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元朝的社會經濟,過去有人往往採取否定態度,認為蒙古貴族的殘暴統治,給中國社會生產與文化以嚴重的摧殘,不僅遲滯了中國社會的前進,而且起了逆轉的作用。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筆者就元世祖忽必烈的"安業力農"政策及其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作一探討。
忽必烈 阿里不哥
一忽必烈"安業力農"政策的提出,既是當時社會客觀實際的需要,也是人民群眾長期反抗鬥爭的結果。
從成吉思汗到蒙哥,連年不斷的征伐戰爭,使中國社會經濟受到很大破壞。北方屢遭浩劫之後,往往是"城無居民,野皆棒莽","倉凜府庫,無鬥粟尺帛",南方稍輕,但也是荒田遍野,市井蕭條。隨著蒙古貴族的南下,把遊牧生產方式帶進中原地區,大量民田被佔為牧地,大批人民被殺擄或陷為驅口和工奴。
宋元臨安之戰
再加上"濫官汙吏,黃緣侵漁,科斂則務求羨餘,輸納則暗加折耗,以致濫刑虐政,暴斂急徵,使農夫不得安於田裡"。人民群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紛紛逃亡和起義。自蒙古軍南下之日始,就有山西中條山侯七、侯八起義,山東、河北紅襖軍起義。
忽必烈即位後,東南人民反抗蒙古貴族的鬥爭更是此起彼伏,如福建陳桂龍等起義,眾達數萬,黃華十萬頭陀軍起義,建元稱號,勢如破竹。在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頻頻打擊下,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地捎集在忽必烈面前,迫使他不得不考慮如何選擇有利於其階級利益的統治方略。
一生生了四個皇帝的母親 忽必烈的親媽:克烈
忽必烈生長在皇室貴宵之家,其母莊聖太后,漢化較深,經常讓漢人學士到和林講學,使忽必烈從小就有機會接觸漢族封建文化。據《元史·世祖紀》所載:"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夭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
尤其是1251年,"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後,其邸南遷到爪忽都之地(即金蓮川),設立幕府,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
同時,也使忽必烈進一步瞭解由於農業遭到破壞而造成"漢地不治"、邊疆不寧的嚴重局面,認識到"農桑是國家經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欲保守新附城堡",就必須"使百姓安業力農"。
因此,為了穩定封建社會秩序,保證國家賦稅收入,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堅決衝破蒙古貴族中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毅然擯棄其祖輩廢農事牧的舊俗,採取"安業力農"政策,建樹了蒙古統治者的一代"武功文治"。忽必烈"安業力農"的具體措施,擇其要者,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 制止大屠殺,使勞動力免遭更大損失。
忽必烈曾跟諸將說:"聯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因此,他屢次下令,禁止大屠殺。例如,1253年,忽必烈率師攻大理城,命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1259年,忽必烈舉師攻宋,"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1274年,伯顏率兵伐宋時,忽必烈囑咐他說:"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今體聯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催鋒刃。"
蒙古軍大屠殺
由於忽必烈三番五次"降不殺人之詔",減少對宋境廣大人民的屠戮,南方人口基本上保存下來,這就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人力物力條件。
（2） 屢下詔令,禁止騷擾人民,極力維護封建生產關係。
據《元史》記載,忽必烈即位後,頒佈了許多禁擾民的法令。諸如禁縱牲畜犯桑稼,禁師旅、使臣恃勢擾民,禁蒙古軍以民田為牧地,以及規定多餘的牧地聽民墾耕等等。僅中統三年,禁燬農桑、薄賦娠飢等詔令就有十幾道。這一方面反映了蒙古軍馬對人民騷擾仍很嚴重,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政令,確是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元軍進入中原
忽必烈很注意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1276年,攻下臨安後,他宣佈江浙兩淮地區,"凡管軍將校及宋官吏有以勢力奪民田廬產業者,傅各歸其主,無主則給以附近人民無生產者。"還承認房主、園主對房屋、田圃的私有權L。對逃亡地主的土地加以保護,不許未逾期便佔為官田或為他人佔用。
