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版刻書法的出現，必須以具備筆、墨、紙、刀具及木板等物質條件為前提。版刻書法的工藝流程包括寫樣、上板、刊刻、刷印等複雜過程。這些過程的初創、實驗和成功，顯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如果說石刻文字捶拓工藝流程與版刻書法還有一定差別的話，印章鈐蓋對其啟發更為直接。具備了應有的物質、技術條件以及社會條件，版刻書法最早出現於何時呢？我們不妨從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時間談起。

引言

任何一種文獻傳播手段的發明，都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社會對這種傳播手段的強烈需求；其二，當時必須具備這種傳播手段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準備。版刻書法出現以前，文獻傳播主要靠抄寫。抄寫不僅費時費力，且容易出現錯誤。隨著社會對儒家經典、醫藥用書、曆書尤其是佛道典籍的大量需求，效率較低的手工抄寫已經不能適應這種趨勢。筆、墨、紙的發明為版刻書法的出現提供了物質基礎，碑刻書法的拓印、印章的鈐印等技術又為版刻書法提供了技術借鑑。因此，在兩項條件成熟的前提下，雕版印刷術應運而生，版刻書法也隨之發展起來。

一、出現版刻書法的物質條件

版刻書法的出現，必須以具備筆、墨、紙、刀具及木板等物質條件為前提。

毛筆的發明，人們往往歸功於秦代名將蒙恬，有“蒙恬造筆”之說。而事實並非如此。清趙翼在《陔餘叢考》“造筆不始蒙恬”條中寫道：“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趙翼的說法被近代考古所證實：1954年，湖南省長沙市友家公山的一座戰國墓群發掘出一支長約21釐米、直徑為0.4釐米的毛筆實物。根據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繪陶器和殷墟遺址出土帶有未刻文字的甲骨來看，毛筆的出現應該在商代之前。

墨的發明，人們一向歸功於東漢書法家韋誕。這也是不妥的。用墨來書寫的較早記載見於戰國之際，《莊子•田子方》雲：“宋元君將圖畫，眾使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從陝西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花紋及商代占卜甲骨殘餘字跡來看，墨的廣泛使用遠遠早於韋誕所在的公元三世紀前葉。紙被公認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

有人根據《後漢書•蔡倫傳》“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的記載，提出東漢“蔡倫造紙”之說。根據考古發現，早在西漢時代，紙張已經存在。及至東晉，紙已基本取代簡牘，成為人們日常書寫的主要載體。

二、出現版刻書法的技術條件

版刻書法的工藝流程包括寫樣、上板、刊刻、刷印等複雜過程。這些過程的初創、實驗和成功，顯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一種新事物的形成與創立，必須經過對同類事物的借鑑以及長期的醞釀過程。版刻書法的形成也不例外，石刻書法的捶拓技術和璽印的鈐印技術為其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技術準備。

(一) 石刻書法捶拓

在石頭上刻劃文字，歷史悠久。現存較早且有代表性的文字刻石，當屬石鼓文。共有十石，每石高二尺，直徑一尺餘，其形若鼓，故名。石之四周刻籀文，內容為記敘秦襄公田獵活動之四言詩，故又稱“獵碣”。唐初發現於天興（今陝西寶雞）三畤原，後移置鳳翔縣孔廟內。其後千餘年間，屢經搬遷，多有損壞。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秦始皇東巡，在嶧山、泰山、琅琊、碣石、芝罘、會稽等地，皆刻石以頌德，現存琅琊刻石也為石碣狀。

至東漢初年，豎碑鐫刻文字已成風尚，文字內容或為頌德，或為記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書籍被奉為經典。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皇帝劉宏接受蔡邕建議，于都城洛陽太學前，立石刻儒家經典，以作為天下學子讀經之統一典範，稱作“熹平石經”。此事史書多有記載，以《後漢書•蔡邕傳》最為詳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可見，熹平石經作為統一的經籍文字，有官方法定文本的作用。

熹平石經，共刊石四十六塊，內容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純以隸書書寫，故又稱“一字石經”。後世沿襲成習，三國時魏刻《正始石經》（又稱《三體石經》）、唐刻《開成石經》、五代刻《蜀石經》、北宋刻《嘉祐石經》、南宋刻《御書石經》、清刻《乾隆石經》，一脈相承，延續千年，足見《熹平石經》影響之大。受儒家刻經之影響，佛、道二家刻經也相繼而起。山東泰嶧山區、河北邯鄲中皇山等地的北齊摩崖佛教刻經以及北京的房山隋代刻經，現在保存完好，是最好的例證。《熹平石經》作為儒家經典標準範本，為人們廣泛關注。

