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0年2月10號，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正式舉行。這個電影節從第一屆（1929年）開始，到如今已經走了91個年頭，遙想第一屆奧斯卡的主持陣容，當時是由道格拉斯·範朋克和威廉·德米勒擔任主持人，兩者都是當時影壇裡的元老級人物，聲譽高，名氣大，雖然沒有如今奢侈的排場，但細節上卻不含糊。即使是最初的電影節，
頒發的小金人數量總量也達到了13個，到了今年，這個數量翻了一倍（24個）。
數量的變化意味著電影節頒獎細節和邏輯的豐富，尤其是在電影藝術發展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今天來說，有更多的電影人值得或者說理應得到這份榮譽，它像是處於影像和創作間的協調者，正如影視評論與電影的關係符合對立統一的規律一樣，創作藝術和電影藝術之間的空白，應該去用電影節這個中立概念去補充充。在這篇文章裡，我將就幾個主要的電影節舉例來探討一下電影節的發展和其當前所處的位置，以及背後的價值理念。
說到協調，就像小說有文學獎一樣，電影也催生出了電影節，電影節的形成，和影評藝術一樣，是隨著電影帝國的發展而發展的，但在最初的時候，他們不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這個樣子，在電影藝術發展的初期，類型和風格的侷限性，同樣也決定了電影節的主流風格和評選標準，我們都知道最早的好萊塢影片大都以類型片（西部片、風情片、喜劇）為主，那個時代，查理·卓別林創造了默片喜劇的巔峰，此後，無論是默片時代還是
有聲（電影）時代，亦或彩色（電影）時代，類型片與好萊塢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是捆綁在一起的。因此美國類型片工廠的發展，應該奧斯卡電影節的發展放到一起去看待，這個從最初只用了15分鐘就頒發完獎項的奧斯卡（第一屆），如今，人們需要幾個小時來操作，昔日的頒獎典禮，在現在來看，其實已經發展成了一場別具一格的脫口秀節目，雖然看似丟失了作為電影節純粹的藝術平臺的價值，但則應該說是一種大眾式的延伸，就像美國類型片橫掃全球電影市場一樣，在觀眾體量上和頒獎形式上，奧斯卡電影節也實現了工廠化。
在演員雲集的好萊塢，創辦這樣一場電影節並非難事，類型片工廠決定了奧斯卡這樣的電影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我們說不清是類型片造就了奧斯卡，還是奧斯卡成就了類型片，撇開今年電影節的名單來看的話，雖然往屆的獲獎名單與大眾和影迷所期待的有所出入，但總能在以往的選片標準中找到答案。在我看來，奧斯卡電影節的地域性，決定了它不能簡單的被定義為一個電影節，還受到了包括但不限於意識形態因素、社交媒體因素和種族、性別分歧因素等等因素的影響，當電影工廠制度完善後，電影的評選標準也基本得到定型，之後影響電影節和電影本身的，已經不再是影像結構、風格和劇本故事，而是輿論、焦點和意識形態了。影像的價值與大眾的生活細節統一，電影成為了描述甚至是復刻現實的工具。
這個階段並不是嚴格的，雖然對於好萊塢而言是如此，但這個標準並非是普適的，也沒有相應的邏輯可以遵循，美國好萊塢的「類型片先行」的歷史事實，決定了復刻現實的時代要在工廠制度完善之後，即使是幾十年之後，《公民凱恩》所代表的最佳影片和《唐人街》所代表最佳劇本，本質上仍是在打磨電影藝術，而非純粹的現實主義。但這個時期，現實主義已經開始有所展現，類型片也在針砭時弊中擁有了諷刺和隱喻的特徵，50年代，比利懷德的《倒扣的王牌》，借影像故事暗諷新聞媒介的浮誇作風和撒謊成性，放到如今，與同題材由丹·吉爾羅伊《夜行者》（該片獲第87屆最佳原創劇本提名）相比，也毫不落伍。純粹的現實生活是電影的靈感源泉，因此，很難確定究竟復刻現實和類型化哪個先會影響電影和電影節，流水線化的規則決定了好萊塢的發展趨勢，也決定了它的發展順序，但放到整個世界上而言，現實未必是固定的，生活也並非只有一種，影響生活的細節雜亂無章，影響電影節的因素也沒有邏輯可言。
最典型也最權威的例子，莫過於意大利的威尼斯電影節。
