥山水，都合乎禪意，但這並不符合明代之後文人畫的興趣指向。元代吳大素《松齋梅譜》說牧溪的畫“有高致”，到了明代的《畫史會要》就說其“粗惡無古法，誠非雅玩”了。而日本數百年來一直認為牧溪的畫是上上品，是品茗茶道時最上乘的欣賞物。
在那個時候流入日本的，還有建窯最精緻的曜變和油滴茶盞。在韓國新安衝發現的1323年元代沉船上面就載有建窯的黑茶盞，而且都是使用過的古物，可見日本人很早就開始有意識的收集宋代建窯茶盞。明代茶道廢止，建盞也成了無用之物，於是一些頂級的建盞就被日本人高價買走，這次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了兩個國寶級的南宋建窯茶盞，分別是靜嘉堂文庫的“曜變天目茶盞”和東洋陶瓷美術館的“油滴天目茶盞”。曜變天目茶盞尤其值得一看，碗內光環點點，如宇宙繁星，而且這次東京國立博物館安排了從下方打光，把碗外側的寥寥晨星也照了出來，精美無比。
曜變天目茶盞
日本室町幕府在明代初期收藏的中國文物，是一種國家行為，所以收藏品在當時就是中國最好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南宋龍泉窯青瓷輪花茶碗，這個茶碗有個別名叫“螞蟥絆”。這個碗曾經被打碎成幾片，於是幕府將軍足利義政令遣明使者將其帶回中國，看有沒有同樣的，再買一個。但當時中國也沒有這麼好的茶碗了，於是就把這個茶碗用鐵釦連了起來，看起來像黑色的螞蟥，便有了這麼個別名。
<strong>鎌倉時代(1192-1333)中期，中國儒學的新發展--宋學傳入日本。
從鎌倉時代起，大量中國宋儒的經典被中國禪僧和日本僧人帶來了日本。
中國禪僧對儒學在日本的傳播也起了推動作用，這些禪僧，到日本後在傳播禪學的同時，主要還介紹朱熹、二程和楊雄的著作和思想，促進了儒學在日本的傳播和發展。
<strong>南北朝和足利氏時代(室町時代)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關係，並不要求把儒學作為統治的意識形態，而僅僅是把它同神道及老莊思想一起保存下來作為從屬於佛教的一種教養而已。
雖然當時儒學成為了當時盛行的禪宗僧侶們的必須之一，但它還是包含在佛教當中，由此看出在這段時期，儒家思想只是佛教的一個從屬品。
但也正因為佛教傳播與政治掛鉤，因而也容易受到了政治動盪的影響，其中對佛教鼎盛的勢力產生較大影響的轉變來自於日本進入下克上的戰國時代。
<strong>14世紀室町時代初期，在日本的禪僧和貴族當中也出現了一些研究和講授儒學的日本先河。
例如，研究朱子學的"五山僧侶"，他們幾乎佔據了當時的日本儒學。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研究儒學的上層公卿貴族學者，使這個階段的新的儒學慢慢地深入進了宮廷。
一直到16世紀時，禪僧獨佔儒學的局面才被逐步打破，在"五山僧侶"之後形成了"博士公卿派""薩南學派""海南學派"三個研究宋儒的學派。
這表明儒學不再僅僅侷限於上層社會了，而是向著普及化的方向發展了。
<strong>到了室町時代末期，在關西、土佐等地方，儒學思想逐漸佔了主要地位，並且成為該地區統治的思想基礎。
<strong>儒學的全盛和日本化(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1603-1867)是日本社會的最後一個封建時代。
經過戰國時代的混亂，德川家康建立了他的政治體制--幕藩體制。
進入江戶時代以後，儒家思想上升到統治地位，儒學在此階段進入了它在日本的興盛時期。
<strong>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學者推崇儒學，尤為推崇《論語》。
然而由於日本不受科舉制度的束縛，對《論語》的解釋比中國要自由得多。
在儒學發展的同時，日本出現了研究儒學的不同派別。
各學派之間的學術觀點各異，於是各派之間展開了學術爭鳴，猶如百花齊放，爭相鬥豔，使學術研究得到了更加深入的發展。
一般把江戶時代的儒學發展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朱子學的興盛時期;
第二時期是陽明學興起並與朱子學相對立時期;
第三時期是古學派的崛起與朱子學相抗衡時期。
到明治時期，日本的儒學總體上已經同中國本土儒學產生了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儒學被改造為輔翼"皇運"的得力助手。
那些日本政治家們，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西周等人，宣揚的是儒學和武運的結合，尊崇孔子和敬仰天皇的結合，孔子和武士道走在了一起，神道與儒學糅合為一體。
所謂"和魂漢才"，正如中國的"中體西用"一樣，骨子裡必須是"和魂"，儒學是用來支持"皇道"的。
中國孔子的正宗傳人孟子，因為有較為明顯的民本思想，日本人就不大願意提到他。
中國儒家文化思想傳入日本後，經過不斷的衍化和本土化，日益和日本本國結合，影響了日本的歷史發展過程。日本被稱之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在日本歷史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為一個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國家，這和中國儒家文化思想的“和”文化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
同時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懷的文化觀念也使得日本文化對域外文化始終保持了和而不同、兼收幷蓄的寬容精神，給日本國家的發展注入了鮮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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