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蘇“十三太保”援助孝感以獨特的支援方式上了熱搜，被大家親切的成為“”“散裝江蘇”，今天我們就來說下江蘇的省會歷史演化。
江蘇是一個年輕的省份，設立距今不過300多年的歷史。在短短的建省歷史上，江蘇的省會也確實來回搖擺在寧、蘇、鎮江乃至蘇北之間，缺乏具有統治力的中心城市。儘管現在的省會南京有古都歷史加成，卻因為相對較偏的地理位置，很難壓住強勢的蘇錫常地區和廣闊的蘇北。對於江蘇人來說，黑自家省會為“徽京”甚至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
如何選擇江蘇省會這個難題，早在江蘇這個省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在康熙六年正式將江南省劃分為蘇皖兩省之前，為了更好地治理江南省，清政府就在此設定了左右兩個布政使司。其中，管理現在江蘇轄區的右布政使司治所蘇州，管理現在安徽轄區的左布政使司則治所江寧（南京“徽京”之名的源頭？）。如果沒有江寧（南京），難以想象能同時管理蘇、皖兩省。於是現在的江蘇省境範圍內，突然出現了兩座省會級別的城市，揭開了寧蘇競爭的序幕。
江蘇和安徽正式分家以後，安徽布政使搬到了安慶，可江蘇境內還是有兩個布政使司。江蘇布政使駐紮蘇州，江寧（南京）還另有一個布政使司，管轄範圍包括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門、通州（南通），其實也就是把蘇錫常之外的江蘇精華部分集於一身了。江寧的省中之省地位，應是繼承自作為江南省省會的身份。
站在清廷的角度，倒是可以理解這個奇怪的安排：入關後抵抗最激烈的江南地帶最好就是分而治之。尤其是對京城維穩至關重要的京杭大運河，絕不能讓某一個地方板塊單獨掌握，以南京和蘇州相互抗衡，皇帝即可高枕無憂。
大運河與江寧（南京）、蘇州
在統治者的呵護下，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了晚清，以至於人們已經默認了江蘇省雙核的狀態。如光緒年間興辦的《蘇報》有如下報道：“蘇州省垣設立清丈沙洲總局”“江寧省垣有人稟請開辦自來水”，顯然沒有把寧蘇區別對待的意思。
但對江蘇人民來說，一省兩會畢竟給內部資源調配帶來了諸多不便。比如農糧、兵備、民政各部門在兩地都各有一套班子，內耗巨大，還互相踢皮球，絕非長久之計。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地方開始自治，則魚和熊掌的抉擇就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革命之初，南京和蘇州之間的省會之戰就這樣被觸發了。
張謇與程德全
蘇州是江蘇省國民革命的源頭，江蘇巡撫程德全在蘇州“挑瓦革命”，及時改旗易幟保全一方百姓。程德全在蘇州的人望極高，更因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讓江蘇省會一度很有可能落戶蘇州。反觀南京作為仍然需要江浙聯軍攻擊的清軍大本營，參與省會競爭的籌碼並不多。但南京長久以來較高的政治地位這時候發揮了作用。以張謇為首的一眾地方官紳強烈要求把省會定在南京。其實張謇早在晚清君主立憲改革中就主張把江蘇諮議局放在南京，革命爆發之後更是通電德高望重的程德全，希望他能駐紮在南京。隨著程德全以江蘇都督的身份進駐南京，寧蘇之間的競爭以南京勝利而告終。
不過這場較量還不能完全看作是南京自身實力壓過蘇州的體現。和新中國最終定會南京一樣，民國初年的這場決定還有著大局性的考量：當時江浙一帶的革命者認為，以南京為省會，一來有利於增強江蘇軍政長官對軍隊北進的控制力，二來能夠向天下昭示革命者對清朝的勝利，三來則是能控制一直有心獨立的蘇北——畢竟蘇州對蘇北的控制力可謂微不足道，這才選擇了南京。
告別了都督的蘇州人民很快發現了問題。作為革命策源地的富庶姑蘇，沒有省會光環以後居然成為了土匪亂軍嘴裡的肥肉。1912年初，蘇州城發生了著名的閶門兵變，革命軍把蘇州商會的錢糧洗劫一空，而這只是省政府搬離後發生的無數治安事件中影響比較惡劣的一件而已。憤怒而悲哀的蘇州人民因此致電孫中山和唐紹儀，要求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解決治安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蘇州變成省會。
