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戰爭的概念發端於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在中國，農民戰爭史成為歷史學的最重要課題應該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事情。中國古代素來以農業立國，農民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每當歷史上的朝代因為末期的亂政而導致社會危機，就會有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起義的誕生，但是在推翻前代王朝之後，歷史好像又重新開始新一輪的洗牌，這天下也只不過換上新人來做皇帝而已。
1、何為農民
中國古代的農民，因為有著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的束縛，所以他們的生活狀態是較為穩定的。但是並不代表他們會不思進取，朝著從農民向地主、百姓向官僚、山村向都市、地方向中央、貧民向富豪、愚氓向讀書人等各相對應的矢量前進的生存方式是中國人的社會性特質和文化類型。因此中國的那些起義農民多是在為民而爭奪“天下”。純粹作為農民並非是人生的目的。即使絕大多數人都在從事農業，但他們的目標是成為地主、大商人、官僚，升官發財，大富大貴。因此在農業主體下的中國古代，並非是一潭死水，相反人們也是想要一躍而起，過上超越自己本身條件的生活。
2、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主體
最早對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的大規模起義全部成為農民戰爭或農民起義提出異議的是日本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的泰斗宮崎市定。他認為這些起義的主體並非是純粹的躬耕於隴畝之中的農民，相反會有一些其他階級的存在，有商人、有曾經為官的人、也有罪犯等等，可謂是成色眾多，甚至起義的領導者也絕非是農民，稱為農民戰爭是不合適的。小編本人關於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有很大的不認同的。
到目前為止關於農民戰爭研究的基本觀點主要停留在其主體是否是農民這一點上。然而問題在於中國的農民究竟是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存在狀況。從秦朝至清朝，長期以來，農民身份在政治制度上是從未確立的。幾乎一切的社會管理手段也都是政府為了保證對國家和人民的治理。農民並沒有確立和固定成為一種社會階級和政治的身份。
就比如說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有知識分子，洪秀全本人就是科舉失敗的代表，還有貧農、地主、行商、鴉片販子、店員、藝人、開當鋪的、木匠等等，可以說有多種身份的人存在，但並非因這樣就不能說他們不是農民，這些人在起義之前也只是偶爾靠著這些職業維持一些生計罷了。如果很多人人認為這是因為靠著近代的原因，身份職業太多，不好確定的話，那麼不妨看看歷史上一些經典農民起義的領袖。
從秦漢至明末的歷代農民起義，秦末的陳勝是軍隊的小隊長，劉邦是亭長，前漢末的赤眉的徐宣是獄吏、後漢末的張角是道教集團的首領，隋末的李密是封建貴族，竇建德是下級軍官，唐末的黃巢、王仙芝是販私鹽的，元末的郭子興是商人，徐壽輝是小商販，朱元璋也是個託缽的僧人，明末的李自成是驛卒。但他們所領導的起義幾乎都被噹噹做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代表，雖然他們有著區別於農業之外的另一份職業，但他們仍然是屬於農民階級，因為他們並沒有跨進更上一層的隊列，況且在以農民為主體的隊列中，因為領袖的問題來否定農民戰爭的性質，肯定是不合理的。
3、農民戰爭中的皇權思想
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官、民”關係十分鮮明，官為百姓官，統領一方民眾，官僚社會的風氣在漫長的王朝政治中始終佔領主體地位。從皇帝到基層官僚的幾乎所有的人都是靠人民來生活的。百姓需要繳稅，這其中就不僅僅是包括農民，上面我們所說的商人、手工業者也都是繳稅的對象，可以說在官府面前，人民的身份只是百姓。因此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經商之人，常常會有買官的行為發生，也許是想要改變自己的屬性問題，爭取走向上層。權貴思想好像在中國古代十分盛行。
如果對歷史上古代的農民戰爭有過了解的話，在起義的初期，幾乎所有起義的領袖都會自稱為“真命天子，某某皇帝再生，某皇帝后裔，天生帝王，黃蓮聖母，黃天聖主，彌勒佛下生，地王、天王、人王等諸王，五百羅漢，佛母、紫微星、大元帥、大都督等等”不管是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還是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這樣的說法我們也聽到許多了，至於為何會有這樣的思想貫通，這與中國古代的政治體系有著密切的關聯。
當時秦統一全國之後，形成了國家和社會的基本結構，皇帝—貴族，官僚—人民的支配者，這樣的體系在古代中國社會中長期貫徹。如果只是地方的小打小鬧，那也根本沒有必要起義。所以一旦起義爆發，不打到帝都，奪取帝王的寶座就沒法停下來。隨著歷史的發展，有些民眾也可能從貧民變成大地主、大商人、大將軍，或是通過科舉成為官僚，但這畢竟只是少數的人，但是改變身份地位的想法並沒有在他們心中淡忘，如果有機會，他們也會選擇儘可能的改變自己的地位。
