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中國人何以為中國人,中國何以為中國?(1)

我們討論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無疑是未來的世界。——葛劍雄

想真正揭示歷史文化的真相,除了“實”的研究,還必須有“虛”的指引。——李學勤

以古籍之考定而古史層次宛若地質學家之判分世紀,則亦無負此時代之使命矣。——顧頡剛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


序:中國人何以為中國人,中國何以為中國?(1)

2008年初版,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序:中國人何以為中國人,中國何以為中國?(1)

序:中國人何以為中國人,中國何以為中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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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古史》不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卻是我用力最勤的一本。

中國史書,是以紀傳為主的,重人而不重事,往往記錄一件事情,只關注當事人之品行,至於事情的成效如何,卻不是很放在心上。

這點上,和西洋人之史學傳統可謂是大異其趣了。

看西洋的古史,你可能很難了解一個人,但是對於他所處理的事,則可謂是事無鉅細,像描述亞歷山大遠征,每一場戰役之準備動員地點行軍路線,莫不詳備。

寫《中國上古史》的最大難題也在於這裡了。

中國先秦文獻本來就少,涉及到上古時代,更是零散。

我的努力呢,便是將各種零散文獻中,需要出事件的邏輯,形成一連貫的“行動”。

比如禪讓之謎,我便認為這並不是堯之品德有多麼高尚,而是出於天災(大洪水)人禍(內戰)之下,不得不尋找一個人當替罪羊的結果。

帝堯的下臺,和帝舜的上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彷彿和現代民選政府有一點點接近,然而究其實,卻不然。

寫這本書,簡直是破案,共工氏之怒觸不周山是怎麼一回事,圍繞鯀氏之死,整個黃帝王朝內部各大派系的政治惡鬥。

要說清楚這些,由在四千年之後的我來說明,由於文獻之匱乏,幾乎成了不可能之任務。

目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有一個困境,就是各大學者,都有各自的門廳院落,至為封閉。這誠然有小徑通幽之美,然而門外漢往往很難系統的把握中國之上古史。

我的目的是希望這本書,能夠將這些封閉的門廳院落,統統開放,形成一個巍巍的大建築群。

這本書勉強提出了很多駭人聽聞的新說,希望出版的時候,讀者不要太在意,因為這些,不過是本人的一家之言,並非定論。

我所有的努力是想讓中國上古時代之歷史不再被籠罩在神話的巨大陰影之下。

然,本書所涉及到的領域太多,政治、經濟、軍事、風俗等等,每個課題一深入下去,都是無邊的資料海洋。

個人之精力有限,說實在話,這本書至少應該由十幾個專家共同執筆才能完美,只是他們不樂意幹這些無趣的苦力活罷了。


中國人很喜歡談論上古三皇五帝時代,談論堯舜禹之禪讓,認為那個時代是道德最美好的時代,是中國人最淳樸的童年。

在這點上,先秦諸子基本不論是儒法道墨,各家都共同認可的。

即便是嚴苛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認為——

上古時代的人民淳樸又厚道,現在的老百姓啊,非常狡猾而且虛偽。[1]

這種印象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是大大的加強了

西晉時代的隱士陶淵明就說——

悠遠的上古時代多麼美好,那時候人民剛剛出現在大地上,他們傲然自足,性情最淳樸,最本真了。[2]

唐代的唐玄宗甚至將上古風俗道德之美上升到這樣的高度。

上古時代的民風是那麼淳樸,所以根本就沒有道德這一說。因為大家憑著自己淳樸之心、本真之情行事,也就無所謂道德不道德了。[3]

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想看完《中國上古史》這本書的讀者,大體會認同一點,古代人和現代人也沒啥兩樣,有理想有夢想,也有慾望也有野心。

那時道德觀念還沒有穩定成型,所以老百姓一野蠻起來,是完全可以人食人的。

基本上高層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野心,打擊其對手,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完全不受後世政治倫理之束縛。

而國家之最高領袖,為了拓展勢力範圍、爭奪生存空間,更是惡戰連綿,至為殘酷。

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後世之中國人、包括當代之中國人往往認為我們的祖先非常善良淳樸,那時代的國家領導人堯舜禹都是美德的典範?

