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随即开始了漫长对金、西夏的战争，然而“讹答刺事件”成为了蒙古西征花剌子模的导火线，最终促使成吉思汗挥师西进，把对外战争的矛头转向了帝国之西，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并推动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世界格局为之改变。
成吉思汗有征服世界的野心是从金朝的战争开始的。单看蒙古攻打金朝，跟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王朝没有太大的差别，掠夺财富，扩张地盘，摆脱与中原王朝的藩属地位，血洗部落弱小时所受的屈辱，最终建立自己的强大帝国。
自卫绍王完颜永济后，金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经济日趋残破，但蒙古人要想在短时间内灭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金朝似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金朝还有相当的纵深防御能力，成吉思汗在应对多方战场时兵力不足。虽然金主孱弱，国内纷乱，但自蒙古大军侵袭以来，河北地区从塞外迁来的女真军户，有百万南迁至河南，这些军户始终是金朝的重要依靠力量。为了自身利益，他们还是比较积极地支持自己民族政权的完整统治。金政权依据有利地形，以重兵防守河南、陕西一线，其军队仍数倍于蒙古军队，拥有可观的军事实力，虽进攻不足，但自保有余。
其次，成吉思汗大军缺乏围攻战的经验，在面对坚守城池要隘的金夏军队时，无法发挥其骑兵优势，每次攻城战争采取的都是耗费时间的封锁战术。1214年，金主弃中都城退往汴京，以黄河天堑为屏障，西据潼关，龟缩河南，得以自保。果不负金宣宗之望，滚滚东流的黄河之水与东入中原必经之地的潼关暂时阻挡了蒙古铁骑的蹂躏。
再次，汉民义军抵抗蒙军的抵御斗争，使其步履维艰。黄河流域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金朝统治后，民族矛盾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了。面对成吉思汗大军入侵带来的灾难，义军纷纷以拥金抗蒙为口号，‘结寨自保’”。义军著名首领郭忠所率之花帽军在保中都和解三木合进击开封之危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虽然金朝在黄河以北的防守力量薄弱，但这里人口密集，处处是天然堡垒，汉民义军抵抗蒙军的斗争，使其步履维艰。
金室南迁后，术虎高琪操纵朝政，妄图通过伐宋拓疆，把失于蒙古的土地补回来，但此时，金宋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变化，宋虽然依旧很弱，而金却非昔日般强盛了。金伐宋的愚蠢行为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削弱了自己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结果只能对蒙古是有利的。
1209年，成吉思汗大军兵围中兴府，夏襄宗李安全向金求援，遭到金卫绍王的拒绝。从此，保持八十年之久的夏金和好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211年夏神宗继帝位，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对金的战争政策，夏金间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夏金交战初期，金以防御为主。1216年金两次大举伐夏，主动出击，连败夏军。由于蒙宋牵制，1217年金宣宗采纳胥鼎仪凑，停止伐夏，有意与夏和谈，但仍不许与夏互市，夏神宗以此为借口，不停地对金发动攻击，或会师宋，或配合蒙古军。
作为蒙古在东部战略中的主要敌人，金最终在军事外交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对成吉思汗大军十分有利。它使成吉思汗对其他方向挑衅行为的忍耐度降低，也为成吉思汗调整战略，以攫取更大的战争财富，提供了可能。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依赖有着天然的共性。他们所必需的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除了与农耕地区开展贸易互换外，主要靠战争掠夺。
游牧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从对西夏和金的掠夺性战争中，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和对手的孱弱，激起了成吉思汗更大的胃口。成吉思汗曾对他的臣子们说道:“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的乐趣!”