作為世界第一個國際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節的命運，已經很難用坎坷來形容了。該電影節最初設立於1932年，表面上是為了提高電影藝術水平，促進更多海內外的優秀電影人和電影作品交流與合作，實則是二戰時期墨索里尼為首的當權者的一種外交手段，但戰後電影節轉型，卻促使了意大利的現實主義革命，催生出了眾多新電影人和新作品，並一舉破除了作為電影節本身的意識形態侷限性，打開了世界電影大門，期間，眾多不同國家的電影作品參賽，給電影節帶來了很好地發展機遇。雖然中途（1969——1979）因為某些因素而遭到波及，致使電影節在一段時間內的發展受到影響，但其世界地位和評選標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反而越發堅固。然而在威尼斯電影節創立初期，電影的光環並不像之後如此耀眼，在最初，文化的緊張氛圍和高壓環境一直在影響著當地的電影創作者和他們的作品，但這種影響，說起來並非是件壞事。
一提起意大利，我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從1945年羅西里尼的《羅馬不設防》，因為這部作品是歷史上新現實主義誕生的分界線，人們談起新現實風格電影，最先想到的，莫過於羅西里尼的作品。但其實在戰爭時期，新現實風格就已經顯露端倪了，之所以以《羅馬不設防》為分界線，原因則在於羅西里尼的這部作品正處於該風格的一個「破殼期」，終於有人從以往的現實主義風格中尋求到了一種確定性的突破，去創造不同於以往風格的新電影。這種風格是怎麼產生的呢？答案就在意大利。
當高壓環境管控人們的嘴和思想的時候，記錄和創造故事的影像並沒有被限制，於是就催生了一批以記錄現實和復刻生活為主的電影創作者，他們並沒有以當時好萊塢盛行的類型片或歐洲的表現主義所影響，而是以純粹的現實復刻為基準，強調電影的紀實性，稀釋掉內部的戲劇情感 ，以隨機地，不可預知的，無序的故事為主，沒有清晰、特定的導演風格的展現，也沒有主觀情感的強調，影像的作用在於追隨角色，除此之外，再無意義，即使是戰時宣傳性的影片，風格上也與此沒有差異。可以說特定的環境造就了意大利現實風格的確立，而新現實風格，則是舊現實風格的一種昇華，從藝術和風格上對後者進行了雕琢和打磨，但在影像核心表達上已然不同。
這種對於現實的純粹的視覺性捕捉技巧，也是威尼斯電影的選片標準之一，它使得該電影節發展成為了創新性的藝術電影節，威尼斯電影的宗旨也是：電影為嚴肅的藝術服務，近兩年的威尼斯金獅將獲獎影片，有《小丑》、《羅馬》和《水形物語》，除了《水形物語》我覺得獲獎有失偏頗外，該電影節整體表現平穩，是很值得關注的藝術類電影節，質量水準也很高。
再來簡單說說戛納電影節。
今年戛納電影節說起來最讓我們關注的一點，應該是影片《寄生蟲》拿到了金棕櫚大獎了，眾所周知，該片在前兩天也拿到了奧斯卡電影包括最佳電影長片在內的四項大獎，同時拿到兩場電影節的最高獎項，確實是件很厲害的事情了。尤其是對於奧斯卡而言，這個主要面向美國人的電影節，在今年，似乎風向標有了偏轉。雖然在往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也有最佳長片頒給外國影片的先例（比如《藝術家》、《末代皇帝》），但是在高手雲集的今年，外國影片依然能拔得頭籌，斬獲四項大獎，包容度如此之高，也確實挺讓人意外的。
但戛納把這個獎項頒給《寄生蟲》，這一點倒在意料之內，作為影視評論的先驅之一，法國籍的巴贊應該是我們最熟悉且最著名的影評人，法國評論界對於電影的態度，集中表現在了戛納電影節上，該電影節的宗旨是推廣和介紹，什麼意思呢：推動電影節發展，振興世界電影行業，為世界電影人提供國際舞臺。還有一點，就是為電影新人創造一個交流與創作的平臺。所以在這樣一個大舞臺上，你經常會看到一些在國際主流電影界不出眾的導演所創作的優秀作品橫空出世，一舉拿下了最高獎或關注獎，陳凱歌早期的《霸王別姬》、錫蘭的《冬眠》和昆汀的《低俗小說》都是如此，發掘一些新導演可以幫助電影提高影響力，吸引更多的優質導演和優質影片入圍，實現雙贏。
