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大家除了預約買口罩、做好自我防護之外，總覺得自己做不了什麼了。
在上海，有這麼一群人去了一家松江的口罩廠，在生產車間裡義務做“臨時工”。
工廠24小時滿負荷生產
疫情爆發以來，美迪康醫用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下簡稱“美迪康”）緊急復工，但因為工人尚未全部復工，人手緊缺。
這一消息被上海一家民非公益組織瞭解到，該組織負責人周蓉主動聯繫了廠家，稱願意動員志願者與工廠工人合作，支援夜間生產線。
令人沒想到的是，招募信息發佈後，報名微信群很快就“爆”了，近300人“擠”進群裡，每晚20個志願者的名額很快被一搶而空。
目前除了工廠工人外，每天約有15名來自車墩縣各單位的黨員志願者，以及20位主動報名的社會志願者工作在美迪康的口罩生產一線。
志願者們的加入，保證了廠區內的生產線能夠24小時不間斷運轉，幫助美迪康將每天100萬隻非醫用一次性口罩的產量，提升至了每天120萬隻。
沒想到，勸退志願者成難題
報名踴躍度出乎預料，報名者遠遠大於夜間工作所需要的數量。針對這些能夠報名而未報名成功的人，周蓉花費了很多精力來勸退。
周蓉與工廠商量決定，讓符合條件的志願者們輪班，在1月29日至2月9日期間，支援每晚7時到次日早晨7時的夜間生產工作。
儘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人“不請自來”！
一對從上海寶山區顧村自駕100多公里趕來的退休夫婦，並不在名單之上。老人家開口就說了三句話：“春節沒出過上海，我們身體很好，你們對年齡沒要求吧？”
考慮到安全等因素，志願者們還是將兩位老人勸離了，兩個老人也很理解，“那個場面，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未能“搶”到口罩生產線工作機會的志願者所繪的宣傳畫
為了保證生產安全，周蓉等組織者對每個參與口罩生產的志願者都進行了嚴格篩選，併為每名志願者購買了保險。
志願者需要保證自己14天內沒有離開上海的記錄，身體健康。在進入廠區前，還需經過體溫檢測和周密的消毒。
那些有幸加入口罩生產的“臨時工”，是還沒復工的白領和職員、是還在放假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是二孩寶媽、是聽障人士...
他們身份各異，從上海各地驅車幾十公里志願前來，不眠12個小時，只為在口罩廠當一名“臨時工”。
他們晚上7時，點名，接受培訓，穿上一次性防護服，戴上帽子、鞋套、耳塞，20名志願者與其他工人一起走進車間，一股悶熱的氣流和機器的轟鳴聲就迎面撲來。
12小時的夜班工作從這一刻開始了。
外企財務總監：比度假更值得
“本來，我和老公應該這個時候喝著熱紅酒，在四明山度假。” 志願者之一、上海一家外企的財務總監EMMA笑言：“現在，我們成了工人。但這比度假更值得回憶。”
對於EMMA來說，她習慣的工作地點，是寬敞明亮、環境宜人的寫字樓內，“非常安靜，同事之間，大多通過郵件和微信溝通。”
儘管有心理準備，但走進流水線的那個瞬間，EMMA還是被震撼住了。
轉動的機器、轟鳴的聲響、不斷落下的成品...
“之前我一直還以為自己心靈手巧，現在突然發現笨手笨腳。”EMMA手足無措之時，旁邊的“師傅”先送上了貼心的工具——一幅耳塞，然後手把手地教她操作——25個口罩一摞，用手撐開檢查有無問題，然後放在一旁等待裝箱。
幹著幹著，隨著熟悉度的上升，EMMA的信心也越來越足。
三八紅旗手：沒有一絲睏意
“出乎意料的，是沒有一絲睏意。”48歲的志願者潘艾方笑著告訴記者。在31日之前，她已經來這裡參加過一次志願活動，算的上是“熟練工”。
潘艾方在滬上“小有名氣”，她曾是上海市人大第一批農民工代表，全國三八紅旗手。因為在朋友圈中看到了招募消息後，她第一時間就報名參與了。
“除了那些一線醫務工作者，我們每個人都能為防控這場病情做些什麼。”潘艾方如此表示，“之前我從來不熬夜，也擔心會不適應，但第一天下來，我覺得自己還乾的不錯。”
潘艾方特別清點過那一晚整理和打包的“戰果”——30400個口罩。這，是她心中的“高光時刻”。
中學生：認真去做 特別有意義
在志願者中，最年輕的是來自浦東的洋涇中學東校學生李子昂。
突然而來的疫情，讓李子昂的春節變成了“家裡蹲”，這讓愛運動、愛鍛鍊的他很不適應。
當聽聞父母好友要來口罩廠做志願者，李子昂也動了心，硬是要求一起前來。
因為年齡太小，李子昂乾的活，是最簡單的封箱。把紙箱抖開、疊好，拿玻璃膠貼上，剛上手時，李子昂還是多少有些笨拙，幾十個之後，便開始愈發熟練。
李子昂充滿稚氣，但又特別莊重地說：“我會認真地去做，我覺得這是特別有意義的一件事。”
00後大學生：我是來搬磚的
由於報名時間較早，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大一學生餘森樂，成了少數可以兩次參與口罩生產的“幸運兒”。
餘森樂出生於2001年。這一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發，是餘森樂和他們身邊的同齡人們首次直觀地感受到了疫情的壓力。
