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大部分普通大眾眼裡，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往往就是上帝派來拯救芸芸眾生的神仙，擁有藥到病除、起死回生的超能力。人們從來不曾認真聆聽醫生們的心聲，同為人類的這個特殊群體，他們自己是如何看醫學的。
【內容簡介】
這本從醫生視角揭露醫學真相的圖書，相信既會讓醫生產生強烈的共鳴，感慨醫療發展的艱辛，也會讓非醫學專業的讀者從文字剖白中更瞭解醫生如何在不確定信息下做出正確決策。
印度裔美國醫生及科學家。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癌症醫師和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暢銷書作家，普利策獎獲得者。
悉達多·穆克吉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醫學院，在牛津大學獲得致癌病毒研究的博士學位，並在讀書期間榮獲羅氏獎學金。他的實驗室主要致力於運用新型生物方法開發抗癌藥物。他曾在《自然》《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神經元》《臨床研究雜誌》等期刊，以及《紐約時報》《新共和》等報刊上發表過文章和評論。
【推薦理由】
在這醫患關係緊張的年代，多些瞭解，就會多些寬容。
【為學書評】
悉達多·穆克吉 這本《醫學的真相》是對《最年輕的的科學》一書的致敬。作者從一名實習學生到實習醫生，再到腫瘤學研究員，最後成為一名治療癌症患者的主治醫師，發現醫學教育中缺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本書從一些真實的案例中不斷反思，試圖從科學視角提煉出醫學的法則。
一、醫學有法則嗎？
醫學是最年輕的科學。
翻開人類古代到中世紀的歷史，不難發現科學與宗教一直糾纏不休。“科學有規律可循——真理建立在重複的實驗觀察之上，這些觀察描述了自然界中一些普遍適用的、可概括的特性。”，所以人們在生產力落後的當時還不能解釋某些事物規律時，宗教佔了上風。
相比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的科學發展更為滯後。醫學的規律無法直接用等式、常量或數字來表述。人們根據完備的信息做出完美的決定很容易，而現實“醫學卻要求你用不完備的信息做出完美的決定。”。
這是因為“生物學是三大基礎科學中最無規律可循的一門，一開始就沒有什麼規則可循，普遍適用的規則更少。生物學當然必須遵守物理學和化學的基本規律，但生命總是存在於這些規律的邊緣和夾縫之中，這就迫使生物學要屈從於規律瀕臨崩潰的邊緣。”
作者探求醫學的法則並不是試圖將這一知識領域精編或還原成某種重大的、普遍適用的規則。相反，在他的想象中，年輕醫生會把這些法則當作指導規則，用以自學，尤其當他在從醫之路躑躅、不得要領之時。作為讀者的我們，也許能在下面這些法則的鏡子裡，看到自己的影子。
二、醫學法則有哪些？
法則一 為什麼敏銳的直覺比單一的檢查更有效？
“在醫學中，每一個診斷上的挑戰都可以被想象成一次概率遊戲。” 這句話正好應證了近日一篇新聞《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假陰性”引關注：多個環節影響病毒檢出率》，這一點在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院士處也得到了驗證。2月5日王辰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並不是所有的病患都能檢測出核酸陽性，對於真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病人，也不過只有30%至50%的陽性率。通過採集疑似病例咽拭子的辦法，還是有很多假陰性。”。
一項檢測只有在預設概率時的情境中才能被合理地解讀。就好像格勞喬·馬克思（Groucho Marx）手冊裡的一條規則：你需要先大致瞭解答案，才能真正獲得答案（與此類似，對於一個肯定會接受你成為會員的俱樂部，你就不必想方設法進入了）。
如果你不能使用先驗知識，對於未來，你將不可避免地做出荒謬的判斷。“這是我們憑直覺感知世界的方式——沒有絕對的知識，只有附帶條件的知識。”貝葉斯如是說。歷史不斷重演，統計學模型也是如此。過去是未來最好的嚮導。所以，“吹哨者”才成為時代的英雄。
法則二 為什麼不同的人對相同的藥物反應不同？
作者通過自閉症孩子病理分析，推翻了冷漠雙親或“冰箱型母親”的致病誘因，得出的結論是：“大多數疾病的模型都是混合模型，過去的知識和現在的知識也混雜到一起。這些混合模型對於系統地瞭解疾病做出了錯誤的引導，使我們無法全面地去了解。”。
“在癌症藥物學界長期存在這樣一個事實：臨床開發的藥物中有90％難逃失敗噩運。 這種現象在製藥行業被稱為“死亡之谷”——在臨床開發的初級階段，一種新藥物的研究開發進展很順利，似乎又將成為科學史上的里程碑，但在真正的臨床試驗中卻不可避免地失敗了，再也難見其身影。”
針對上述現狀，作者推崇的思維模式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某種藥物在臨床1000例患者中，僅對一名患者有效，那麼就去研究為什麼僅對一例有效。
