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勇又一次進入尖峰時刻。忙碌、緊張而疲倦。
新冠肺炎病毒兵臨城下，從武漢到全國，大家都緊張起來。疫情來勢洶洶，所有人似乎一夜之間都在尋找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在病毒肆掠之際，尤其是口罩，成了普通人防範病毒自救保命的必需品之一。
這是性命攸關的事兒。陸勇太能體會這種感受，作為一個白血病人，他差點死掉，好在吃上了印度便宜的仿製藥，才保住命，也因此他才義無反顧的幫助其他病友去免費代購，不求回報，即便遭遇輿論的非議，甚至牢獄之災。
所以這一次，他也坐不住了，國內口罩供應緊張，他決定西行，啟程去印度。
那是他熟悉的地方，他重新踏上多年前苦行僧一般的西行取藥之路，將口罩帶回中國。
他在個人微博發出信息，並留下私人微信，讓所有急需口罩之人，來找他。他要在印度大量採購口罩等抗疫救災物資，通過各種最快的方式，送到國內，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尤其是一線“戰疫”的醫護人員。
尖峰時刻，他跨國行動，從尋找貨源、採購、物流到聯繫疫區前線，克服各種困難。他笑稱這是一趟“印囧”之旅，在所有人都來讚美他的時候，他微微一笑，一如既往的謙虛：“我的力量很小，你們幫了我，我也要幫你們！”
“馬上過來，People Crazy”
農曆除夕，陸勇在老家無錫，看到逐漸增多的疫情新聞，既擔心又焦慮。雖然遠離疫區腹地武漢數千公里，但新聞裡遭受病毒侵襲的人痛苦不堪的情景，還是讓他感同身受。
他也是個病人，白血病一度深深折磨著他。反覆化療、骨髓配型失敗、每月幾萬元的高價藥，讓他體虛、掉髮、浮腫，身心憔悴。
他深知陷於重病中的感覺，那是一種瀕臨生死的疲勞和焦灼。
1月24日，大年初四的晚上，朋友柳老師給他打電話：“現在國內口罩緊張，要不要去印度採購？”
陸勇一聽，真是想一塊兒去了，當即拉著另外幾位朋友，在線開了一個視頻會議。他們都是因為藥物結緣，成為至交，有著相似的脾性和悲憫的情結。視頻中幾人其實也沒了啥具體的，如同歌詞裡唱的，就是彼此“確認一下眼神”。
不謀而合。去印度。
陸勇撂下手機，就奔了機場，這是一場說走就走的行動。
事後想想，他也覺得挺瘋狂，人生無常，何處不是如此呢？2019年的最後一天，他在北京大學參加一場演講，當時的主題是“面對生死唯愛永恆”，他再一次分享自己的經歷。
那一場“治癒”情緒的活動，在陸勇看來，分享即是傳遞愛和善意，也是又一次自我內心執著“愛和善意”的確認。
那會兒他哪裡想過，一個月之後，自己用腳去又一次實踐了這個主題。
當晚21點，陸勇背上簡單行囊，從家出發去機場，他買到最近一班機票，原定22點25分起飛，飛昆明，再轉機印度新德里。但飛機晚點，零點08分才起飛，次日凌晨3點07分，他才到昆明。
馬不停蹄，他轉機到新德里，已經是下午14點20分。一下飛機，他接到合作伙伴電話：“馬上過來，People Crazy（瘋狂的人）”。
陸勇一聽，笑了笑，這一路就是要“直奔Crazy（瘋狂）而去”。
新德里的交通，讓人憋出尿來。但讓他們在焦灼通行中有一點慰藉的，是來自印度前省長的電話，對方說：“We are with you。（我們和你在一起）”
下午4點左右，陸勇與印度當地的醫藥老闆Suresh碰頭。對方一臉茫然，嘴裡嚷著：“Crazy! Crazy!（瘋了！瘋了！）”
原來為了幫陸勇採購口罩，Suresh一整天都在四處尋找貨源，但多方傳回的信息竟然是：“印度已經沒有口罩了。”
當然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但事實是，口罩確實一下子因為中國疫情，也緊張起來，在當地醫藥人士口中，口罩的英文已經從mask，替換成Chinese。
Suresh告訴陸勇，口罩一時沒有，但他找到了不少護目鏡和防護服。這也算個好消息。
