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之前，筆者曾分析了韓侂冑的專權之路。沒錯，韓侂冑被稱為“權相”。但實際上，韓侂冑被稱為“權臣”更合適。因為從開禧元年七月至開禧三年十一月，他才任平章軍國事，這一“宰相之上的宰相”，中間不過兩年。而在此之前，他甚至沒有什麼實際職務。
歷史上的主流觀點認為韓侂冑是個十惡不赦的奸臣，其實不然。沒有他一手推動，怎能有開禧北伐？縱使有人說他是為了邀功，但從其在政治軍事經濟較充分的準備來說，韓侂冑並非不自量力（《論韓侂冑與開禧北伐》）。說他僅僅是秦檜之徒，不妥。
話說回來，從結果上來看，表面上佔盡優勢的南宋卻輸得一敗塗地，而贏了戰爭的金國也並不輕鬆。
北伐的有利形勢
- 先看看金國——內憂外患
與南宋寧宗相對應的，是金朝章宗。章宗時期，雖然號稱金朝的巔峰，但是“極盛”之後便是衰落。
在初期，這種“隱憂”就已浮現。章宗是以“皇太孫”的名義即位的，聯想後世的建文帝，我們不難想象，章宗的叔父輩肯定是多有不滿的。果不其然，鄭王和鎬王就心懷鬼胎，意圖謀反。不過還好，二人都被鎮壓下來。此次事件被稱為“更五單于爭立”，雖然之後金朝的統治趨於穩定，但不可否認，鄭鎬之變肯定對其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在後期，章宗大肆任用外戚，以致民怨不斷，軍事也逐漸廢弛。
泰和元年（1201年），金郡牧使耶律得壽領兵五萬叛亂，章宗派三十萬大軍才勉強將其平定。不難發現，此時的金軍已經不如阿骨打時期那樣勢如破竹，金軍之衰愈發明顯。
與內部權力之爭相對應的，是來自北方漢民的起義。從北宋滅亡開始，黃河流域的漢民就未曾停止過反抗的腳步。不僅僅是因為異族原因，還因為金朝統治者在北方對漢民奉行的殘酷統治政策。如活動太行山一帶的八字軍等，他們令金朝的後方無法得到徹底的穩定。雖然在金世宗時期有所改善，“以漢制對漢人”的政策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在大定年間（金世宗年號）漢族人民反抗起義仍有十六次（《金史·世宗紀》）。而紅襖軍於金泰和二年（1204年）起義，聲勢浩大，時間跨度長達幾十年，這又給蒙古軍入侵金朝做了助攻。
蒙古，在金朝初期就已經非常活躍，時而騷擾金朝北方邊境。不過，當時蒙古尚小，金國尚強，邊境還不足為慮。到了章宗時期，蒙古的實力已不容小覷，邊境的騷擾也演變成入侵，“連亙九百里，烽侯相應”，北方的戰火已經開始燃燒。
北部侵我邊境，千里有餘，不能雪恥。
這就是金朝邊境淪陷的真實寫照。1206年，也就是開禧北伐同年，鐵木真被推選為成吉思汗。一代天驕，開始了他“雄霸亞洲”的偉業。
除了蒙古，別忘了還有西夏。從金太宗開始，西夏就是金國的僕從國。然而，這個“小弟”卻一直不安分，野心很大。從北宋亡國，偽齊政權建立後，西夏就開始盤算著怎麼奪取陝西五路。在宋金講和期間，西夏看準時機，發動進攻企圖奪取長安。世宗時期，金國發動對西夏的貿易限制，又引起西夏方不滿。麟州城陷，就是西夏對金朝的報復性行動：
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到了章宗時期，金夏矛盾日益激化。無止盡的戰爭，竟成了夏與金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金國的自然災害頻發。明昌年間（1190年-1196年）水患不斷，黃河出現三次決堤。打擊最大的自然是農民，顆粒無收是常事。同時，流民不斷，死人無數。為此，金朝政府又不得不撥出一大筆財款。為了徹底解決水患，金章宗又以：
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當用民夫。
如此種種，金國無論從政治軍事還是經濟上來說，都不容樂觀。
- 再看看南宋——經濟發展與政局穩定
南宋一朝，商人不再是末流。自從政府確立“農商並重”的政策後，商業得到空前的發展，“國際大都市”如臨安、成都、建康等爭相湧現。臨安甚至有晚市尚未結束，早市又已開張的情況。再加上眾多海港的開放，南宋的商業稅甚至超過了農業稅，朝政收入不斷增加。