道理很簡單,從上古時代到西周王朝時代,歷史都有官方專職之史官記載,這些史官秉承的傳統就是曲筆。

何謂曲筆,要談論這個問題,就得提到一本書,這本書也是曲筆傳統之終結者。

它就是《春秋》。

相傳《春秋》一書為孔子所撰寫,他認為該寫的就寫,該刪的就刪,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改動一字一句。

弟子們聽受《春秋》時,孔子說:“後代瞭解我的憑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憑這部《春秋》。”[4]

孔子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他自己也是心中有鬼。

因為他撰寫《春秋》,雖然沒有現身說法,直接表明自己的態度,但卻寓褒貶於曲折的文筆之中。

孔子的這一發明,有個專業名詞,叫做春秋筆法,簡稱曲筆。

在談這個話題之前,這裡,我們先得確定一點——孔子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相。

《春秋公羊傳》認為,孔子的肚子肯定有一本明白賬的。這從孔子寫作春秋為什麼選擇從魯隱公開始,到魯哀公時代結束,便是瞭然了——

《春秋》為什麼從魯隱公時代開始記載呢?

因為在此之前,祖先的事情都是傳聞,所見到的是不同的說法,所聽到是不同的說法,所傳所聞也是不同的說法。

春秋又為什麼會在魯哀公十四年結束呢?

至此就已經很詳細完整了。[5]

按照現代人的觀點,《春秋》簡直就是大毒草了。

孔子明明知道歷史真相,還以這麼惡搞的態度撰寫史書,讓後世研究歷史的人很頭疼的。

大家為了知道《春秋》到底是寫什麼的,在那個時代,到底都發生的那些事情,又先後出了不少註解的書。

最終,又衍生出了三個權威的版本,那就是《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

照理,有了這三家的共同努力,春秋時代的歷史真相應該是明明白白了吧。

結果又如何,三家各有各的說法,彼此打架,這架一打就是幾千年啊,到現在學者專家還為春秋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爭執不休。

照理,孔子這麼個搞法,這麼惡搞歷史,加大了歷史研究者的工作難度,而且最終使得有些歷史真相永遠再無揭曉之日,是註定要站到被唾棄的位置上。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相反,註解春秋之三家都對孔子給予深切的同情之理解。

《春秋左氏傳》的作者左丘明就認為——

《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密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誡邪惡而褒獎善良。

如果不是真正的賢者,誰能夠編寫?[6]

《春秋公羊傳》的作者公羊高則認為——

澄清紛紛擾擾之亂世,讓所有在亂世被顛覆的傳統價值觀念都得到保存和還原。

啊,世界上沒有一本書比《春秋》之撰寫更接近這一偉大的原則了。[7]

《春秋穀梁傳》的作者穀梁子則認為

(《春秋》這本書啊,撰寫的指導原則)——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8]

他說的言簡意賅,解釋起來卻很麻煩,這裡就只解釋一下“為尊者諱恥”這一句,以見大概。

何為尊者,就是最高的國家領導人。

何為諱恥,就是最高的國家領導人在執政過程中,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這裡的目的,自然指的是維護國家的穩定、政權的穩定。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往往要超越政治之善惡倫理觀念。有時候簡直傷天害理、壞事做絕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春秋》的作者即便明知真相,也要對尊者予以深切的同情之理解,諱而不書了。是名“諱恥”。

任何時代的史學者都比普通民眾更瞭解一點——尊者也是人,也有人的種種弱點和隱私,是不是一定要把弱點和隱私宣揚出去,告訴民眾呢?

哦,讓大家都知道自己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個大壞蛋,這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即便是現代社會民權張揚,這種為尊者諱的做法,在各國也是屢見不鮮的。

以民主人權自豪的美國人也不例外,艾森豪威爾總統任內多病,以病夫之軀治國,為了保持國家穩定,這一消息一直被嚴密控制,僅僅只有少數人知道。

而在中國之上古中古時代,以君主一人而馭萬民,精力有限。

而偏偏中國人之拓展生存空間的能力又很強,從上古到西周,已經將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納入了勢力範圍。

要統治的疆土是如此之遼闊,更顯然非一人所能全知明察。

是以要保持國家之穩定,君主不惟要在人民心中僅僅是為尊者,而且還須是至尊。

尊到近乎神明的地步, 這樣才能享有近乎神靈之超級威信,讓民眾不敢起任何挑戰之心,目的自然是為了震懾國民,穩固威權體制。


要而言之,曲筆的最終目的就是統治者力圖建立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告訴本國之民眾——

本國之歷史倫理,乃是一部向善的倫理。

本國之開國君主,都是集人間一切美德於一身,至為完美,不容懷疑。


事實上,這是中國人獨有的問題麼,也不是。

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談起自己的祖先,談起遙遠的上古時代,筆觸口吻都是一樣的。