在中國古代社會之中，官與民的對立關係，是與貧富對立關係相提並論的最重要的關係。官僚們令人吃驚的無能、斂財、胥吏、衙役和兵士的橫行霸道等，都是因為國家權力絕對化後才成為可能的。官民之間的矛盾是自然存在的，因為有些時候官府自然會做出矯枉過正的行為，歷代的農民起義多是從反對地方政府而起，到最後反對這些地方政府的上層領導，層層遞進。但很多情況下，因為一些領袖的思想限制，雖然能夠獲得前期戰爭的勝利，並沒有能夠治理天下的能力。
我們可以暫且將古代階級農民階級的起義中也存在一種皇權主義，因為社會思想的原因，這種皇權主義是一直存在的。在前期的起義過程中，這種皇權主義當時現存的政治制度是背離的，因為它要獲得農民的支持。而如果取得勝利，這種皇權主義的權力加持很容易使這些一夜登頂的起義者們迷失，導致起義失敗。相反，如果能夠適當調整政策，比如元末起義軍的領袖朱元璋，就是一個農民起義成功的典型案例。在獲得起義的成功之後，朱元璋儘可能的對政治策略進行調整，適應了新時代的統治，而這也有向原來那種皇權主義靠近的趨勢，所以我們常常認為“皇權主義”的思想在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形式下常常存在，甚至無法擺脫。
在中國古代的社會之中，農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分散閉塞落後的農村，一家一戶是一個生產單位，男耕女織，個體經濟。相互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小農經濟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們的政治眼光，難於理解階級的一致性。難於理解壓迫的根源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經濟體系，他們能夠自發的反對直接壓迫他們的地主官僚，反對具體的賦稅徭役政策，卻無法改變封建生產關係和打破舊的政治上層建築。認識上的這種難以彌補的缺陷，在政治上就表現為對皇帝和皇權的迷信。千百年來，從陳勝、吳廣起義，到明末農民戰爭，先後爆發過無數次的農民反抗鬥爭，但都是自發的鬥爭，也都往往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或者反對壞皇帝，擁護“好皇帝”，他們的起義領袖就可能是他們心中認為的好皇帝。可見，中國古代社會的農民，雖然有著官民對立的情緒，但對於政治體系並不排斥，這就是這種政治模式他們已經早已習慣，只是現存的官員們破壞了這種模式，根本就沒有人打算去破壞這種模式體系。自然皇權主義的思想就會一直延續，反而成為了一種反反覆覆的東西，因為官總有不當，民也會不滿，矛盾突出，自然會一觸即發。
4、應該如何認識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民眾起義
在中國的過去兩千年間，貫穿各個王朝不斷爆發的大規模民眾起義是歷史事實。這隻能說明是由於中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的基本構造在兩千年間都沒有根本性的質的變化造成的。
中國古代的民眾經歷了無數次大自然的災害、大饑荒、戰爭、內亂和動亂導致的損害，以及大移民這種末世般的事件，為了生存自然要結成超越善惡的社會系統。這種社會系統以來與依賴於遷移、乞討、走私、黑市、掠奪、誘拐、綁架、訴訟等商業性的、武裝結社的和秘密結社等手段和組織，通過畫地為界，劃分勢力範圍及相互聯合等形成自己的社會系統和文化。善與惡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民眾的文化。如果僅僅將這一些人定義為刁民絕對是不符合歷史規範的，也對他們是公平的。
中國古代的起義、內亂、內戰和戰爭的規模很大，持續時間很長，破壞程度也特別大。由此導致的社會構造的變化、人口的流動、心靈的創傷、經濟的惡化等都是難以想象的。然而這些起義和戰爭等並非只是導致中國社會的停滯——中國文明的衰退和中華帝國的衰退，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王朝的更新換代，消融了民族間的歧視、對立和抗爭，同時還摧毀了地域間的隔離、分裂和爭鬥，以及貧富貴賤的差別歧視等等。客觀上促進了文明的再生和社會的進步。民眾起義在打破一些舊有體系的內容下，新的統治者們積極變革，滿族時代發展的條件，讓社會能夠滿足這些剛剛經歷過災難的農民們，從而再次穩定天下。
對於民眾起義的研究，不可能是僅僅對著它的侷限性來研究，民眾起義自然有它的的不當性，但是從整個古代歷史的進程來看，每一次的民眾起義之後，社會總會經歷一些變革，在為當時的統治者做出一些警醒，他們需要作出一些改變。如果不思進取，就會向那些王朝的末代一樣，被推翻。古代例子更是加深了我們對於民眾起義的再認識。
5、總結
農民始終是古代社會之中的主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之中，農民是留下過濃重的一筆的。雖然我們常說的所謂二十四史皆為帝王史，但大量的史籍史料充分證明了歷史的主體還是人民，也就是當時的農民。只有正確認識當時這些民眾的思想內涵，才能更好的把握當時的時代特徵，也就會對於歷史的把握更準確。如果僅僅只是將目光定格在作為統治者的帝王身上，歷史研究的意義自然不會有價值的。畢竟創造歷史和改變歷史的還是當時的民眾。
參考文獻：《近世的農民運動史》
《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
《近代中國的社會民眾文化》
《中國專制國家與社會統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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