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十三太保”援助孝感以独特的支援方式上了热搜，被大家亲切的成为“”“散装江苏”，今天我们就来说下江苏的省会历史演化。
江苏是一个年轻的省份，设立距今不过300多年的历史。在短短的建省历史上，江苏的省会也确实来回摇摆在宁、苏、镇江乃至苏北之间，缺乏具有统治力的中心城市。尽管现在的省会南京有古都历史加成，却因为相对较偏的地理位置，很难压住强势的苏锡常地区和广阔的苏北。对于江苏人来说，黑自家省会为“徽京”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如何选择江苏省会这个难题，早在江苏这个省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在康熙六年正式将江南省划分为苏皖两省之前，为了更好地治理江南省，清政府就在此设定了左右两个布政使司。其中，管理现在江苏辖区的右布政使司治所苏州，管理现在安徽辖区的左布政使司则治所江宁（南京“徽京”之名的源头？）。如果没有江宁（南京），难以想象能同时管理苏、皖两省。于是现在的江苏省境范围内，突然出现了两座省会级别的城市，揭开了宁苏竞争的序幕。
江苏和安徽正式分家以后，安徽布政使搬到了安庆，可江苏境内还是有两个布政使司。江苏布政使驻扎苏州，江宁（南京）还另有一个布政使司，管辖范围包括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门、通州（南通），其实也就是把苏锡常之外的江苏精华部分集于一身了。江宁的省中之省地位，应是继承自作为江南省省会的身份。
站在清廷的角度，倒是可以理解这个奇怪的安排：入关后抵抗最激烈的江南地带最好就是分而治之。尤其是对京城维稳至关重要的京杭大运河，绝不能让某一个地方板块单独掌握，以南京和苏州相互抗衡，皇帝即可高枕无忧。
大运河与江宁（南京）、苏州
在统治者的呵护下，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了晚清，以至于人们已经默认了江苏省双核的状态。如光绪年间兴办的《苏报》有如下报道：“苏州省垣设立清丈沙洲总局”“江宁省垣有人禀请开办自来水”，显然没有把宁苏区别对待的意思。
但对江苏人民来说，一省两会毕竟给内部资源调配带来了诸多不便。比如农粮、兵备、民政各部门在两地都各有一套班子，内耗巨大，还互相踢皮球，绝非长久之计。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地方开始自治，则鱼和熊掌的抉择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国民革命之初，南京和苏州之间的省会之战就这样被触发了。
张謇与程德全
苏州是江苏省国民革命的源头，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挑瓦革命”，及时改旗易帜保全一方百姓。程德全在苏州的人望极高，更因其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让江苏省会一度很有可能落户苏州。反观南京作为仍然需要江浙联军攻击的清军大本营，参与省会竞争的筹码并不多。但南京长久以来较高的政治地位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以张謇为首的一众地方官绅强烈要求把省会定在南京。其实张謇早在晚清君主立宪改革中就主张把江苏咨议局放在南京，革命爆发之后更是通电德高望重的程德全，希望他能驻扎在南京。随着程德全以江苏都督的身份进驻南京，宁苏之间的竞争以南京胜利而告终。
不过这场较量还不能完全看作是南京自身实力压过苏州的体现。和新中国最终定会南京一样，民国初年的这场决定还有着大局性的考量：当时江浙一带的革命者认为，以南京为省会，一来有利于增强江苏军政长官对军队北进的控制力，二来能够向天下昭示革命者对清朝的胜利，三来则是能控制一直有心独立的苏北——毕竟苏州对苏北的控制力可谓微不足道，这才选择了南京。
告别了都督的苏州人民很快发现了问题。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富庶姑苏，没有省会光环以后居然成为了土匪乱军嘴里的肥肉。1912年初，苏州城发生了著名的阊门兵变，革命军把苏州商会的钱粮洗劫一空，而这只是省政府搬离后发生的无数治安事件中影响比较恶劣的一件而已。愤怒而悲哀的苏州人民因此致电孙中山和唐绍仪，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解决治安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苏州变成省会。
一省再次出两省会当然不可能，但孙中山等人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既然南京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新首都，那让苏州作为省会也是不错的选择。1912年4月，已经卸任过一次的程德全临危受命，前往苏州整饬省内军政大事，维护了苏州的治安。
