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8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看中國地圖的時候,相信很多人總會把目光關注到各個省份及其省會,有時候會想,為什麼福建的省會要在福州,不在經濟更發達的廈門呢?為什麼山東的省會要在濟南而不在更知名的青島呢?甚至會聯想到在古代,“省會”的選擇有什麼講究呢?

這裡想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為例,通過對荊州刺史為什麼要將治所選擇在漢壽、襄陽而不設置在江陵的問題進行分析,來探究古代的“省會”選擇有什麼講究之處。

(友情提示:全文共4800字左右,僅需9分鐘,就可以瞭解為什麼江陵不能成為荊州刺史的治所!)

一、荊州刺史選擇治所的相關背景

(一)刺史的由來及變遷

治所,其實顧名思義就是官員開展日常行政工作的場所。要說起,荊州刺史對治所的選擇,就不能不先大致說下刺史制度的變遷。

刺史其實最早發源於秦朝,當時秦始皇在三十六個群均設置御史,任監察之職,所以稱為監御史,有時候也稱為監公。後來到了漢惠帝時期,由於考慮到對地方官員的掌控較弱,所以就重新設置了監御史,但是在職權上其實只限於監察地方官員。

到了漢文帝時期,又設置了丞相史(丞相府內的官員),

代監御史監察地方,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丞相史的頂頭上司是丞相,而不是御史。

到了漢武帝時期,將漢家天下分為了十三個州,設置刺史來代替天子代為監察各州情況。從這時候到漢靈帝之前,由於擔心刺史與地方官員勾結,所以刺史都不是常設的,也不是一直在固定區域完成監察工作,所以也就沒有固定的場所。

後來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設置了十二位刺史,監察各州(剩下一位為司隸校尉),這時候刺史開始有了固定的駐所。後來隨著各地紛亂漸多,刺史開始頻繁領兵作戰。

再後來,到了漢靈帝時期,又改刺史為州牧,且多有將軍號,刺史實際上變為了地方的最高一級長官,統領地方軍政大權。因此,刺史有古代的辦公場所自然也是應有之義了,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國演義》裡的荊州牧劉表(備註:其實在王莽篡漢時期,王莽將十三州改為九州,將刺史改為世襲制,刺史開始變成了地方官員,但因為時間相對於整個漢朝而言太短,所以這裡忽略了它)

(二)荊州治所選址的變化

其實,當時的官員治所大多位於名城或者這些城市的附近,比如幷州治所設在晉陽、青州治所設在臨淄、徐州治所設在下邳、兗州治所昌邑等等按理說,江陵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作為楚國的都城而經營多年,是當時荊州最出名的城市,那麼荊州刺史的治所自然是選擇江陵了。可是事實卻是,當時的荊州刺史治所卻是先後選擇了漢壽和襄陽,而對江陵視而不見。比如:

在高舒擔任荊州刺史時,漢順帝將治所遷到來了漢壽:

《武陵縣誌》:漢壽城,縣東北六十里,本漢索縣城,武陵郡治焉,漢順帝更名漢壽,移荊州刺史治於此,俗名“崆巄城’,悉為居民田業,遺址尚存。

《讀史方輿紀要》:府東四十里。本漢之索縣,武陵郡治焉。後漢陽嘉三年,更名漢壽,荊州治此。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劉表

後來劉表擔任荊州刺史時,又將治所從漢壽遷到了襄陽:

《讀史方輿紀要》:初平二年,劉表為荊州刺史,徙州治襄陽。

是什麼讓江陵從名城變成了“小透明”,淪為了“掉毛的鳳凰不如雞呢”?一切盡在下面的三點原因。

二、江陵在兩漢時期的城市建設情況並不適合作為治所

(一)白起一貫以來的屠戮與毀壞習慣可推測出江陵的城市建設積累成果消耗殆盡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白起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江陵似乎還是那個楚國的都城,繁華而鼎盛。實際上兩漢時期江陵的城市建設陷入了停滯狀態。究其原因,大概和秦國的殺神白起有關吧。白起作為秦國名將,作戰風格不以奪取城池為主要目標,而是儘可能消滅對方有生力量和避免與對方陷入城池防禦的反覆消耗戰中,這就使得其在多次戰役中殺伐決斷,大幅度的屠殺敵人和焚燬城牆:

比如在公元前293年,白起就在伊闕這個地方與韓國、魏國及東周聯軍展開了一場戰爭,最終一戰屠殺了韓魏聯軍24萬人;又在公元前229年的鄢郢之戰中,白起在久攻不下時採用決水攻城的方式攻入了當時的楚國國都鄢郢,淹死了大概數十萬人,並燒燬了楚國先王的陵墓(位於夷陵,在現在的湖北省宜昌市)。

