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局中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孙英杰
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职业道德，即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它通过人们的信念、习惯和社会舆论而起作用。一般情况下，职业的操守均可统称为“职业道德”，只有医生和教师的职业道德具有专属名词——医德和师德。然而近年来，医患、家校关系似乎比较紧张，“败坏”师德、医德者时而有之，媒体也时有曝出医闹、校闹，甚至杀师、杀医现象。让我们不禁发问：这究竟是怎么了？
诚然，教育界、医学界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有偿补课、体罚或变相体罚、收受红包、误诊、医疗事故等。这些问题不仅败坏了行业风气，甚至可能成为校闹、医闹的导火索，实属师德、医德不良者所为也。
然而，师德医德问题绝不是教育和医疗业的主流，更不是业内专利。追寻影响职业道德之根由，著名央视记者白岩松认为：“环境和制度是道德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他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真实故事：1974年，他父亲借从海拉尔到天津出公差的机会，挤出一点时间去大医院看病，医生发现他父亲罹患癌症，但考虑到患者的承受力并未直接说明，只极力劝说患者住院治疗。白父公务在身，为了表示必须回去的决心，把当天晚上的返程车票出示给医生，并趁医生出去请示主任之机“溜”出了医院。谁知正在候车之时，广播里突然传出寻人消息，白父万万没有想到，找他的竟然是下午看病的医生，医生凭着为患者的责任心，记下了他父亲的车次，带着救护车来车站寻人，就这样，白父“被迫”住院了。虽然最后病痛没有被治愈，但这件事对白岩松的影响可谓深远，他被医生的高尚医德深深地触动了。白岩松认为：“如果现在制度与环境松绑以后，让蒙在医生身上的灰尘和扭曲都被剔除掉，再加上现在的技术，大多数病都会被治愈”。白岩松用这个真实的故事佐证了自己的观点。对此，我持赞成态度。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最拼命的是医生，最危险的也是医生，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放下孩子、放下父母，写下请愿书，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他们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身穿防护服，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不能休息。脸被防护镜压出了紫痕，手被防护手套捂坏了皮肤。有的因为救助患者自己被感染，乃至献出生命，但他们依然没有一个退缩。他们救死扶伤的表现何止是医德高尚，简直就是舍生忘死，浑然忘我！然而，即使这样，无视医护人员指挥，辱骂、推搡、殴打、撕扯医护人员的现象依然无法杜绝。
今天早上看到一条微信，内容是疫情防控期内付出时间最多的前两种职业是医生和教师，我无法确认这条信息在数据层面是否属实，但是可以看出，医生和教师在这一非常时期的付出无可指摘。单说我身边的同事们，他们担负着排查、登记、包联、上报等日常工作不说，“停课不停学”的准备工作占用了老师们更多的时间。由于疫情来得突然，学校的一切教学计划都要推倒重来，老师们需要寻找适宜的平台和软件，需要学习先进的信息技术，需要适应新的教学形式，这对老教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校li老师零点还在向年轻教师讨教；liu老师吃饭还不忘唠叨刚学的新技能；suo老师晚上03：30才休息，早上6：30又被闹钟吵醒，上课到10：20再备课到中午12：00，午饭后继续，直到累得腰都直不起来；yang老师抓了老公当壮丁，一起研究直播平台还不算，还要让老公当学生试听……这样的例子在我这个小单位简直太多了！他们个个都堪称师德高尚，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此看来，医闹和校闹的原因根本不是医德和师德水平所致，相反，当今社会，人们最离不开的就是教育和医疗，人们都在关注健康，都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教育和医疗有着极高的期望和关注。所以，一旦有人认为师德和医德出现稍许闪失，就会第一时间将之暴露在众人的视线里，更有甚者造成校闹或者医闹，加之现代网络的极速传播，将在瞬间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师德和医德立即就成了千夫所指。
可喜的是，2019年8月份国家教育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发布新规，对“校闹”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严，保护学生生命安全。而国家也拟在2020年6月1日起，立法医闹入刑，禁止任何威胁、危害、侵犯医疗卫生人员的行为，同时对医疗乱象说“不”，把健康领域作为公益事业而非市场经济对待。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相信，随着制度不断完善、环境逐渐清新，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春天已悄然来临，在全民和谐的大环境下，师德、医德在全民心中一定会日益凸显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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