一省再次出兩省會當然不可能，但孫中山等人還是找到了解決的辦法：既然南京成為了中華民國的新首都，那讓蘇州作為省會也是不錯的選擇。1912年4月，已經卸任過一次的程德全臨危受命，前往蘇州整飭省內軍政大事，維護了蘇州的治安。
可惜民國初年天下紛亂，治安問題始終是按住葫蘆起來瓢。在袁世凱下令遷都北平（北京）之後，南京又變成了三不管地帶，飽受從蘇州流竄過來的散兵襲擾，連革命元老黃興都鎮不住場面。為了保住政治地位更重要的南京，袁世凱無奈之下下令江蘇省政府再移入南京。這一次，可就讓南京安穩地做了十多年省會。
北伐戰爭之後，來自南方的革命者廢棄了袁世凱選擇的首府北平，把首都遷回了南京，並將南京從江蘇省內單列為特別市。江蘇也因此需要選擇一個新的省會。1928年7月17日，中華民國江蘇省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九十次會議，對省會問題進行投票選擇。在三大候選城市蘇州、揚州和鎮江之中，九名委員裡有六人選擇了鎮江。這個選擇並不出人意料，正如現代中國版圖中，環繞首都北京的省份河北的省會一度是天津一樣，一座緊貼首都、經濟軍事價值高的城市一般會被選作拱衛首都的省城。
鎮江在當時的時局中，也具有這種戰略價值，引述時人的評價可見一斑：一系根據（孫）總理主張…曾言鎮江為絜合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中間之連鎖，不獨為江蘇之要地,且為全國之重鎮。（經濟地位好）二系根據交通狀況……鎮江適居蘇省鐵路、長江、運河三大幹線之要衝…無不便利。（地理位置居中，適合控制全省）三系根據省府與國府之關係，省府與南京不宜過遠，鎮江距南京不足二百里。（緊貼首都，配合方便）再加上“鎮江向為商埠，無政治不良之空氣，所有市政，雖限於經濟，但已粗具規模，不難發展”（葉楚傖語），省會遷入鎮江的決議立即執行。
然而江蘇的省會註定命運多舛。鎮江雖然得到了全省代表的支持，也努力地完成了蛻變，卻被突如其來的戰爭打斷。日寇大舉入侵中國之後，雖然陸軍動作稍慢，但海空軍已經把南京和鎮江納入了轟炸範圍。淞滬抗戰剛開打，鎮江就屢屢遭到空襲，讓省府官員惶惶不可終日。軍人出身的代省主席韓德勤無奈之下，只能帶著人北逃，在蘇北各地流亡。
嚴格來說，這一時期扮演過江蘇省會的蘇北城市有一長串：淮陰、徐州、泰州、興化、東臺、淮安均在其列。不過這些都是特殊時期的特殊選擇，當時江蘇省政府甚至要靠遠在重慶的中央政府空投物資才能維持運轉，對全省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汪偽政府在江蘇的省會選擇上，蘇州此時就很不光彩地扮演了一次江蘇偽省會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仍然不是一個正常的省會。汪偽政權下的江蘇管轄範圍僅為江蘇的江南部分，江北的廣大區域在日軍掃蕩完成之前（由於新四軍的存在，掃蕩從來沒有真正完成過），並非是偽江蘇政府的轄區。一直到了1941年，汪精衛才勉強收拾了蘇北的各縣，合併成了偽蘇北行政公署，並定治所為泰州。由此看來，以蘇州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輻射力，最多也只能統轄整個蘇南。作為整體的江蘇，並不支持蘇州作為省會。
華東幾大偽省
至於在蘇北呼聲很高的徐州，在汪偽政權手中也有過一段“輝煌”歲月。1944年，汪偽政權以徐州為中心，淮河沿岸為範圍劃定了一個偽淮海省，徐州自然就成為了這個省的偽省會。可惜徐州也僅僅只有在以淮河為核心劃定的省份中才有足夠的話語權。從蘇皖分治的角度看來，位於兩省北部邊界的徐州和兩省的核心區域距離都太遠，沒什麼競爭力。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蘇南蘇北發展水平有差異、對新政權的認同有先後，故借鑑了之前的思路，在南京直轄市以外設立了蘇南蘇北兩個行政公署。兩公署的駐地分別位於無錫和泰州，又可以看作是特殊情況下對江蘇省會選擇的嘗試。
但畢竟，一個完整的江蘇離不開大南京。1953年，南京從直轄市降格為省轄市，重新回到了江蘇大家庭的懷抱，並承擔起了省會的職責。鎮江、泰州等地仍然扮演著拱衛省會的角色。而蘇州，則完全蛻變成了一座經濟導向的城市，對政治地位的競爭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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