西征前，成吉思汗大军四伐西夏，三攻金国，劫掠了大量的物资和财富，致使夏金田野荒芜，民生涂炭。对成吉思汗来说，夏金经济基础几近崩溃的夏金，犹如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压榨殆尽，无利可图，成吉思汗开始考虑转移掠夺财富的方向。
对于西部花剌子模的富庶，蒙古人早有耳闻。多桑认为，这“不免启鞑靼地域诸游牧部落之贪心”。西征前，成吉思汗只是想以和平贸易的方式，来获取西方的锦织物、珍宝和武器等商品。但在东部战场形式稳定，西辽已灭后，成吉思汗决定把弯刀挥向垂涎已久的花剌子模，“未久此蒙古侵略者得藉此而开边衅”。
当成吉思汗从事于东部战事时，西辽和花剌子模也正处于各自的内部纷乱或征服性战争中，在这期间，成吉思汗还能安心于对付夏金。然而，自乃蛮王子屈出律篡取西辽古尔汗位，稳定了对东突厥斯坦的统治后，东西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成吉思汗感受到了来自西部的巨大威胁。
在征服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后，成吉思汗幸福如愿地返回自己的斡耳朵。1218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并将其派往女真地区边境上去，经略中原的战争。而成吉思汗自己召集了全部左右翼及其他部队开始准备对西部的战事。
与早已农耕化的夏金相比，西部具有同样机动性的未征服之游牧部落，仍然是蒙古人的一大威胁。尤其是成吉思汗积仇最深的乃蛮王之子屈出律，于1211年取得西辽古尔汗位后，成吉思汗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直接威胁。
为恢复原西辽对伊犁河畔的统治，屈出律处死了早已效忠于成吉思汗的阿力麻里王斡匝儿。成吉思汗不能再容忍宿敌继续作西辽国的君主，1218年命在高丽作战的哲别那颜率2万军队往讨屈出律。这次派遣是成吉思汗战略西移的前奏，他已意识到一旦“深深地陷入与中原王朝的大规模战斗之中，他们就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粉碎新建立的蒙古联盟”。
成吉思汗抑制了自己对金朝继续征服的愿望，战略重心开始转移，以解决他的西部边疆问题。如果说征服西辽是蒙古军事战略西移的前奏，那么其与花剌子模的战争则是对该战略政策的继续贯彻与执行，此后6年，成吉思汗及其大部分的军队从事于西征战争。
在取得波斯地区阿塔卑们的效忠后，花剌子模帝国囊括了河中、大半个阿富汗和整个波斯，成为中亚主要帝国。而在此期间，成吉思汗也在与中国地区的战争中，获得大片土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两个席卷世界的君主，在未开战之前，就已知晓彼此的伟绩和强大，他们互派商人使节来打探对方情况，心中早已把彼此设想为了未来最有潜力的敌人。
同样具有征服野心的“伊斯兰之狮”，花剌子模王摩诃末，在如何对待强大的对手上，显得有些鲁莽草率。1218年，当其闻及蔑儿乞人，在呼勒图甘率领下攻入康里人地区，于是摩诃末发兵前往御敌。到毡的后又获悉，“来到康里的不仅有蔑儿乞部众，而且还有追及蔑儿乞人的成吉思汗军”。出于审慎，摩诃末返回撒马尔罕调集后方部队。然而，到这时候，蔑儿乞人已为蒙古军所灭。因此，为抵御蔑儿乞人而来的摩诃末，仅能以成吉思汗军作为交战对象。
“蒙古主帅遣使来言，两国未处战争状态，且曾奉命，若遇花剌子模军，当以友谊相待。”而摩诃末却宣称，“成吉思汗虽命汝勿击我;然而上帝命我击汝。我欲灭诸偶像徒以答天庥也”。摩诃末蓄意的军事挑衅，使成吉思汗感到了来自同样强大帝国的威胁。遂于1218年，灭屈出律并其地后，为往征摩诃末，成吉思汗召开忽勒台大会，制定策略，组织军队。
由于游牧民族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大部分依赖于农耕地区提供，所以历来游牧部落都比较重视商业。蒙古部落作为游牧民，他们十分重视与中亚地区的贸易，渴望通过中亚商人获得西方的锦织物和珍宝。尤其，在生产力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后，成吉思汗对与花剌子模开展贸易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得知摩诃末统一了伊斯兰世界，成吉思汗向西方之主表达了商道的意愿，希望双方能共同维护好各自境内道路的安全，以保证东西贸易的畅通无阻。摩诃末对这一于自己毫无益处的要求，淡然地答应了成吉思汗的和平通商条约，而这也只不过是为了有利于他西部的战事。在征服波斯境内诸突厥总督势力后，摩诃末东返，以防游牧民族向河中进攻，并伺机东征。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450人组成的商队与使节，用500峰骆驼驮着金、银、丝绸、驼毛织品、海狸皮、貂皮等贵重商品，前往花剌子模，希望通过谈判与花剌子模建立和平的商业关系，商人能够“在那儿作生意，收购奇珍异宝”。然而，商队携带的大量财富，让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守将分外眼红，他夺取了商人们的货物，并杀害了他们，这就是所谓的讹答剌事件，它也成为了成吉思汗西征的直接导火索。
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便引起一场暴风雨！讹答剌事件是一次严重的挑衅外和商业的威胁，使成吉思汗曾抱有的维持暂时和平商业贸易的幻想破灭，宣告了蒙古人获取西方商品道路的断绝，影响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的速度——摩诃末置若罔闻，给予了成吉思汗更大的轻蔑，一代天骄愤怒了，在尝试政治手段解决失败后他决定诉诸武力，上帝之鞭由此开始抽向西方。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的开始。蒙古大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1220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其国王西逃，成吉思汗令速不台、哲别等穷追之，因此蒙军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深入俄罗斯，于1223年击败钦察和俄罗斯的联军，世界为之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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