再來看看農業，北方人民的流入與農業技術（圩田與占城稻）的成熟，使得百姓日漸富足。“蘇湖熟，天下足”，也不是浪得虛名。北伐前期，僅關上積糧就有“八百餘萬斛”。糧食儲備供應充足，這是南宋的優勢。
除此之外，手工業與造船業的發展，又讓南宋的財政收入與海戰實力較金朝而言又不知高了多少。
政治上，慶元黨禁已經結束，朝廷上的黨爭已經不復當年激烈。韓侂冑放鬆了對道學派的打擊，反而頻頻示好，這都為政局的穩定打下了基礎。
另外，我們不難發現縱使離北宋亡國已過去數十年，南宋的愛國志士仍存，抗金收復故土之心猶在。當朝廷下詔北伐後，舉國沸騰，辛棄疾、陸游等人更是奔走呼號，用戰詞來鼓舞軍民抗金。縱使朝廷抗金立場並不堅定，許多人也只是做做樣子，但是對於北伐來說，氣氛已經夠了。
北伐的不利形勢
雖說此時的南宋，呈現了繁榮之態，但不可否認，一切都只是表象。這個國家積弊已深，打不得！
- 政治：混亂
毫無疑問，在開禧北伐之前，韓侂冑等人發動的“慶元黨禁”是弊大於利的。政治紛爭不斷，權相韓侂冑上位，無疑給南宋寧宗朝政治帶來了影響深遠的混亂。理學為當時士人所向，為大勢，卻被韓黨等人誣陷為“偽學”。只要稍談“偽學”之名，頭上的烏紗帽就有可能不保。一時間，人人皆以緘口不言自居。世風日下，倒行逆施也就不那麼突兀了。
朱熹的朋友陳亮曾批評道：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夫之仇，而方低頭以談性命，不知何者為之性命呼！
除此之外，朝中大臣對於是戰是和一直不統一。而這種想法也體現在戰時，從高宗開始就是這樣，剛開始決定要打，嚐到點苦頭又開始主張和戰。當權者的政治立場不堅定，使得宋朝好像沒有主心骨。一個沒有“臺柱”的舞臺，又怎能有完美的“表演”？
對此，王居安曾批評：
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議論紛紛，迄無定說。
再往細裡探究，是南與北之爭。南方官員道，“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自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遠慮而尊中國，豈其然呼？”而北方官員卻以“不解鄉音，只怕人嫌我，愁無那，短歌誰和”哀嘆。不過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在那個大環境裡，“苟安”畢竟佔了大多數。
- 經濟：拮据
其實，南宋從一開始，經濟狀況就不是很好。後人所論南宋經濟之繁榮，只不過是表面的浮華。要不是孝宗的勵精圖治，南宋的入不敷出會更嚴重。雖然從數據上來說，南宋每年的財政收入在不斷增加，然而，各方面的支出卻尤為浩繁，無論是冗官的工資濫觴還是軍事方面的無限支出。
更重要的是，朝廷不富，百姓也貧。錢哪裡去了？豪紳大地主與貪官，他們往往互相勾結，以苛捐雜稅與無止盡的勞役剝削壓榨百姓。韓侂冑就是個典型例子，一位官員所贈其生日賀禮就可達十人家一年的開銷。寧宗一朝，官員由上而下地剝削，百姓能過上好日子，國家能走向富強嗎？
- 軍事：孱弱
軍事上的不足，從宋朝建國開始便存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是奠定了“重文輕武”的基調。到了孝宗一朝，軍事還有所建樹。孝宗本人還對軍事方面進行了堪稱“大刀闊斧”的改革，不過仍未徹底地解決軍事廢弛，抗金情緒不高的問題。到了寧宗朝更是如此，軍費開支巨大，卻不見得用於擴充兵力，很多都被將領官員中飽私囊。
開禧年間，中央軍大減，“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所招無二三，逃亡一六七”。軍事上的不修備，源於“直把臨安作汴州”的“苟安”心理。
由此以來，本是“閱武”這一振奮人心、象徵國立的大典，也變成了所謂“官吏遊賞”、“軍級邀求”的“玩笑事”。武備廢弛，軍事不修，北伐的勝算堪憂！