曲筆,從這個角度而言,並不是壞事。

上古時代曲筆之史官,論起本意,乃是為現世之政治服務,因此為尊者諱實為理所必然。

然而,原其本心,則上古時代曲筆之史官之理想,乃是為後世規劃一套向善之政治倫理。

這套政治倫理一旦被捏造出來,遂成為後世之規矩準繩,使得後繼治國之君主不得不時時警惕。

是以,中國之政治才可以從最初級的原始野蠻狀態向高級的理想文明社會演進。


多數的讀者可能很難接受,也很難理解“曲筆”的歷史——這不是謊言嗎?

可是,我們不妨看看現實日常生活中多數有孩子的父母是如何教育自己剛剛長大的孩子?

他們總是要告訴孩子,世界很美好,人和人之間都是善良的,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說謊。

這些父母不知道人世間的險惡,不知道成年人的世界,謊言不可避免?

當然都是知道。

那麼他們這樣做,不等於害自己的孩子嗎?

非也非也。

千萬不要說謊,這句話,在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間傳遞下來了。

是的,現實世界並不美好,甚至對於某些人來說,險惡、黑暗、不公平,困難重重。

如果在惡劣的環境下去堅持真,那等於是選擇了自殺了。

然而,一代人又一代人也堅信,未來的生活會更美好,人與人會更真誠,所以他們要將這真的種子、在自己的孩子上面發芽,讓後世子孫最終能生活在善的世界裡頭。

對於孩子來說,長大之後,吃了苦頭了,吃了千萬不能說謊的苦頭,便明白父母之所為,誠然是最大的謊言。

輪到這個孩子為人父母了,他們是不是就去告訴孩子這世界的真相?顯然也不是。

就這樣,一代又一代,一直到今天。

人心要向善,善是人類最高最終極的價值,為了這善,不妨暫時先委屈了真。


《春秋》時代,是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然而,樂觀如孔子,並不絕望。

他還是堅信,在政治領域裡頭,善的倫理是有價值,有著最高的價值,這價值甚至超越了真。所以他所撰寫的《春秋》必然是一部善的歷史,而非真的歷史。

他並非不知道真對於歷史的重要性,但是,期望善的種子在後世之中國發芽的意念是如此的強烈。

以至於最終《春秋》成了一本觀念的歷史,一本純粹的意識形態之書。


孔子作的是無用功嗎?

當然不是,他對後世的影響很大,中國的任何一部官方正史都離不開他的影響力的籠罩之下——

多麼神奇啊。

一本曲筆的歷史書,一本難以辨明真相的歷史書,卻讓後世的任何一箇中國史學家必須取法。

以直筆著稱於世的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就宣稱《春秋》的意義重大,是任何有志於撰寫信史的史學家的指針——

平定亂世,使之復歸正道,沒有什麼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不過數萬字,而其要旨就有數千條。

萬物的離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在《春秋》一書中,記載弒君事件三十六起[9],被滅亡的國家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國家的數不勝數。

考察其變亂敗亡的原因,都是丟掉了作為立國立身根本的春秋大義。

所以《易》中講‘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說‘臣弒君,子弒父,並非一朝一夕的緣故,其發展漸進已是很久了’。

因此,做國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是讒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見,奸賊之臣緊跟在後面也不會發覺。

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只會株守常規之事卻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發事件則不知如何靈活對待。

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曉《春秋》的要義,必定會蒙受首惡之名。

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曉《春秋》要義,必定會陷於篡位殺上而被誅伐的境地,並蒙死罪之名。

其實他們都認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為不懂得《春秋》大義,而蒙受史家口誅筆伐的不實之言卻不敢推卸罪名。

如不明瞭禮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

君不象君,就會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會被誅殺,父不象父就會昏聵無道,子不象子就會忤逆不孝。

這四種惡行,是天下最大的罪過。把天下最大的罪過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所以,《春秋》這部經典是禮義根本之所在。

禮是禁絕壞事於發生之前,法規施行於壞事發生之後;

法施行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禁絕的作用卻隱而難知。”[10]


如何理解這一事實呢?

