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而“近世人家，一人宦途即習於驕奢。”因此，力戒親屬子女沾染官家習氣，設法避免親屬子女利用他的地位和聲望謀求特殊化，成為曾國藩治家教子的一大重要任務和特色。
自1838年仕進以後，曾國藩除了在次年回家探親一次，1853 年母喪回籍和1857年父喪守制總共不到兩年的時間以外，終年在外地過官宦生涯，擔心親屬在家鄉因門第改變，養成官家習氣，時常寫信告誡家人刻刻注意克服驕、奢、逸三字，即使對父母有時也直言不諱。
早在他為京官之時，即寫信給父母說:“ 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人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為倚勢凌人”。
後來，他身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統轄四省軍務，對家鄉親屬的要求日益嚴格。就在他統轄四省軍務不久，發現其在家鄉的二弟信中“有一種傲氣”，立即覆信告誡說:
“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揭發指出別人言行之偽，使露出真相)，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一切當，已為天道所不許。....弟欲成子侄之驕，必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
時過不久，其二弟似有不服，來信說“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曾國藩不禁有點動氣，以信中有評論他軍營諸將長短的詞句，嚴厲批駁說:
營中與弟生疏之人，尚且譏評，則鄉間之與弟熟識者，更鄙睨(斜著眼看)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則諸子侄之藐視一切，信口雌黃可知矣。諺雲:“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極傲耳。餘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義；戒惰字，以不晏(遲)起為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侄也。
自1858年後，曾氏家族中在家主持家務的全靠曾國藩二弟一人，他對二弟常常感恩戴德。對二弟如此嚴厲，於妻室子女等可想而知。在他封侯拜相之後，對家人言行影響就更加註意，不僅堅持要家人不參與鄉間訴訟，不到地方官那裡說長道短，設法避免與地方官接觸；而且警告親屬在家鄉鄰里之間“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即宅院門外掛匾，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
對於子女在鄉間的衣食起居，曾國藩要求極為嚴格。他說:“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僱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因此他不厭其煩地寫信叮囑子女：要盡力做到“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
1868 年他的孫女染病夭折，兒子曾紀澤夫婦感惱傷懷不已。曾國藩從信上得知這一消息後，非但未加勸慰，反而寫信批評他兒子說:“鄉里貧家兒女愈看得賤愈易長大，富戶兒女愈看得嬌愈難成器。爾夫婦視兒女過於嬌貴，....愛之反以害之”。表面看來，這似乎不近人情，實際恰恰是曾國藩對後世子孫真正愛心的體現。他要求他們衣食起居與寒士相同，實是出於希望他們最終不同於寒士而出人頭地的目的。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意指一個人做了官，家屬子女甚至親友都跟著沾光，是封建社會老百姓嘲諷統治階級政治腐敗常用的一句俗語。這種現象在晚清時代觸目皆是。作為立志要做一代“聖賢”的曾國藩，從維護家庭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對此格外注意。
1865 年秋，他的二兒子曾紀鴻赴長沙參加科舉考試，他寫信告誡說:“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矚)。....場前不可與州縣往來，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
在此前後，他的身體日益衰弱，各種病症時常發作，家中妻子兒女頗不放心，難免有時前去探望。每當這種時候，他總是行前寫信告誡，走時再三叮囑：沿途經過各府州縣，“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可避者略為避開”；避不過的，“除不受禮物酒食外.....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
那時曾國藩權勢極隆，大江南北巡撫、提督以下，可謂一呼百諾，其對親屬子女能如此要求，在晚清社會，確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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