陸勇想都沒想，“速度定下，不談價錢”。他生怕一切稍縱即逝。印度老闆還是有良心的，沒有乘機漲價，陸勇心想，等疫情過去，此人值得交往做生意。
正談著，陸勇又接到信息，某處有N95口罩20萬個。“先不管，100盧比一個，拿下20萬個。”陸勇說，他同時得知，有些地方，單價已經漲到130盧比。
談完這單，已經晚上7點。陸勇來不及吃飯，馬上要去某藥店見另一個供應商。這個時候德里的交通，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不通”。他好不容易找到這個藥店，下車先找廁所，不是腎不好，實在是路上堵太久。
好幾個印度兄弟在等他們，各種口罩樣品擺了一桌子，“一副磨刀嚯嚯的樣子”。他們聲稱有很多口罩。N95便宜的67盧比，貴的80盧比；外科口罩5.5盧比。不能還價，一還價就沒有。
陸勇一聽，心落了肚子，還是良心價，馬上定下。
事情辦完，已經22點。陸勇一路上輾轉多地，只吃了點飛機餐，這會兒早就餓壞了。沒地方洗手，他笑稱：“先吃吧，再不吃先餓死了。”這時候他從微信上得知，此前聯繫的另外幾個印度藥商，“都水了”。
“有個人還要先付50%，再看貨。他以為我們第一次來印度啊？”陸勇說。
隨後幾天，陸勇每天重複著相似的輾轉，四處採購口罩、護目鏡等物資。1月31日，他終於將第一批3000個護目鏡，3000個N95口罩運送回國。他坐著運貨三輪衝到機場。“49箱直接發行李，印度警察蜀黍還蠻好，聽說是中國醫生要，放行。”
他坐在綠色的小貨車上，難掩喜悅神情，總算不負此行。
他為了能讓物資更快捷更大量的運回國，也想了個辦法，在微博上發出消息，尋找隨後幾天新德里回昆明的旅客，他想讓每人幫帶外科口罩若干回國，到昆明出關後有人來拿。
“也歡迎飛回國內其他城市的旅客來取，就地捐贈給醫院。”他說，每位旅客個人可免費獲得10個。
因為微博上的呼籲，他的善舉讓很多人知道，媒體和各方網友都來點贊，但他無暇顧及。
2月3日，他決定推遲迴國，繼續在微博上呼籲：“隨後有回國的旅客可繼續加我微信，帶口罩回去，1人帶300。您將免費獲得100個，其他的請全部寄給武漢協和醫院。我們沒有給家人朋友一個口罩，除100個外，希望能全部寄給協和。醫生比我們更需要！ ”
“只要平凡，就是生活”
陸勇的微博名字是“藥俠陸勇”。在他看來，以愛渡人就是俠。
他說自己曾是被別人的愛渡過難關的人。愛需要傳遞。
早在2014年7月21日，沅江市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為罪名，將陸勇公訴至沅江市法院。
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檢察院向法院請求撤回起訴。檢察官在決定不起訴的釋法說理書中寫道：“如果認定陸某某的行為構成犯罪，將背離刑事司法應有的價值觀”。
陸勇最終被無罪釋放。這得益於背後無數媒體和愛心人士的幫助。
我第一次見陸勇，是在2014年底，那會兒他看起來白胖，其實是因為服藥浮腫，走幾步就喘。
陸勇早在2003年就確診患上慢粒白血病，醫生曾對他說，你估計活不過3年。為了保命，他開始吃國外進口的格列衛抗癌藥，一個月一盒，23500元。
硬著頭皮吃了兩年，連他這個私營小老闆也扛不住了。
他想這樣下去不行，得找活路。吃了一年天價藥後，他意外知道了印度有仿製格列衛，當時一盒4000元。落差數倍的藥價，意味著活著的希望大增。他試著買來吃，一段時間後，效果還不錯。
病人都是孤獨的，都想抱團取暖，他將自己的情況在病友聊天群裡分享。
在群裡，寧波病友孫歌，已是病情加速期，因為吃瑞士格列衛，已花了好幾萬，家裡沒錢了。聽陸勇一說，毫不猶豫去買了兩盒印度“格列衛”。但無奈病情已重，藥力不及，沒兩個月，還是“走了”。
群裡另一個病友“小小”，三十多歲，家裡的獨子，一心想做移植，父母賣房子湊錢，找到一個臺灣女人配型成功，但對方一直忙，定不下手術時間。