又通過契約和到政府登記、備案等方式,以及經過一定的買賣土地手續,來防止侵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行為。同時,由於受中原地區封建生產關係的影響,蒙古貴族也逐漸改變闢良田為牧場的剝削方式。
如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將其靠近徑水的數千頃牧地改為農田,"起廬舍,疏溝儈,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當秦萬計"。從掠民田為牧地,到改牧場為耕地,從迫使大批驅口為其耕作,到採取佃耕剝削,這是蒙古貴族在剝削方式上的重大改變,有利於封建生產關係的鞏固和發展。
元朝百姓生活
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忽必烈還曾多次下令減免全國或地方的地稅和地租。如1276年,就免去江南地區苛捐雜稅一百多項。這在客觀上有利於農業、手工業、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忽必烈又通過釋放驅口和檢括戶口的辦法來調整勞動生產者的地位。1271年頒佈《戶口條畫》,對戶籍進行整頓。凡被諸貴族、權豪勢要之家非法佔為奴的,按籍追出,編籍為民。
如1280年,派相威"檢核阿里海牙、忽失帖木兒等所俘三萬二千餘口,並放為民"。1290年,又救行御史臺分揀浙東總管所俘的一千六百九十五人為民L。並頒發詔令,嚴禁諸王貴族、各投下不經准許擅行拘刷人口;嚴禁江南諸王貴族,隱藏105漢人的漏籍、析居、還俗僧道為奴。
這固然是為了把漏籍歸入國家徵稅範圍,增加財政收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限制"抑良為奴"、防止農民再淪為驅口的作用。
《元代農民之生活 附奴隸考》
（3）以"勸農桑為急務",頒行各種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措施。
首先,在中央和地方設立勸農官和勸農機構。早在1254年夏,忽必烈駐六盤山時,就以姚樞為勸農使,"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便"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
翌年,命宣撫司"勸農桑,抑遊惰",並設立勸農司,派八名勸農使到各地巡察。同時規定:"今後有能安集百姓,招撫逃戶,比之上年增添戶口,差發辦集,各道宣撫司關部申省,別加遷賞",反之,則"定加罪默"。1264年又立遷轉法,提出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斌役平"等作為考核官吏的標準。
《元史·食貨志》
1270年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仍分佈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使郡邑,察舉勤惰",又"申明勸課農桑賞罰之法"函。《元史·食貨志》謂"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雖然這些勸農大臣滿天飛,往往騷擾人民,但也說明忽必烈對"勸農桑以富民"的重視。其次,擴大屯田網,利用鎮戍軍和招募農民開墾荒田。忽必烈時期,北起和林,南到海南島,都實行屯田,以軍屯為主,民屯為副,招集逃亡戶,政府給以農具、耕牛、種子,從事墾耕。《元史·兵志》稱:"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元朝騎兵
這不僅是養兵息民之道,而且使邊疆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在客觀上也加強了各族之間的聯繫。忽必烈還根據蒙族軍民大量移居漢地的情況,特別往意組織蒙古軍隊就地屯田或"與民雜耕"、並把荒田或僧據良田分給蒙古人耕種。
同時,忽必烈又針對北方人民大批逃亡的問題,採取安輯流亡、聽民自實邊遠荒田曠土,展期科稅的辦法,以防止逃亡。這樣,使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土地相結合,為發展生產提供了可能。其三,在農村建立了具有勸導農民和監視農民雙重任務的村社制度。忽必烈頒佈勸農立社事理十五款,規定五十家為社,以"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為社長(名為推舉,實際上都是富戶或殷實人家充任之)。
社長組織本社成員墾荒耕作,修治河渠,經營副業,創辦義倉,興舉學校等等。這種村社制度以後遍行南北各地,和裡甲制並行,成為元朝統治和剝削農民的基層組織。不過,它在組織和鼓勵農業生產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其四,忽必烈注意興修水利,專設都水監和河渠司掌管。據不完全統計,元朝興修水利工程共有260餘處,南方20多處,北方近60處。
元朝修建的水利設施
除了修治黃河,鑿山東濟州河、會通河,開北京通惠河外,忽必烈並重用水利專家郭守敬、王允中等,令其規劃全國水利建設。北方地區,西自甘、肅、瓜、沙,東到渤海沿岸,均有修建破塘、引水灌溉農田的水利工程之舉。
尤其是修徑渠"以概關中之田",使渭水平原"無早澇之患",農業生產因此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在江南,疏潛河湖、建築圍岸、修建閘堰及海塘壩,抗禦水早災害,致使"蘇湖熟、天下足"的情況有了進展。
