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原是“黄帝”后(上)

大家好我是“龙之慕”

今天开篇给大家说说慕容氏的先祖(上)

五千年前一家人慕容原是黄帝后

千百年来,中原王朝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视周边部族为夷狄、为苗蛮,华夏正朔观刻入骨髓,甚至演化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理念。对此,鲜卑、契丹、女真等诸多入主中原的民族并不买账,他们认定自己与中原汉人一样是炎黄子孙!

清初,华夷之辨在中原士大夫阶层中喧声鼎沸,雍正皇帝亲自撰写《大义觉迷录》,提出“华夷一家”,斥责中原人不该视满清为异族,既然连尧舜禹等圣贤都不是中原人,又何苦对与华族血脉相近的满清耿耿于怀?

“慕容”原是“黄帝”后(上)

慕容鲜卑为黄帝后裔的史证

有关鲜卑、契丹等游牧民族实为黄帝后裔的说法其实古已有之,连杀戮成性、建立短命大夏国的匈奴人赫连勃勃都自称先祖为黄帝,难道真应了我们常说的那句老话“500年前是一家”?

一些学者认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声称自己与炎黄沾亲带故,不过是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无非是耍弄笼络人心的政治手腕而已。

这种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了。

“慕容”原是“黄帝”后(上)

仅以崛起塞外,一度纵横北中国的慕容鲜卑一支为论,有关该种族为黄帝后人的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些记载源自不同朝代,出自不同作者笔下,具体说法虽有细微差别,但基本结论却如出一辙。若无相关的源头考证与史家确认,怎会如此步调一致,形诸笔端又怎会如此众口一词?

《晋书》中,对慕容家族的起源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慕容 ,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

“有熊氏”是黄帝部落的别样称谓,黄帝部落的重要图腾之一是“熊”,因此黄帝部落也称“有熊氏”。“苗”,原为“初生的植物、禾谷之实”之意,后由禾谷之意转义引申为“子孙后代”;“裔”,就是“后代”之意;所谓“有熊氏之苗裔”,就是黄帝子孙后人的意思。

“慕容”原是“黄帝”后(上)

楚国大诗人屈原在其传世名篇《离骚》中咏叹:“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就是黄帝的孙子、“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大帝。颛顼号高阳氏,屈原称自己的先祖是颛顼后人,借以彰显出身之高贵,表白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节操。身在湖广一带的屈原暗示自己的先人来自北方,这为后人呈递出黄帝部落南迁的另一路线图。

东晋末年天下大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大厦将倾,

周边部落纷纷侵入中原,正史将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入侵称之为“五胡乱华”。但是,如果鲜卑族是“有熊氏之苗裔”,恐怕就不能绝对地将鲜卑人视作“胡人”,既然鲜卑人与中原汉人均为黄帝后裔,“乱华”之说就未免定义欠妥了。一些史学家还考证出,古羌族与炎帝部落存在极近的血缘关系。按这一脉络重审纷乱不堪的南北朝史,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个动乱时代的民族纷争不能简单归之于外族劫掠引发的动荡,而更类似于在一个庞大的华夏族体系内,各派势力此消彼涨的重新洗牌。

“慕容”原是“黄帝”后(上)

《晋书》由唐初名相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唐太宗曾下《修晋书诏》,并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唐朝统治者对自身的传承定位高度重视。此后,关于慕容氏为黄帝后裔的史学说法连篇累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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