這一法則的觀點是：“不符合我們當前疾病模型的數據已經變得尤為重要了，不僅因為我們重新評定了人類所掌握的知識的本質，也因為我們每天都產生更多這樣的數據。不要將各種各樣的藥物和手術看作是醫療干預，而要將它們視為調查研究的探針。我們要把每一種藥品看成是一種來干預人類生理機能的化學工具，一種分子結構樣式的手術刀，例如阿司匹林關上了發炎系統的開關，利普妥擰緊了膽固醇代謝的螺絲釘。我們運用這種調查探針越多，生理機能被改變的可能性就越大，隱藏的、內在的邏輯被發現的概率也就越高。”。
最有力驗證這一法則的醫學發現數不勝數：
天花是18世紀末流行病之一，死亡率高達40％。當時英國民間流傳那些得過牛痘的人不會患天花病。一名鄉村醫生Edward Jenner（1749-1823) 從中探索，製造出第一個疫苗，並創立疫苗免疫的理論和實踐，人類得以在1980年根除天花。
Robert Koch從一片被遺忘在實驗室長出了不同顏色斑點的馬鈴薯上，發現並創造了革命性的選擇性培養細菌的方法。對疾病細菌學理論以及發現炭疽，傷寒，腦膜炎，麻風，破傷風，梅毒，結核病的病原菌都做出了貢獻，他也因此於1905年獲得諾貝爾獎。
青黴素抗生素特質的發現就像小說裡的情節。一個假期裡被遺忘在室溫下的培養皿，一些青黴菌的孢子偶然飄落其上……Alexander Fleming休假兩週回來後發現培養皿里長滿了金黃色葡萄球菌 ，除了那些被青黴菌汙染的地方。 後來Ernst Chain和Howard Florey的研究開發了青黴素的全部潛力。三人因為“發現青黴素及其在各種傳染病中的療效” 而共享194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因此，一個科學系統的基本特點並不是指它的觀點是可被證實的，而是指它的觀點是可被檢驗的。
“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他1934年的著作《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rery）中提出區分科學系統和非科學系統的重要標準。波普爾認為，一個科學系統的基本特點並不是指它的觀點是可被證實的，而是指它的觀點是可被檢驗的，例如，每一種理論都帶有一種內在的可能性可以證明它是錯誤的。一個理論或是觀點，只有自身具備一種性質——通過預測或觀察來證偽，才能被斷定是“科學的”理論或觀點。如果一種理論不能證偽，那麼它就是不科學的。如果要使醫學成為真正的科學，那麼，我們必須抓住每一個機會對它原有的模型去證偽。”。
法則三 為什麼看似有益的醫療方案卻是有害的？
“人類基因組一共有大約24 000個基因。在一些癌症中，24 000多個基因裡大約有120個基因會發生變異，相當於每200個基因中就會有一個變異；而在其他一些癌症中，只有兩三個基因會突變（為什麼有些癌症非常複雜，而其他一些癌症從基因上看則相對簡單一些？基因組測序工程所提出的問題就夠出人意料的了，更別說答案了）”
基於基因科學的發展，作者對乳腺癌患者的“根治性治療”手術提出質疑。致病因素是由於家族遺傳基因還是其他病因誘導，在不確定性之下，卻不敢貿然放棄“根治性治療”方案。
人們常常會看到一些醫學研究報告，標題吸人眼球，例如《過度攝入脂肪的女性罹患乳腺癌的機率增加50%》，其實這類研究本身往往就帶有某種偏見，無論是試驗者還是受訪者。這就是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
在原子的世界裡，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認為要同時精確確定一個粒子的位置和動量是無法實現的。海森堡解釋說，如果你發送一束光波測量粒子的位置，那麼光波衝擊到粒子會改變粒子的動量，因而也會改變它的位置，並且會這樣無限進行下去；你無法絕對準確地測量粒子的位置和動量。
醫學也有自己版本的“海森堡式”不確定性：當你接收一位病人進行研究時，你不可避免地改變了病人的真實心態，因此也改變了研究。用來測量主體的方法會改變主體的本質。
“每門科學都會遭受人們的偏見。即使我們製造了大量的機器來為我們收集、存儲和處理數據，但人類才是這些數據最終的觀察者、解讀者和決定者。在醫學上，偏見尤其嚴重，罪魁禍首就是“希望”。” 人們希望這種醫療方案有效，卻常常遭遇相反的結果。
作者對於醫學偏見的判斷也許有些悲觀，但也引人思考：“新醫療技術的到來非但不會削減偏見，反而會放大偏見。因為新的醫療技術需要更多人類的評判和理解來使研究有意義，這樣一來就會產生更多的偏見。籠統的數據不是偏見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僅僅是更多微妙的（或是更大的）偏見的一個來源。”
三、醫學的本質
先驗知識、例外和偏見，是作者在本書裡總結的三條法則。
儘管現代醫學技術已經有了較高的水平，還是難以擺脫不確定性，這是因為醫學進行的研究項目遠要複雜得多、費力得多。雖然測試手段、研究方法和設備精度提高了，但比起過去的醫生，今天的醫生們在不得不應對先驗知識、例外及偏見的時候，需要對此有更深度、更縝密的理解。
“托馬斯在《最年輕的科學》中曾樂觀地預言會有這樣一個時期的到來：全知的、高精度的設備將用來測繪人體的所有功能，讓知識不再有太多不確定性、侷限或者空缺。”
但這只是一個夢想。老子的《道德經》曾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可見與不確定性共舞才是常態。
面對浩瀚宇宙，人類探索之路才剛剛起步，面對這群最年輕的科學探路者，讓我們多些瞭解，多些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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