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關於李敖和胡因夢相愛相殺的感情，讓我對李敖這個老年聊發少年的老少年產生濃厚的興趣 ，決定拜讀他的經典作品《北京法源寺》。
李敖創作時並未到過法源寺，是根據照片以此為背景寫的小說，他讀萬卷書寫文章，讀後當真覺得他已然走過萬里路。戊戌變法我們都很熟悉了，李敖詳人所略 ,略人所詳，以法源寺作為故事北京，描述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大刀王五等仁人志士為中國振興所做的努力和心路歷程。
法源寺起源
法源寺的來源，從唐太宗攻打高句麗失敗只剩餘五分之一活著回來，為追念徵東而死的將士，蓋了一座寺“憫忠寺”，寺裡有座大樓叫“憫忠閣”，立了許多有名無名的紀念碑。後經歷多個朝代更迭，寺廟在動盪中倖存，後雍正皇帝改名為現在的“法源寺”。
將個體與國家的命運是緊密相關的
在法源寺內佘法師和康有為進行了許多辯證，就唐太宗辯證善惡唐太宗為逝去的將士立廟，但若不出徵就不用立廟，但身處最高處怎能不出徵。就明末名將袁崇煥辯證忠義，袁崇煥為明死，清用反間計將其殺害，但明說他叛逆，清又不會給他攻克昭雪。謝枋得為信仰而死，他認為宋亡則中國亡，那是當時的見解，蒙古族滿族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中國一直都在。個人和群體的關係，個人和群體一起沉浮就免於受傷，若過於優秀就會遭到群體迫害。
清朝內憂外患，遭遇西方各種的攻打入侵，內有西太后的專政，垂簾聽政，擾亂朝綱。從咸豐皇帝死後到清朝結束，中國偌大的國家就圍著一個人玩樂，她的地位權勢在日益提高，中國的地位在急劇下降。在甲午戰爭過程中海軍仍舊分為不同勢力，在海戰中都想保存各方勢力，這不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更像是李鴻章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日本。高中時不懂為啥所有失敗的戰爭都是李鴻章去簽訂，此刻猛然明白，戰敗總得有人簽訂，主和的袖手旁觀，主戰的出人出力收拾殘局。
那是一個新舊勢力思想更迭的時代，是英雄慘死，不良人渾水摸魚的的混亂時代。 時代造就人才
無論是漢武帝逐匈奴於漠北，是大唐盛世四方來朝，還是康乾盛世，皇帝的睿智開明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時代，是他們在享受那個時代紅利。縱觀兩千年中華文明，無一不是新朝代建立之初百廢待興，前兩三位君王讓利於民，休養生息，積累大量財富物資，後世帝王有了充足財富征戰四方，時間一長，再後世帝王似乎就沒有太多能幹英明的君主。那細想一下，歷史也是有規律的，從最低點到達最高點，月盈則虧，則開始逐漸下滑，但總體經濟水平是上升趨勢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光緒主張戊戌變法，急於拯救自己的王朝和國家，但困於各方勢力，只能慘敗收場。這不是一個人努力就可以顛覆的，是乘風破浪的順勢行為，是與時代密切相關的。
捨生取義與保全勢力間的權衡
譚嗣同明明可以逃到天津或者其他國家大使館，但他選擇了被斬首，用自己的頭顱來告訴中國人：改革之路不通。從一個思想到另一個思想的轉換需要有強有力的事實來佐證，他選擇當那個連接者，一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響徹整個中國上空。康有為選擇了保全勢力，並不是畏懼死亡，在選擇改革的那一刻就已置生死於身外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他的想法，一個改革失敗，並非證明改革的路不可走，只要我還在，希望就在，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指日可待。這兩者之間沒有對錯，就像飲食有人愛米飯有人愛麵條，目的都是為了溫飽，途徑不同，但結果一致即可。
舊時代的領航者，新時代的守舊人
譚嗣同是在履行時代的使命，梁啟超是在追隨時代的腳步，康有為則像是舊時代的先知，新時代的守舊人。時代是變化的，康有為預知時代，在民眾尚且渾渾不知時看到時代的未來，卻在時代已經向前發展時未跟上時代步伐，成為時代的棄兒。有種袁崇煥的同命相憐感，不被兩個時代的人認同，先知總是孤獨的，需要承受常人難以承受的心理苦楚。
法源寺尋李敖足記
為此我專門到北京法源寺去尋李敖足記，法源寺位於北京西城區，寺內設有佛學院，有許多僧人。院內佈置和大部分寺廟一樣，晨鐘暮鼓，大雄寶殿，藏經閣。憫忠閣是小說裡佘法師歸西的地方，站在墓碑前想象康有為與佘法師談論“善忠”。李敖在寫作《北京法源寺》時並未來過這裡，是他人代為拍照收集寺廟素材加以創作而成，在05年的時候專門到過法源寺，憫忠閣裡的鐘上刻有他的名字。
戊戌變法至今已有122年，時間是最好的證明，改革是與虎謀皮，革命才是王道，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此我們緬懷先烈，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為中國的前進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推薦李敖的《北京法源寺》，裡面大段的對話寫的非常深刻，而法源寺也可以選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靜靜踱步於寺廟，平心靜氣，與外界隔離，於先人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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