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策/文
我的微信圈裡大多是做文化工作的朋友，因此就文化的話題展開討論甚至爭論，是很平常也很有意思的事情。近日，就一段所謂文化的“四句話定義”，大家又熱烈地討論了一回，不禁讓我有了些不成熟的想法。
這四句話是很多人認可的，大意是: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這四句話出自何處，我沒有考證。只是覺得，這幾句話與其說是文化的定義，不如說是文明的定義。
文化和文明，是兩個在很大程度上相似甚至相融合的概念。它們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廣義的文明中，也同樣包含著狹義的文化。這話說著有些拗口，像繞口令，但如果讓我們舉例說明的話，其實是很好理解的。在中華文化中，當然包括了文明程度的要求。而說到中華文明，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內涵。這樣的宏大題目，是多少篇論文也未必說得清的，我們這裡只從狹義的文化與文明角度來評論這四句話，那麼就不難理解，其實更重要的，是對一個人個體的文明要求。
這四句話之所以受歡迎，其實也恰恰是因為它是針對每個人的文明程度而言的，容易引起共鳴。就一個人來說，文化和文明的差別會很明顯。我有一位在基層工作的警察朋友，他就說過:在處理糾紛或者上訪事件時，常常會發現有文化的人比農村的鄉親更不講理。這話是否偏激，暫且不論，但有文化而不文明者，在我們的生活中確實比比皆是。更有極端者，出於妒忌或者其他，堂堂博士會給室友下毒。這樣令人齒冷的事情，是文化與文明關係的一個難堪註腳。
在中國文化中，其實這一直是個難堪的現象，彷彿越是有文化的人，行為舉止就越不文明。魏晉時期，名士便以怪癖為美，“捫蝨而談”、“天地為屋”遂成佳話。那個以常醉不醒著稱的劉伶，一句“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何為入我褲中？”竟成了千古名言，流傳至今。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在艱苦卓絕中培養了諸多文化精英，卻也不乏稀奇古怪的“趣聞”。這一點，汪曾祺先生的小說裡多有反映，有興趣的朋友可找來一讀。甚至大名鼎鼎的魯迅先生，在廈門執教時給許廣平寫信，也披露了自己這樣的舉止:“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了，就用瓷的唾壺裝著，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先生對此，也自嘲道:“近於無賴”。
孟雲飛 無欺自安
其實公平地講，文化名人多思想深邃，事業有成，於平常事上則每每不拘小節，也無可厚非，甚至真的會是一段佳話。還有一些名人的癲狂，源於所處時代政治的黑暗和自身境遇的困苦。如大畫家朱耷，朱氏王朝的覆滅，使他的一切價值和權力化做“粉碎虛空”，他先是出家，後又還俗，哭哭笑笑，癲癲狂狂，筆下的鳥都翻著白眼。這樣的情節，當然便是一幕悲劇。
據說魯迅先生對魏晉時期的狂狷之士，是執寬容態度的，認為是真性情的流露。而在中國社會，也一直有“寧為狂狷，不為鄉愿”之說。但時至今日之現代文明社會，如此“有文化少文明”的風流之舉，恐怕很值得商榷了。
社會在發展，文明在進步，這恐怕是誰也不能否認，也否認不了的事實。但如果我們仍一味欣賞著魏晉的遺風，在個人文化程度不斷提升的同時而文明程度相對滯後，甚至放鬆這方面的教育和要求，那麼面對著價值觀的多元化，面對著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交融，我們所謂的道德底線將很容易被突破，校園暴力、博士下毒、院士作假、踐踏烈士塑像拍照……如果總以如此醜陋告白天下，那隻能是民族的悲哀。
從這個角度講，微信朋友圈裡流傳的“四句話定義”是非常有意義的，對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所謂文化人來說，都應是一段座右銘。更深刻地講，它也真的不僅僅是對個人而言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如此要求自己，中華文明將永遠矗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張策，中國作協全委委員、全國公安文聯秘書長、全國公安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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