《水經注·沔水中》:夷水又東注於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長谷水,即是水也。舊堨去城百許裡,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

由上面可以看出,白起的戰爭破壞力不僅在於殺傷對方有生力量,還以破壞對方核心防禦建築為手段,而當時作為楚國都城的鄢郢(漢朝以後稱呼其為紀南城,與江陵距離極近,一般認為二者具有重合),很有可能毀於白起的決水或焚燒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楚國對鄢郢(也即江陵)的近400年的城市建設成功也就消耗殆盡。

(備註:也有人認為楚國的郢都其實不在紀南城,而是在宜城,理由在於現在的江陵紀南遺址並沒有發掘出春秋早期的相關文物,而宜城卻發覺了不少的春秋時期的陶片,但受制於篇幅,這裡以大多數人認為的紀南城為討論依據)

(二)考古學方面的發現證明了當時江陵的城市建設情況確實不容樂觀

1.對城牆年份的考古學判斷

根據我國的荊州考古工作者在1997年-1998年對江陵南門一帶的城池進行發掘後,發現江陵城歷史上經歷過多次重修,其中最上一層為明朝,其下為宋代的磚牆,再往下則是三國時期和兩晉時期的土城牆。

之所以斷定是三國,是因為發掘出來的土城牆中,城牆部分雖然已經被埋沒了地下3米多,但頂部的寬度仍然有十多米,這充分說明了當時城牆的高大。而且從城牆的築造材料看,按照一般考古發現,三國到五代時期的築造材料基本是以廢土為主,其中含有多種雜質,並不純粹,且留下的夯土痕跡也基本是圓木夯築為主。而江陵最下面的這段城牆恰恰就符合了這樣的築造特點,這與後來的宋明時期多用黃土及方石的築造特點形成了鮮明的差異,因此認為最下面一層是三國時期的城牆是有充分依據的。這似乎也與民間傳說的關羽這也與民間傳說關羽修建了荊州土城相對照,說明荊州城的重建大致是在魏蜀吳三國時期:

《水經注·江水》:江水又東徑江陵縣故城南……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2.對出土文物的考古學判斷

根據對荊州城垣坍塌部分的考古挖掘發現,與最下層的城牆相伴而被發現的文物中,存在大量的瓷碗、盆子、碟罐等文物,其中據統計,有7件青瓷碗呈現深腹、平底、內底凹的特徵,這與相鄰不遠的江蘇南京郭家山吳墓出土的三國時期文物極為相似,所以推斷為三國時期有科學依據。

以上兩種考古證據類型均都說明了在兩漢時期,江陵城的城市建設基本是停滯了,基本未恢復到被白起破壞前的狀態,不然關羽不會在駐守荊州的時候還修建了土城,因此,這樣的市政建設情況的江陵城,自然不適合作為荊州刺史的治所。

三、江陵在漢朝時面臨的水患概率開始提升,並對耕地資源造成影響

(一)水患概率的提升

根據學者的研究,江陵城(這裡也指作為楚國國都時的紀南城)在春秋戰國時期海拔大概在32米左右,但是到漢代以前時荊州的洪水位已經達到了30.85米左右,到了宋末元初時期為33米左右。這說明漢朝建立後洪水隱患開始逐漸出現。

如果按照我的粗略估計,在兩漢時期,荊江的洪水位在時候應該在31.48米左右,這說明對江陵城的水患威脅已經明顯增大了,嚴重影響了百姓的居住環境。

此外,根據學者研究,在夏朝至戰國結束的1840年左右的時間裡,森林覆蓋率在60%-46%,森林厚度在戰國末還有6.65,然而在秦朝到漢末的440年的時間裡,森林覆蓋率卻下降到41%,森林厚度直接下降到6.10。兩項森林指標均下降幅度越來越大,充分說明了森林環境惡化速度明顯(就森林覆蓋率而言,前一時間段,每131年下降1%,後一時間段每88年下降1%),這減少了森林的涵養水源能力,進一步放大了水患的危害。

(備註:森林厚度指的是用某一地區森林和樹木的總蓄積量假設覆蓋全部土地所能達到的厚度,可有效彌補運用森林覆蓋率不能全面反映生態建設水平的缺陷)

(二)耕地資源受影響

水患概率的提升不僅對百姓的居住環境形成挑戰,更嚴重的是對江陵的耕地資源造成影響。由於洪水水位的逐漸提高導致了地表淺層的土壤水分過於飽和,這就導致了土地溫度過低,從而影響農作物的產量。而這些區域的產量降低,使得當時百姓不得不轉向江陵其他未受影響的肥沃地區耕作,導致土壤肥力下降明顯,從而產生了惡性循環,耕地資源持續縮減。