很多人可能要說了,歷史一定要真實,就是要給出真相。

其實便是在今天,歷史之真相從來也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雖然我深深地瞭解——

現代人大多喜歡歷史,閱讀歷史的時候,喜歡求真,他們就像動漫的柯南一樣,在閱讀歷史類的書籍的時候,心中往往有個很小的聲音在吶喊:

真相只有一個。


相比於中國歷史的曲筆傳統,另一傳統“直筆”同樣也歷史悠久的。

這一種傳統是現代人比較認同的——歷史就是為了記載真相,史官就應該秉筆直書。

這裡還要強調一下,現代人比較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對。

因為我們是現代人,永遠無法替古人生活,替古人應對他們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我們並不能以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強加在古人的頭上,並進而認為,中國傳統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就是直筆。

事實上,追隨《春秋》而出世的《春秋左氏傳》就是直書的代表作品,舉凡春秋不忍言不能言的歷史,在這本書裡頭幾乎一無所隱了——

它撰寫的目的,就是儘可能揭示《春秋》一書中所有隱藏的謎題。

這兩本書如此的互為表裡,以至於很早就有人斷言——

《春秋》和《春秋左氏傳》的關係,就是一件衣服的裡面和外面,彼此互相輔助得以取得成功。

如果只看了《春秋》,卻沒有讀到《春秋左氏傳》,就算是一個再牛逼的人,關起門來研究再長的時間,也不會知道《春秋》到底都說了一些什麼。[11]

《春秋左氏傳》的真,是真到了讓後人震撼的地步,以至於幾千年之後的中國政治家讀這本書,都要說這是一部“相砍書”。

這本直筆無隱的相砍書,把《春秋》曲筆所隱藏的殘酷無情冷血的宮廷陰謀、弒君慘案一樁樁一件件的展示出來了。

這樣一部真的歷史會告訴讀者什麼——

權力的鬥爭總是醜陋,是要流血的。

不僅是流別人的血,也流自己的血。

不僅僅是流有罪的人的血,而且更多的無辜的人在流血。

看完這本書的人,特別是有志於從政的人,恐怕得出的結論往往也無非是——

世界上最骯髒的地方是政治了。

閱讀歷史的目的,是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麼?

難道為了真,就置善於死地麼?


這個問題,請原諒作者本人作為一個剛剛開始研究歷史的業餘學者,無力回答。

只是,研究這一段濛濛昧昧的上古史,所根據又是曲筆傳統所餘留下來的上古文獻資料,我在這裡想告訴大家,只有一個——

歷史有善的歷史,有真的歷史。

我對自己,對讀者的期許也是雙重——

在找到真的同時,也找到善。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這本書的讀者會是誰。

照理,最有資格,最能用的上這本書的,乃是政治家。

畢竟這套書說白了,寫的主角,無論是黃帝還是堯舜禹,而或是成湯周武、夏桀商紂,都是帝王將相。

寫他們如何把國治好了,寫他們又如何亡了國。

只有身處於最高位的國家領導人,才能從這本書中,領會到、比較出他們目前的處境,併力圖找到一條讓國家穩定、老百姓喜樂的道路。

這,當然也是中國史書的一個傳統,那就是“資治通鑑”。


然而,不一樣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五千年來中國最美好的時代——民權時代。

在今天這個民權時代,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有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結合各種各樣的機遇,一步步升遷,坐上最高領導人的位置。

即便做不了高官,在生活中,在網絡上,也可以對國家大事加以點評議論,最終民意彙總,推進歷史進程,使得中國崛起,民族復興。

我對我的讀者有所期望,期望有一天,我能寫一本,善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歷史。

或者即便不是今天,即便不是我,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作者能做到這一點。

這當然是一個再迂腐不過的觀念,只是這觀念畢竟我們已經前仆後繼的傳承了五千年了。

堅信他吧。

司馬遷曾經這樣堅信過。

王威現在也堅信。


請看下文



[1] 古之民樸而厚,今之民巧以偽。——《商君書·開塞》

[2]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陶淵明集·勸農》

[3]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

[4]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

[5]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春秋公羊傳》

[6]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左傳》

[7]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春秋公羊傳》

[8]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春秋穀梁傳》

[9] 根據今人統計,整個春秋時代,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間的記錄進行整理,共發現四十一起弒君事件,外加《左傳》追記的兩起,共四十三起弒君事件。

至於亡國五十二這一數據也不靠譜,春秋時期,見諸經傳的大小諸侯國凡一百二十八個(亦有說一百七十餘個),到了戰國時代,基本上被戰國七雄吞併殆盡,因此肯定亡國的不止五十二個。

[10]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史記·太史公自序》

[11] 《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譚《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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