戰後的宋金二國——各打五十大板
- 對金
固然，金朝取得了這次戰爭的勝利，也得到了大批戰爭賠款。這在金國初期那會，算不了什麼，現在可不同。經此一戰，金國損兵折將。金軍統帥僕散揆、宗浩相繼病死，三易主帥。士兵的損失也不小：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經此一戰雖仍保持屈辱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後，南宋與金的關係愈加惡化。而隨著局勢風雲突變，之後宋朝甚至停止進貢歲幣，金朝也無力討伐。為何？內憂外患加劇。
之前，筆者就已經分析了金國在開禧北伐前的不利形勢。在嘉定和議簽訂後，這種衰落的跡象並沒有絲毫消減。
在內部，功臣相繼死去，內部紛爭不斷。“開禧北伐”金朝一方主帥完顏匡於嘉定二年死去；紇石烈執中殺害功臣完顏綱，廢立皇帝，之後又被部將術虎高琪所殺。這還沒完，之前所說的紅襖軍可謂是金朝的噩夢。他們遍及山東、河北、河南、陝西等地，起義時動輒數千，算下來有數萬人。其間，還有郝定起義稱大漢皇帝，並設立百官。往往是金軍剛消滅一波農民軍，另一波又開始造反。如此以來，金軍的實力被逐漸消耗。
不過，以上都是小打小鬧。農民軍雖然起義數十年，卻始終沒有凝成一股力量，一舉擊破金國。北方已經有一匹兇猛的惡狼崛起——蒙古。從1211年開始，蒙古軍正式向金軍宣戰，野狐嶺一戰中，金40萬大軍竟輸得一敗塗地。1214年，蒙古軍再次向金宣戰。此戰後，金中都（燕京，今北京地區）被攻佔，河北、河東、山東、陝西等地也盡淪喪。無奈之下，金宣宗只得下令遷都汴京，才強行給金朝續命20餘年。
與此同時，由於宋金關係愈加惡化，在蒙古人示好南宋一同滅金後，雖然有大臣如參知政事喬行簡等進言論“唇亡齒寒”之理，朝廷還是在輿論的壓力下下令一同滅金。
- 對宋
毫無疑問，作為戰敗方，南宋定是損失慘重，而這主要體現在經濟上。開禧北伐的失敗帶來的是恥辱的“嘉定議和”。主要內容有：
金宋由叔侄之國改為伯侄之國，增歲幣銀絹由20萬兩至30萬兩，另給犒軍銀三百萬兩，疆界與紹興時同。
本來，南宋的財政收入很可觀，卻有著嚴重的赤字：
南宋政府一年收入二萬二千萬緡，支出則高達二萬五千萬緡。
在戰前，南宋政府許諾減少稅入，卻又加緊籌措糧餉。而戰後，為了議和，又要從國庫裡撥款。別忘了，以上種種可不只經過一回手，屢屢有貪官汙吏從中作梗。
到了理宗朝，為了挽救財政危機，朝廷瘋狂地發行會子。紹定年間，會子的發行量就高達二億二千九百萬緡。貨幣價值一貶再貶，達到了“楮幣如糞土”的地步。
之後，朝廷又在賦稅上下功夫，推行“公田法”。然而，又囿於其起點高，廣大勞動人民並未受益。而在推行過程中，中下層地主與上層農民的權益又受損。“公田法”不僅沒有緩解財政壓力，反而加劇了矛盾。此戰過後，南宋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
不過，對於南宋來說，也並不是一無所得。開禧北伐是南宋長期的“守”改為“攻”的大膽嘗試，改變了南宋一味求和的局面（雖然結果上沒差）。此戰後，南宋長期不修武備的情況得到改善，軍事行動也開始活躍起來，從這一方面來說是積極的。
結語
說到底，以上分析都是建立在後人眼中，我們以“上帝視角”觀察宋金戰局。諸如辛棄疾等人，一個人幾個人覺醒，並不意味著整個時代的覺醒。在大環境下，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無論是宋朝還是金朝。
要說宋與金一定救不回來嗎？那也未必，誰都不是“爛泥扶不上牆”，誰也不是“戰無不勝”。宋與金想翻身，需要的可不僅僅是大刀闊斧的改革，還得全方位地脫胎換骨。但這何談容易，別說斷臂了，壯士有幾個？
參考資料:《開禧北伐述論》、《從開禧北伐看南宋政治積弊》、《韓侂冑與開禧北伐》、《論韓侂冑與開禧北伐》、《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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