因此,在古代主要依靠農業生產維持生計的大背景下,水患概率的逐漸提升和耕地資源的持續縮減,都使得江陵在兩漢時期並不適合作為治所。

四、江陵在軍事上不如漢壽和襄陽重要

(一)江陵的軍事地理位置在當時並不適合作為治所

漢壽的前身其實是秦朝時的(古)索縣,後來東漢時將其改名為漢壽。從歷史記載來看,索縣似乎並未經過什麼大的戰爭衝擊,應該說整體的防禦設施是保全的較好的。這一點也得到了考古學的確認,在(古)索縣附近有大量的戰國時期的楚國墓葬,且城牆保存較為完好,城牆居然寬有10-15米,且殘牆高度仍然有4米左右高,說明整體防禦能力在戰國紛亂和楚漢爭霸中並未受到大的影響。

此外,在西漢征服南越之前,漢壽由於位處於武陵群,距離南越頗近,更適合漢朝出擊和防禦南越有地理上的不可替代性。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江陵、漢壽及襄陽位置圖


從行政區劃來看,荊州的範圍幾乎包括了當時整個中國的中南部區域,而江陵卻大致位於荊州的偏北部,距離洞庭湖的距離偏遠,而漢壽卻位於洞庭湖的南側,這就能更為有效的掌控洞庭湖至南越的相關區域。

漢壽當時距離南越的重要門戶陽山關約620公里,而如果是江陵的話距離就要800公里,這在古代行軍一般一天20公里已經是極快的速度了(就算是騎馬,也要考慮後面的輜重運輸隊,更何況當時的洞庭湖至南越附近並不適合大規模騎兵),且考慮到路況,可能還要打個7折,一天只有14公里左右。這樣,漢壽到陽山關需要44天,江陵到陽山關卻要58天,14天的差距意味著需要多出三分之一左右的輜重,而在古代行軍打仗中三分之一的輜重負擔是非常多的。

此外,兩漢時期,武陵郡據守著大量的蠻夷,而漢壽的位置如下圖也顯然較江陵近的多,幾乎可以說一步之遙。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武陵群的位置


更何況,上文提到當時的江陵實際上並沒有高聳的城牆,導致實際上防禦能力其實很低。因此,為了避免勞師遠征,不將治所設在江陵也就是應有之義。

(二)江陵的軍事防禦意義不如襄陽

說起東漢末年的荊州,可謂強敵環伺。當時東有孫堅、孫策領軍的東吳勢力,北有曹操、袁術盤踞,西邊又有劉璋,而當時市政建設停滯且無高聳城牆的荊州又如何能作為治所?可以說,江陵的軍事防禦能力是很薄弱的。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劉表的周圍強敵環伺


而襄陽在當時,顯然是個軍事重地。襄陽城三面環水,一面靠山,本來就是易守難攻的地形。從平均海拔來看,又至少都在90米以上,這就能有效抵禦洪災的侵襲,也避免了可能被敵軍決水破城的情況。從氣候上看,襄陽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充足的情況下又適合百姓安事農業,有利於囤積糧草,顯然是個兵家防守聖地。襄陽與江陵這樣在防守上的明顯差異,對於志在防守的劉表而言,結果是相當明顯的,自然是選擇襄陽而放棄江陵。

此外,根據《後漢書·劉表傳》,劉表能在荊州站穩有賴於當時南群和襄陽勢力豪強的支持,那麼將治所遷移到襄陽,對於加強內部團結和穩定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後漢書·劉表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荊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

古代“省會”選擇有何講究呢?以漢朝時期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為例

襄陽和江陵的位置圖


五、結語

省會的選址無論是在當今還是古代,都是一個需要反覆斟酌的大事。從荊州刺史的治所選擇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治所的選擇需要考慮城市建設情況、自然環境、農業生產、軍事位置需要等因素。

通過荊州治所從漢壽到襄陽的變遷,我們也能看出漢朝的南方局勢發展脈絡,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見微知著,因小見大吧。(全文共4800字左右)

參考文獻:

1.《後漢書》;

2.《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3.《史記·楚世家》;

4.《水經注·江水》;

5.《讀史方輿紀要》;

6.《武陵縣誌》;

7.《荊州城南垣東端發掘報告》;

8.《荊州市水環境系統分析》;

9.《中國森林的變遷》;

10.《衡量現代林業發展的新標尺:森林厚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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