可惜民国初年天下纷乱，治安问题始终是按住葫芦起来瓢。在袁世凯下令迁都北平（北京）之后，南京又变成了三不管地带，饱受从苏州流窜过来的散兵袭扰，连革命元老黄兴都镇不住场面。为了保住政治地位更重要的南京，袁世凯无奈之下下令江苏省政府再移入南京。这一次，可就让南京安稳地做了十多年省会。
北伐战争之后，来自南方的革命者废弃了袁世凯选择的首府北平，把首都迁回了南京，并将南京从江苏省内单列为特别市。江苏也因此需要选择一个新的省会。1928年7月17日，中华民国江苏省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九十次会议，对省会问题进行投票选择。在三大候选城市苏州、扬州和镇江之中，九名委员里有六人选择了镇江。这个选择并不出人意料，正如现代中国版图中，环绕首都北京的省份河北的省会一度是天津一样，一座紧贴首都、经济军事价值高的城市一般会被选作拱卫首都的省城。
镇江在当时的时局中，也具有这种战略价值，引述时人的评价可见一斑：一系根据（孙）总理主张…曾言镇江为絜合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中间之连锁，不独为江苏之要地,且为全国之重镇。（经济地位好）二系根据交通状况……镇江适居苏省铁路、长江、运河三大干线之要冲…无不便利。（地理位置居中，适合控制全省）三系根据省府与国府之关系，省府与南京不宜过远，镇江距南京不足二百里。（紧贴首都，配合方便）再加上“镇江向为商埠，无政治不良之空气，所有市政，虽限于经济，但已粗具规模，不难发展”（叶楚伧语），省会迁入镇江的决议立即执行。
然而江苏的省会注定命运多舛。镇江虽然得到了全省代表的支持，也努力地完成了蜕变，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日寇大举入侵中国之后，虽然陆军动作稍慢，但海空军已经把南京和镇江纳入了轰炸范围。淞沪抗战刚开打，镇江就屡屡遭到空袭，让省府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军人出身的代省主席韩德勤无奈之下，只能带着人北逃，在苏北各地流亡。
严格来说，这一时期扮演过江苏省会的苏北城市有一长串：淮阴、徐州、泰州、兴化、东台、淮安均在其列。不过这些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当时江苏省政府甚至要靠远在重庆的中央政府空投物资才能维持运转，对全省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汪伪政府在江苏的省会选择上，苏州此时就很不光彩地扮演了一次江苏伪省会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仍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省会。汪伪政权下的江苏管辖范围仅为江苏的江南部分，江北的广大区域在日军扫荡完成之前（由于新四军的存在，扫荡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并非是伪江苏政府的辖区。一直到了1941年，汪精卫才勉强收拾了苏北的各县，合并成了伪苏北行政公署，并定治所为泰州。由此看来，以苏州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辐射力，最多也只能统辖整个苏南。作为整体的江苏，并不支持苏州作为省会。
华东几大伪省
至于在苏北呼声很高的徐州，在汪伪政权手中也有过一段“辉煌”岁月。1944年，汪伪政权以徐州为中心，淮河沿岸为范围划定了一个伪淮海省，徐州自然就成为了这个省的伪省会。可惜徐州也仅仅只有在以淮河为核心划定的省份中才有足够的话语权。从苏皖分治的角度看来，位于两省北部边界的徐州和两省的核心区域距离都太远，没什么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苏南苏北发展水平有差异、对新政权的认同有先后，故借鉴了之前的思路，在南京直辖市以外设立了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两公署的驻地分别位于无锡和泰州，又可以看作是特殊情况下对江苏省会选择的尝试。
但毕竟，一个完整的江苏离不开大南京。1953年，南京从直辖市降格为省辖市，重新回到了江苏大家庭的怀抱，并承担起了省会的职责。镇江、泰州等地仍然扮演着拱卫省会的角色。而苏州，则完全蜕变成了一座经济导向的城市，对政治地位的竞争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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