《後漢書•蔡邕傳》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見人們不僅須千里迢迢趕到洛陽，而且太學門前人滿為患，不易抄寫。此種情況必然催生新的文獻傳播方式，石刻文字的捶拓技術可能就在此種情況下應運而生。捶拓，又稱傳拓。捶拓技術具體起於何時，沒有定論。從文獻來看，較早記錄的是《隋書》。該書卷三二“經籍志一•小學”載：“其（按：指《熹平石經》）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證明在隋以前，已經有了捶拓技術。唐詩人韋應物(737-786)《石鼓歌》雲：“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唐代另一詩人王建（約767－約830年）《原上新居》十三首中的第十一首雲：“近來年紀到，世事總無心。古碣憑人拓，閒詩任客吟。”

說明在唐代中期，捶拓技術已被普遍使用。現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拓片為敦煌出土的《溫泉銘》拓片，拓本末題“永徽四年（653）八月圍谷府果毅兒”。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捶拓的過程首先是洗碑，用水把碑上泥土汙漬沖洗乾淨，然後覆以微溼的宣紙，用棕刷輕刷紙面，使之與碑面平整帖實，尤其要使紙張進入文字筆畫的陰刻處。再用細氈條壓住紙面，以木錘或橡皮錘敲打字口，保證溼紙完全進入陰刻筆畫深處。此過程叫做“捶”。待紙晾乾到一定程度，用撲子蘸墨由輕到重撲打紙面，凹進石面的地方無法著墨，故呈現出黑底白字，此過程稱為“拓”。若只是以淡墨撲打紙面，拓出來的字跡玲瓏剔透，薄如蟬翼，叫做“蟬翼拓”；若以濃墨撲打，拓片又黑又亮，稱作“烏金拓”。

將拓完的紙張揭下來，便是拓片。將碑刻文字的捶拓與版刻文字的刷印進行對比，前者多作正字陰刻，採用正面著墨，終而黑底白字。後者則多反字陽刻，採用反面著墨，終而白底黑字。一正一反，一陰一陽，實為同理。清人葉德輝曰：“夫石刻氈椎，曠工廢日，裝潢裱背，費亦不貲。因是群趨於刻板之一途，遂開書坊之利藪。此亦文治藝術由漸而進之效也”。相比而言，版刻文字對文獻傳播更為節省財力，更為便捷。

（二）印章的鈐印

如果說石刻文字捶拓工藝流程與版刻書法還有一定差別的話，印章鈐蓋對其啟發更為直接。我國璽印的起源，當追溯到殷商時代。古代使用印章，起初並非像現在那樣以印蘸泥，然後蓋在紙上。劉熙《釋名》曰：“印者，信也”。人們遞送物品和信件，用繩捆綁，並在繩結處封一泥塊，名曰“封泥”。把印章蓋在封泥上，以防被人拆動，此為印章較早的用途。印章鐫刻或澆鑄的印文，有文字者，有圖畫者。印文為圖畫者，後來被稱作“肖像印”，即以動物圖像或人像為印文的圖章。

肖像印可能對雕版印刷早期出現的捺印產生影響。印文為文字者，有長有短。長者如漢代曾流行一種印章，佩戴身上，用來辟邪。《後漢書•輿服志》載：“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印文已是三十四字，此類印文有更長者，如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七《登涉》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一百二十字，已近一篇短文。若每行十二字，需刻十行，已經很接近宋代版刻牌記了。

印章有較大者。北齊河清中（562—565年）有篆書“督攝萬機”大印，“以木為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可能是用作“籍縫”，即把兩張紙通過鈐印連在一起，有“防偽”之效。此印長一尺多，廣七分，大小接近半頁書版，需要刻在面積較大的木板上了。較長的印文、較大的木印章對版刻書法的產生都有借鑑作用。將印章蘸上印色鈐印在絹或紙上出現較早，到南北朝得以通行。印章的印文，無論陰刻(鑄)還是陽刻（鑄），皆是反刻。版刻書法的寫樣上板，也是反刻。印章於印面蘸印泥，版刻書法於版面塗墨，鈐印或刷印出來的字皆是正字，二者工序幾乎相同。

除了碑刻書法的拓印和印章的鈐印外，凸版印花工藝對版刻書法的產生也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凸版工藝起源於新石器時代，起初用來印製陶紋，春秋戰國開始用於印製織物，西漢時已經有了很高的水平。長沙馬王堆出土的金銀色印花敷彩紗，表明當時凸版工藝已經十分成熟。其工藝過程是先將模板雕鏤凸起的花紋，然後在其上塗以色漿和顏料，繼而鋪上絲織物加壓，絲織物上便印出花紋。不難看出，其工序方法和版刻書法如出一轍。