“ 小小”就一直等，一邊吃羥基脲干擾素，這是一種並不太完全對症的藥物，但聊勝於無，他買不起上萬元一盒的進口藥，也對陸勇口中的印度仿製藥心存芥蒂，畢竟也要幾千元一盒。
眼看病情惡化加速，在陸勇的再三勸說下，“ 小小”才買了一盒印度“格列衛”，結果藥還沒快遞到他家，他病情就急變，白細胞突然升高，沒幾個月，也“走了”。
慢粒白血病，一般分平穩期、加速器和急變期，一旦加速，當時格列衛一代藥的作用也有限了。這讓陸勇更加感到，“ 必須儘早吃藥，病情一旦急變，再吃藥也難救回來了”。
有了陸勇的推薦，病友們陸續開始吃仿製藥，聊天群裡的頭像，都持續亮著，這是個好消息。
購買印度“格列衛”的病友越發多了，大多各自通過西聯匯款打給印度，但很多人英語不好，每次匯款手續都頭疼不已。
此外，印度有規定，西聯匯款一年只能接受12次跨境匯款業務，印度公司就不得不經常更換開戶賬戶，這無形中增加了中國患者的麻煩。
身為群主的陸勇，就常常幫著群裡的病友們翻譯、填寫單據，為了方便幫病友們代購藥物，他在網上以500元一套的價格，購買了三套他人身份信息的銀行卡。
用了網上買來的銀行卡不過三個月，警察登門，陸勇被抓了，罪名是，涉嫌非法代購。
2014年3月19日，在繳納了4.9萬元保證金後，陸勇被取保候審，回到無錫。得到過他幫助的病友們紛紛聯名寫信，“陸勇是個好人，他是在做善事兒。”
也正是在這段保釋階段，我跟他第一次長聊了一次。那天下午聊完，他從無錫坐飛機去成都，由當地一位病友引薦，去拜訪一位西藏上師。他本是無神論者。
2015年1月10日晚上6點半，陸勇從無錫飛抵北京，準備接受媒體採訪，一落地，就又被警方帶走了，關進了沅江縣看守所。一關就是117天，洗了43次冷水澡。
陸勇二進宮，再次引爆輿論。病友們組建了“救助陸勇全國愛心聯盟群”，積極奔走呼籲。
沅江的冬天很冷，看守所也沒有暖氣，因為被抓的急，他沒帶厚衣服，只穿了單褲和單薄風衣，很快就感冒了。
1月29日，在媒體的廣泛報道下，各方關於他的罪名和倫理的爭論，一時間甚囂塵上。最後，法律也給出了公正的裁決，他終於得以無罪釋放回家。
當天，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了一張坐在高鐵車廂裡的自拍照，笑容滿面，略顯得蒼白，“明天回家，開始游泳鍛鍊，很久沒有鍛鍊啦”。
2015年2月27日，身在沅江的他，通過微信告訴我：“下午來沅江市公安局辦理退錢和暫扣款手續。”
我說：“這事兒總算有了善果，祝賀！慢慢迴歸日常吧，過自己的小日子。”
他笑著回我：“結果就是被逼出名。”過了一會，他又說：“迴歸平靜的生活。”
話雖如此，但他此後並未歸於平靜。那場牢獄之災，讓他心生悲憫，也對各路記者、人大代表和愛心人士的接力救濟和幫助念念不忘，心存感恩。他想幫助別人。
從那以後，他的幾個手機幾乎成了病友熱線，凡是有人找到他，他都會很耐心的去幫助購買抗癌藥物，或者提供採購信息，有時候，甚至像個知心大哥，在電話裡給對方做心理疏導，病人是無助和脆弱的，有時多陪著說幾句話，也是一種莫大的支持。
後來2018年，甯浩監製、徐崢主演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作為故事的原型，陸勇又一次被推到臺前。
他被邀請參加電影路演，接受各種採訪，也經歷著輿論是是非非的爭論，但他想的是，電影是最好的傳媒之一，藉機推進相關政策的改善，讓更多的病友得益，無異於是另一種“代購”式的救人保命之舉。
如今身在印度採購救災口罩物資的陸勇，每每回首往事，都感慨不已，他說自己經歷過大病的折磨，又遭遇過牢獄的磨難，深知好好活著的不易。
在寫這篇稿子時候，陸勇還在印度忙碌著，他在微博發了一張物資照片，說：“只要平凡，就是生活。願這是電影，而不是生活；願三輪車裡不是抗疫物資，而是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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