其五,忽必烈提倡改進農業技術,普及農業知識。他命大司農遍求古今所有農桑之書,"艾其煩而撮其要",匯成《農桑輯要》一書。該書凡"耕蠶之術,畜擎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故"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
元朝農民生活
以後又有《農桑衣食撮要》和王禎之《農書》的刊行,全面總結了農業生產經驗,有利於先進耕作技未的推廣。
總之,忽必烈在"安業力農"思想指導下,以"勸農桑為急務"所實行的種種措施,基本上解決了蒙古貴族遊牧封建制統治方式與中原地區農業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使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某些環節有所改革和調整,維護了封建生產關係,使農業生產能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
二、由於"安業力農"政策的實施,經過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江南農業生產在南宋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
北方雖曾受到嚴重破壞,但也有了恢復,並在西夏、金的基礎上還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蒙古高原以及東北、西南、西北等地區,由於屯田制的推廣,農業耕地不斷增加。關於中原地區農業生產發展情況,筆者已另撰文敘述。下面著重談談"安業力農"政策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長城以北蒙古族聚居地區,農牧業生產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元朝時期的契丹人
早在成吉思汗時期,就派鎮海在烏里雅蘇合西南建立鎮海城,率領被征服的回回、唐兀、契丹、女直等族萬餘人進行屯田,把大量具有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經驗的漢人,如史秉直所管轄的十餘萬家勒遷到漠北。
這些,在客觀上促進了蒙古地區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忽必烈憑藉統治全國的優越條件,在前人基礎上,採取一系列促進耕牧經濟發展的措施,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擴大屯田。
在1272年至1293年的二十多年中,他十多次調動大批漢軍、南宋降附軍、南人及蒙古軍民,給予耕牛、農具、種子、衣裘、鈔幣等物,於怯鹿難、脫裡北、乞裡吉思、謙謙州、杭海、五條河、和林、上都等地開渠闢田,從事屯種。普通蒙古農牧民的生產也得到政府的扶植,除了遇到災荒時不斷娠濟外,還從耕牛、農具等方面加以支持。
三、同時,忽必烈為了"農事有成",還派遣官吏指導該地區興修河渠。
尤其是1288年浚怯烈河,使口溫腦兒黃土山一帶的民田得以灌概。翌年,又發侍衛軍二千人疏口溫腦兒渠。在忽必烈的倡導下,蒙古地區的一些官員也重視農業生產。
元朝農器變遷
例如：劉好禮任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在葉尼塞河上游建庫康、置糧倉、開鹽礦、闢釋道等。他見居民"不解鑄作農器","民俗不知陶冶",就報請忽必烈派去了漢族工匠,生產農具和傳授鑄造技術,並"教為陶冶舟揖,土人便之"。
山北道按察使姚天福,見居民"鮮知稼稿",乃"教以樹藝,皆致蕃富"。蒙古地區一向以畜牧經濟為主。忽必烈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對畜牧業也很重祝。為了保護牧場,屢下詔令,"禁牧地縱火",並多次派人疏渠掘井,使這個時期,蒙古族地區牲畜的總頭數和各個牧戶平均擁有的牲口數有所增加,尤其是官營牧場,無論是放牧技術及牲畜數量都有提高。
如據《大元馬政記》所載,某一皇室牧場上,官有母羊達30萬頭。1286年拘刷馬匹,共刷到10.2萬匹,僅上都一處就交納馬8萬匹。蒙古地區畜牧業的發展不僅為中原地區提供馬匹及育畜技術力量,而且使農業生產中所需要的畜力能夠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從而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元朝貴族喜愛食用羊肉
尤其是豐州一帶,出現"墾耕牧養,軍民相參"的局面。虞集在《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中稱:"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鹹安樂富庶,忘戰鬥轉徙之苦久矣。"這未免有滋美之嫌,但基本上勾畫出了蒙古地107區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也有利子手工業和商亞的發展。
如上都,建立官手工業局院,其下轄有器物局、葫蘆局、軟皮局、氈局、採山提領所、鐵局、金銀器具局等十七個單位,工匠眾多,手工業相當發達。和林更是"生殖殷富坍內地",成為商賈雲集、百貨匯流的城市。
東北地區的屯田也有擴充。1284年至1293年間,忽必烈四次調派蒙古、女直和漢族軍民在東北忻都察、茶刺罕、刺憐、金復州、哈思罕、瑞州、鹹平府等處,利用荒閒地屯田。在黑龍江流域水達達地區,設置屯田總管府,組織漢、女直等族軍民進行屯守。