而今年的《寄生蟲》，在形式和結構上把握精準，隱喻和諷刺性拿捏到位，匠氣十足，拿到金棕櫚獎可以說實至名歸，同時，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獲得戛納電影的最高獎項，對於導演，亦或者韓國電影界而言，都是一個轉折點，更別提後來又成了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當晚的最大贏家了，戛納發掘了韓國電影的內在潛力，而奧斯卡則肯定了這種潛力，未來的國際電影大格局可能會有所變動，有好戲看了。
最後，再來說說柏林電影節。
作為歐洲三大電影節起步最晚的一個，柏林電影節實際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而且由於歷史和戰後意識形態管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柏林電影節在創立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一個很好的發展，在展映影片的數量和質量上，也無法交出一個滿意的結果。在電影節創立初期，參展的國家和電影都有明確的限制，到了後來，限制逐漸被放開，電影節的狀況才開始有所緩解，我們之所以知道這部電影節，應該是在1988年，由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摘得柏林電影節的最高獎項金熊獎之後，這場電影節才與我們有了初步的聯繫，同時，這也是亞洲電影首次獲得該類獎項，它也成就了張藝謀，使其成為上世紀末著名的電影導演，踏入國際知名導演行列。
柏林電影節儘管比不上戛納和威尼斯，但隨著半個世紀的補充和發展，該電影節有了相對成熟的模式，像是近幾年的冷門佳片，如《出租車》（賈法·帕納西），《一次別離》（阿斯哈·法哈蒂），《白日焰火》（刁亦男）都是口碑極好的作品，電影節的作用時推廣和展映好作品，同時也是提供一個平臺，給創作者、影迷和投資方，有了這樣一個平臺，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好的作品，發現更多優秀的導演和故事，探索更多可能性，
電影發展至今，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風格、主義式的分庭抗禮，而是大環境下的求同存異。當越來越多的電影故事和電影風格被髮掘出來，我們不應該想如何去復刻和重現這種風格，而是它如何去服務好電影本身，迴歸現實，迴歸電影，才是電影真正的價值。
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洗禮，電影節現在所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樣子，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性，《寄生蟲》的突圍，是偶然，也是必然，純粹的影像篩選出來的不止是優秀的形式和風格，更多的，是思想，是細節，還有無數幕後工作人員的愛和奉獻。當我們坐在影院看電影時，在電影幕後，是數百人乃至數千人讓看這樣一場視聽盛宴成為可能，電影永遠是造夢機器，同時，他也永遠是生活的眼睛，這兩點並不矛盾，就像理性和感性互相協調一樣，我們對於電影的期待，也永遠抱持著以上兩點。
那麼，回到最初的問題，電影節的價值理念是否有所改變呢？我覺得沒有。存在於人類文明數千年裡的規則體制未見概念，僅僅誕生了不到一百年的電影想要顛覆前者，目前來看不太可能，但未來呢？未來是否有某種可能，我們能破除電影的壁壘，創造不一樣的電影和電影節呢？當全息影像成為可能，家庭影院主流，未來電影市場又將有哪些變化，電影藝術又會與其它元素形成怎麼樣的碰撞呢？三幕結構和故事結構，傳統的類型和風格是否會消失，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麼？
我們想要知道關於電影的一切可能，但也許就是這些可能，又創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或許在未來到來之前，我們應該收斂一下這些混亂的想法，讓世界按期常態去發展，讓未來來回答我們的疑問。
未來，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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