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杂居现象普遍下融合乃时代大背景，就慕容鲜卑来说，其便是胡族汉化的有力代表，定居的农耕社会形态逐渐取代游牧社会，更是在此后的隋唐时期渐渐同化消亡。

慕容鲜卑早先乃北部游牧部族，此后慕容廆将部众自徒河迁往辽西地区的大棘城，其子慕容皝迁都龙城，其孙慕容儁又迁都蓟城。事实上，虽说慕容鲜卑是要得益于“拥晋”政策才发展起来的，但慕容廆也经常说“子孙当有中原”，便侧面反映了其意图南下。

永嘉之乱后，中原流民多在地方名门望族带领下举族而来，汉人士族士大夫受到了慕容鲜卑的重视及笼络，“慕义而至”并成为慕容鲜卑重要的政治盟友，拥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汉族士人对于胡族是抱着优越姿态的，有一部分汉人任职胡族政权乃出于半强迫性质，并非完全臣服态度。与此同时，胡族统治者虽然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掌控着治下臣民的命运尤其是汉人，但其内心深处仍有着对于汉文化的自卑感，汉化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类心态。

慕容儁在中原即帝位后，仍拥有着族类隔阂导致的自卑感，称“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统治者尚有着如此想法，治下中原侨族情感上的完全臣服也就成了妄想，对于晋室自然仍保留有深厚情感。中原侨族韩恒受慕容鲜卑三代统治者重视并予以高位，然而面对慕容廆乞封燕王却不赞同，仍旧以维护晋室为守则。

慕容廆曾说“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试图为胡族增加文化底蕴以消减自身对于汉文化的自卑感。此后，其子慕容皝公然自称燕王，且王国官制杂糅了周、汉、魏、晋诸多制度，这类混杂制度事实上乃学习魏武曹操、晋文司马昭，试图借鉴周朝分封达成最后“自立”目标。慕容皝称王并未得到晋朝认可，因此对于中原侨族来说是颇难接受的，次年赵石虎攻棘城甚至出现了汉士族任职的“三十六城”郡守县令叛投。在这一情况下，慕容皝击败赵兵后随即“请示”晋室以安抚治下中原侨族。

慕容鲜卑南下政策与其此前的“拥晋”政策并不大相符，南下势必挤压晋朝生存空间，这对于治下的中原侨族来说，无论是从心理还是个人声望方面都是难以接受的。这一类治下中原侨族之所以投靠慕容鲜卑，不仅仅是其与其他诸胡对待汉民的不同，还有着慕容氏早前的“拥晋”政策。事实上，慕容鲜卑的“拥晋”政策并非一成不变，早先慕容氏与晋朝交好以提升政治地位，且给予了治下汉士族高官厚禄及渴求的尊严，因此慢慢的部族实力开始超越强大的鲜卑宇文部、段部并最终统一东北各部。强大的慕容鲜卑自然有了底气与晋朝对抗，不仅在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中断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还进军中原与晋朝进行战事对抗。

慕容鲜卑南下及登大位乃必然趋势，中原侨族无力阻止，但仍可从情感方面表现出来。前燕黄门侍郎明岌临终前希望墓志首行便是“晋有微臣明岌之冢”，可见中原侨族对于晋室保有深厚情感以至于双方对抗下还有如此表现。事实上，这类情感由来已久，慕容廆时期的使者刘翔出使晋朝时便极力规劝江东士人振兴以收复失地恢复统一，慕容氏政权治下官吏却为晋室考虑便是中原侨族民族情感的最好体现。

结语：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确实乃汉化程度较高的胡族，这从其异于诸胡的“胡汉自治”便可见一斑，郡县长吏多为中原侨族领袖，是民族融合的最佳典型。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其统治政策与自身发展是有着很大关联的，“拥晋”政策随着自身强大及政权发展而渐渐舍弃。与此同时，治下的中原侨族情感上也随之出现了变化，对于慕容鲜卑南下中原政策也就有着抵触心态。融合乃这一时期的大背景，但其中的矛盾也值得探究，这也为慕容鲜卑下一步方针起到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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