到至順年間,合蘭府水達達路繳納錢糧的戶數達二萬九百零六。1290年忽必烈又命劉哈刺八都魯在乃顏故地阿八刺忽建肇州城,以兀速、憨哈納思、乞裡吉思三部人遷入,"定市裡,安民居",對開發我國東北邊疆起了積極作用。西藏、雲南、湖廣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生產也有所發展。
吐蕃(元沿唐稱,謂青藏高原及當地土著族、部為吐蕃),自九世紀中葉起,:封建割據,內戰不絕,藏族人民渴望得到"安輯"。至元初,忽必烈統一吐蕃後,創立總制院(至元二十五年改為宣政院),治理全國佛教僧徒及藏族境內一切軍民僧俗事務。
為了整頓西藏地區的賦稅差役,元朝幾次派官員調查戶口、平息爭端、賞罰官吏,安定地方,為生產力發展開闢道路。1277年,忽必烈下詔"置榷場於碉門、黎州,與吐蕃負易",以促進漢藏等族間經濟交流。
雲南地區自1274年忽必烈委任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為平章政事進行管理以來,情況也大有改變。賽典赤贍思了一入境,即著手安定社會秩序,擴大屯田網,減輕當地原有租稅額的五分之一。並於"無粳稻桑麻夕之處,"教民播種,為一破池以備水早卜。
他還率昆明民眾廣興水利,築松花壩,"灌田萬項",修六河諸閘,"以概東藺田萬頃"Lj鑿金汁渠,引松華水灌溉滇池東西農田L。此外,賽典赤贍思丁在雲南六年,對其南境的少數民族,不是用武力征服,而是"以理諭之",使他們"拿然款附",避免了各族間的戰爭和生產力的破壞。並與交趾國王約為兄弟,採取睦鄰政策。賽典赤贍思丁的政績顯著,這固然有其個人因素,但與忽必烈堅決支持也是分不開的。
忽必烈不僅在其生前,不聽他人誣告,充分予以信任,而且在其死後,又下令"雲南省臣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以防文亡政廢。忽必烈還派張立道為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以昆明池夏鐐必湮城郭,"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為良田。"並教鬢(彝族)、整(白族)之人飼蠶取絲技藝,"收利十倍於舊","雲南之人由是益富庶"。
忽必烈在湖廣行省少數民族地區也大力推廣屯田。在左江一帶,曾先後招募南丹,慶遠、融州等處壯、瑤民丁四千六百餘戶前往屯墾,"破水墾田,築八竭以節儲洩",共得稻田七百多頃。1293年,忽必烈命遊戶行省設立"鎮守黎蠻海北海南屯田萬戶府",負責瓊州、雷州、高州、化州、廉州等路荒田的屯墾。馬成龍在任海北侮南道宣慰使時也"惠安氓庶,招徠黎撩,置屯田以養軍"。
這些都使瑚廣黎、瑤、壯族地區農田面積有所擴大。我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所恢復和發展。今寧夏、甘肅一帶原是西夏的統治區,元時稱唐兀,屬甘肅行省。甘肅行省在蒙古軍隊剪滅西夏和後來諸王叛亂過程中,生產力遭到很大破壞。忽必烈即位後,派張文108謙、郭守敬、董文用三人去西夏中興等路即寧夏府路指導興修水利。
至元初,郭守敬率眾復修唐來、,漢延各渠,灌田九萬餘頃。又在應理州引黃河水復浚美麗渠,灌溉中衛近三千畝農田。同年,董文用組織開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水田:引唐來、漢延、秦家諸渠灌概。"於是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
忽必烈又多次組織大批蒙古人、南宋降服的"新民"以及當地居民開墾荒地,"官給牛種農具","使辦田為農"。從1274年始,又先後建立五處屯田機構,蒙、漢、畏兀兒等族廣大軍民在中興、甘、肅、瓜、沙、亦裡黑、亦集乃等地屯田,使當地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夏境遂安"。忽必烈對今新疆地區的農業也很重視,專設勸農官,負責勸農和水利等事宜。
在斡端(和田)、可失閤兒(喀什噶爾)、別失八里(吉木薩爾地區)的軍屯規模不斷擴大。1282年在別失八里設立冶場,專門鼓鑄農具。由於屯田取得很大成效,.糧食除軍隊自足外,且有餘糧娠濟周圍貧民。南疆植棉業和園藝業都相當發達。
《馬可波羅行紀》第一卷談到,喀什噶爾地區"有甚美之園林,有葡萄園,有大產業,出產棉花甚饒",葉爾羌',百物豐饒",和田"產棉甚富"。隨著中原及邊疆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交通運輸業、商業、都市也出現了新的局面。尤其是海運事業的興盛,使泉州、漳州、上海、溫州、廣州、杭州、慶元等成為國際通商口岸,歐亞各國商人學者紛紛來華。
據統計,忽必烈統治時期,元朝與周圍二十幾個國家保持了通商關係,使中西交通之盛況,開古往未有之偉觀。由此可見,元朝的社會經濟並不象以往有些學者所描繪的那樣殘破不堪,而是有所恢復和發展,這是各族人民共同開發的結果,但也和忽必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採取"安業力農"政策分不開。
結語：
誠然,歷史上任何一個剝削階級的改革都是被迫的,其目的只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維護和加強自己的統治,更有效地剝削和壓迫人民。忽必烈的"安業力農"政策也不例外,其侷限性同樣是非常明顯的,如有些勸農機構和措施逐漸失去初立原意,到後來"率多廢弛"。
忽必烈的"安業力農",沒有、也不可能解決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的鎖鏈,依然緊緊地套在勞動人民脖子上。可以說,忽必烈在位的幾十年,是元朝的鼎盛時期,然而,也是其逐漸走向衰敗的開始。
閱讀更多 今朝明日的史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