餘森樂說，他們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做點什麼。
“我身邊朋友有去街道做志願者的，有去高速公路路口（做志願者）的，還有去藥店（做志願者）的。” 餘森樂說。
儘管參與熱情很高，但作為學生，餘森樂對自己的認知很清晰。從未接觸過生產線的他，將自己定義成一個“搬磚的”。
“我年輕身體素質好，還是擊劍運動員，我是打算過來幫忙搬箱子的。”餘森樂說。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如今的口罩生產線已經全自動化運行。大多數工作均可由機器完成，人力所負責的，主要是口罩的質檢、計數和裝箱工作。
第一次上生產線，餘森樂緊張的不得了。
儘管負責的工作部分只是簡單的計數和裝箱，還有老師傅在旁手把手教學。但他的精神依然緊繃著，常因數錯了口罩的數量，而反覆核對。
“要避免出錯嘛。”餘森樂說。因為全神貫注盯著口罩，他甚至感知不到倦意了。儘管一個班次要連續夜間工作12個小時，但他依然精神抖擻。兩天下來，感覺自己倒了個時差。”
一個晚上，餘森樂完成了大約6箱約30000個口罩的計數、裝箱工作。這樣的數量讓他成就感滿滿，他計劃著和朋友一起再報名繼續“搶”下次服務的機會。
“我發了朋友圈，我的朋友看到了很羨慕，我們計劃下次一起參加。”餘森樂說。
聽障人士：想盡自己的一份力
“每35分鐘生產1600個，12小時生產28800個。”48歲的志願者孫劍一邊工作一邊在心裡默默計算。
持續奮戰一整夜，鮮少有人留意到，他其實是一位聽障人士。
“我只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希望這場疫情快點結束！”孫劍說。
休假白領：總要做點什麼
“我當天總計做了26700個。”
志願者安女士能夠清晰地說出自己輔助計數、裝箱的口罩數量。對於她來說，每完成一隻口罩都能收穫一份快樂。它意味著多一個人獲得一次保障，遠離一次危險。
“全國都缺少口罩，現在能有這樣一個接觸口罩的機會，可以通過自己的手做點什麼，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安女士說。
安女士是一名企業白領，今年40歲的她已是一名三年級孩子的媽媽。這個假期，她原本計劃帶著女兒去泰國看海。疫情的爆發，讓她的出行計劃隨之取消，全家滯留在松江的母親家中。
“總要做點什麼。”安女士說。
在朋友圈中看到口罩生產線缺人的消息後，她馬上報名加入到了志願者的隊伍中。對於長期從事文職工作的她而言，做此類的工作尚屬第一次。
“一個晚上做下來，感覺腰特別酸。因為機器是不停的，我們必須跟著機器不斷的檢查、計數、裝箱，人要不停的起立、坐下，時間長了腰和手臂都會感到痠痛。”安女士說。
“大家都是聽到消息從不同地方趕過來的。每個人都帶著口罩，大家都在默默低頭工作。”安女士說，“都不想耽誤時間，除了中間吃點東西補充體力，每個人都一直守著機器在工作。一場志願活動下來，彼此之間都說不了幾句話。”
沒報上名的：我就在這等著
當所有志願者都在車間上崗時，施偉銘和愛人在會議室仍然坐著。
“沒事，我就在這等著，誰累了，我替換下都行。”面對著周蓉的勸說，施偉銘翻來覆去就這麼一句話。
和那對老夫妻一樣，施偉銘也沒成功報上名，但有些倔脾氣的他覺得：“這麼多崗位，我總能幹些什麼。”
作為阿克曼醫療檢驗所的一名員工，又曾經在120急救上過班，施偉銘對疫情的感受更深。早在幾天前，他便個人募捐了20萬隻口罩、十箱消毒水、三箱泡騰片發往武漢。
“就想盡一份個人之力。”施偉銘淡淡地說道。在來廠裡之前，他還專門在火車站擔任志願者，負責的是測量體溫，“其實，我在家也沒事。”
一個小時後，施偉銘終於等來了消息——他可以幫忙去裝箱。
十一個小時後，他更新了自己的朋友圈：“經過一晚上的努力，30萬隻口罩產量已達成。”
2月1日一早，施偉銘和車間裡其他志願者一樣，工作了整整一夜。
我只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
我們每個人都能為防控這場病情做些什麼
希望自己能做點什麼
總要做點什麼
就想盡一份個人之力
……
每一句樸實話語的背後，都是一份彌足珍貴的善意。儕是模子！
本文關於志願者的採訪內容來自：
勞動報 記者羅菁 攝影湯哲梟
新華社上海分社 記者姚玉潔 孫青
周到上海 作者張益維
不管是去到湖北一線的上海援鄂醫療隊的一個個醫生護士
還是加班加點的口罩工廠工人，和晚7點到早7點加入口罩生產線的志願者
還是宅在家裡做好自我防護、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普通人
都是阿拉上海的驕傲 
大家都調侃我們上海人“怕死第一名”（其實我們自己也這麼調侃的）。
實際上，“小事如履薄冰，大事捨生取義”才是我們上海人的真實寫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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