三、版刻書法的起源時間

具備了應有的物質、技術條件以及社會條件，版刻書法最早出現於何時呢？我們不妨從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時間談起。對於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時間，古今學者多有研究，研究結果也多有分歧。主要有“漢朝說”、“晉代說”、“六朝說”、“隋代說”、“唐代說”、“五代說”及“北宋說”等幾種說法，其中唐朝說又分為“唐初說”、“唐中說”和“唐末說”三種說法。曹之先生在《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一書中，通過長篇論證，多角度、多層次論證唐以前無雕版印刷，其結果較為可信。又因為有唐中期版刻印刷實物的出土，“五代說”、“唐末說”自然不可成立。因此，爭論的對象只有“唐初說”和“唐中說”了。“唐中說”已有出土實物證明，我們來看看“唐初說”。“唐初說”以張秀民先生為代表。在《中國印刷史》一書中，他提出“唐初貞觀說”。

其根據有以下兩條：第一，明代杭州史學家邵經邦（1491-1565年）的《弘簡錄》載：“太宗後長孫氏，洛陽人……遂崩，年三十六。上為之慟。及宮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採古婦人善事……帝覽而嘉嘆,以後此書足垂後代，令梓行之。”這條材料說明，唐太宗在長孫皇后的卒年貞觀十年（636）命人“梓行”《女則》。第二，唐馮贄《雲仙散錄》引《僧園遺錄》雲：“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方，每歲五馱無餘。”玄奘法師於貞觀三年（629）西遊印度，十九年（645）回國，高宗麟德元年（664）圓寂，所以“印普賢像”一事發生在回國以後。對張氏此說，有贊同者，有駁斥者。駁斥者有兩條理由。

其一，明人記唐人事又未詳述其由難以置信，“明人看慣了刻版書，無意說出‘梓行’的錯話”（胡適語）；其二，馮贄《雲仙散錄》本是偽書。贊同者則主要依據第二條材料，對第一條提出的貞觀十年（636）不作評價或作存疑態度。杜澤遜先生認為雖然《雲仙散錄》是偽書，但其寫於北宋，其中的記錄也未必不可信。肖東發先生在《中國印刷圖書文化的源與流》一文中，則引用多條輔助資料證明第二條材料是完全可信的。二位先生在論證過程中都提到佛像的捺印問題。在敦煌吐魯番和新疆各地，曾出土印滿小佛像的經卷。這些小佛像不是刷印的，而是像鈐印一樣依次蓋上去的，稱作“捺印”。

羅振玉在伯希和手中見過這種刻有佛像的印模，並記入《莫高窟石室秘錄》“佛像雕版”條：“此版上刻陰文佛像，長形，上按木柄，如宋以來之官印然。乃用以印像者，其餘朱尚存。”肖東發先生還引用了曾熙在一捺印佛像題記：“敦煌石室經卷，予見南齊書經，其背皆印千佛像，畫法亦同此卷，豈同出一手耶？”，說明佛像捺印在南齊時已經出現。中國印刷術之起源，為由印像以進于禁咒，由禁咒進步始成為經文之刊印。佛像印刷作為最早的印刷品而出現，基本為人們所共識。玄奘以回鋒紙所印製的“五馱無餘”的普賢像，潘吉星先生作大致推斷，

對捺印是否屬於雕版印刷問題，學術界又有爭議，因與本文關係不大，故不詳列。版刻書法雖然伴隨著雕版印刷的產生而產生，但版刻書法的起始時間並不能完全等同於雕版印刷的起始時間，因為版刻印刷包括圖畫印刷和文字印刷，圖畫印刷應該屬於版畫研究的範疇，文字印刷才屬於版刻書法研究範疇。上文所引用的“捺印”材料，沒有交代佛印中是否有文字的問題。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曾出土過捺印千佛木板和多卷捺印經卷。其中確定為八世紀的一捺印千佛木板，高15.4釐米，高10.2釐米，板厚1.0釐米，版面鐫刻一佛像，沒有文字。另一件八世紀捺印千佛經卷，卷軸裝，總長131.5釐米，高28.8釐米。

上排滿小佛像，行列整齊，也沒文字。現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龍門石窟、響堂山石窟等地現存有大量成行排列小佛像，雕鑿於南北朝時期，應該與唐初成排捺印的佛像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佛教徒佛像崇拜的產物。這些南北朝時期雕鑿小佛像大都沒文字，加之八世紀(屬於盛唐和中唐)捺印的佛像經卷也沒文字，所以我們推斷出現在唐初的捺印佛像可能也沒文字。既然沒有文字，只能算作版畫的範疇，不能算作版刻書法的範疇。因此，版刻書法的起源略晚於雕版印刷的起源時間。即使雕版印刷起源於“唐初說”完全正確，版刻書法的起源也應略晚於這個時間段。現存最早的兩件有文字的印刷品，一件是敦煌出土的《妙法蓮華經》，一件發現於韓國慶州佛國寺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都是武則天時期所印刷。這說明，在初唐的後半期版刻書法已經存在。至於其更準確的起源年代，有待於新材料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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