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的精英階層，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們，一直將"三立"當成是自己人生的信仰與追求。所謂三立，就是《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記載的：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所謂立德，就是樹立功德，立功就是建立功勳，立言就是著書立說，發展繼承儒家學說。三立之中，立德是最高理想，往往是由後人來進行評判的，而立功與立言，則是士大夫們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追求目標。因此，立功與立言，就成了他們畢生的追求。
這種追求具化到現實中，就是"道統"與"政統"的實踐。
明清時期，隨著政治環境的演變，士大夫們從積極追求建立功勳的立功，逐漸轉變為堅守道統的立言
立功與立言，作為儒家士大夫們的信仰與追求，很多時候是合二為一的。往往能夠建立功勳的人，也會有自己的著作傳世。
在封建王朝時期，這一現象最突出的朝代是宋朝。如儒學的一代宗師歐陽修，除了傳世的史學著作《新唐書》以外，他還是北宋王朝的參知政事，也就是俗稱的丞相。
從儒學道統的角度來講，歐陽修等人提出新古文運動，發揚繼承了唐朝韓愈等人提出"文以載道"的主張，改善了唐朝以來逐漸浮誇的士林風氣。從"政統"上來說，他與范仲淹等人一起推行"慶曆新政"，為解決北宋王朝的內憂外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到了明朝初期，歷經過元朝高壓統治的士大夫們，本以為隨著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國家逐漸穩定下來，他們再一次得到了"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的機會，於是積極入世，準備建功立業。
畢竟在三不朽之中，立功是先於立言的，也就是說，在儒家傳統的士大夫眼中，"提筆安天下，上馬定乾坤"的實踐，是要優先於著書立說，為儒學道統添磚加瓦的。
然而，隨著封建王朝中央集權的加強，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士大夫們從宋代時的"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地位逐漸滑落，到了清朝徹底成為皇權的奴隸。
清代文人龔自珍在《明良論二》中寫道：
"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
在講究"學得文武藝，貨於帝王家"的古代，將士大夫們當成"犬馬"，動輒打罵侮辱，在這樣高壓的環境下，繼續選擇"立功"，未免顯得太卑躬屈膝了。
作為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士大夫們雖然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想法，但其本身對於自我的認知是要遠高於普通百姓的，立功是其理想，而"視之犬馬"是其現實，理想與現實之間，僅剩的那條出路，就是退而結廬，著書立說了。
也即是說，明清時時期由於權力的集中，十大夫們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會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們逐漸從追求治國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選擇了代表著立言的著書立說。從追求"政統"轉而堅守"道統"。
明清時期士大夫們從"立功"到"立言"的轉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與當時的高壓環境有直接關係
明清時立功到立言的轉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朱元璋統一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天下從戰亂再次走向和平，文人士大夫們對此是抱有極大的希望的。
天下太平，正是文人士子們建功立業，為生民立命的最佳時期，可是事與願違，明太祖朱元璋，或者說已經走向高度集權的封建制度，表面上依舊依靠讀書人來統治天下，但其身份地位，已經不能和明朝以前的歷史時期相比了。
但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明朝的文人士大夫們，是經歷過雨皇權的激烈角逐之後，才逐漸由立功轉向立言的。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當屬明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之爭，表面上看起來，所謂的大禮儀之爭只是嘉靖皇帝想要追授自己的生父皇帝稱號，但大臣們不同意，因此而爆發的一場有關孝道的政治事件。
實際上，其中蘊含的深層意義是，以楊慎微代表的文官團體，想要在嘉靖皇帝這個由藩王入駐京師的皇帝，立足未穩的時候，利用禮法制度來限制皇帝的權力。說白了，就是想讓皇帝明白，雖然你是皇帝，但也不能為所欲為。
根據《明史》記載，楊慎在這場大禮儀之爭中，曾說出那句流傳很廣的話：
"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士大夫們，為了限制皇權，更好的按照儒家的思想治國平天下，實現自己立功的想法，是豁出性命去的。
然而"大禮儀"之爭以嘉靖皇帝的最終勝利結束，他憑藉特務政治，包括跟士大夫們"比爛"，贏得了這場皇權與士大夫權力對抗的勝利。
從此，明朝的士風開始出現變化，更多人的理想由立功轉向立言，這也正是明朝中後期包括陽明心學在內的更多學說出現的原因所在。
而明朝以後，清朝的統治者們對士人們的態度更加惡劣，遺臭不止的文字獄等高壓制度的施行，由八旗制度演變而來的包衣奴才制度的發展，都讓讀書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士大夫也是人，不可能只靠理想活著，當立功的追求很可能帶來肉體上的折磨，甚至死亡危險的時候，大量讀書人轉向立言，也就成了必然選擇。
所以說，明朝初期，士大夫們其實還是積極的入世，想要實現自己立功的理想與追求的，可是在高度集權的皇權之下，士大夫們本身的地位逐漸降低，在服務於皇權的時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或者說儒家的思想去齊家治國，他們只能轉而去立言。而到了明朝中後期及清朝，立功的思想已經很少成為有志士人的目標，立言才更加的普及開來。
明清時期士大夫"立言"追求的盛行，一定程度上繁榮了當時的文化，同時也導致犬儒主義的興起
作為社會精英群體的整體追求的演變，勢必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全方位的影響。而明清時期，士大夫們的追求從立功逐漸演變為立言以後，其影響有利有弊。
首先從利的角度上來講，更多的社會精英講自己的人生追求向立言傾斜，自然就推動了文化的大繁榮。
雖然嚴謹意義上儒家的立言是指提出理論性的，指導性的思想，但演變到後期，立言已經無限等同於著書立說。著書立說自然就不止是四書五經或者對其的闡釋，各種小說，戲劇，包括科普類書籍等，在明清時期都出現了大繁榮。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官方主導的，中國古代著名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編纂。根據《明史》關於《永樂大典》的記載：
"凡書契以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清代的《四庫全書》則更為浩大，儘管在編纂的過程中，出於統治者的需要，對很多古籍做了刪減，但由此蔓延的民間士人對於著書立說的追求，各種禁書的出現，都體現著這一時期文化上的相對繁榮。
但從整體上來說，明清時期高壓的政治環境下，士大夫們政治理想的轉變，是弊大於利的，其中最流毒深遠的一點，就是直接造成了"犬儒主義"的盛行。
犬儒主義實際上是個舶來詞，但其蘊含的大致意義，卻形象的體現出了明清士大夫，也就是當時社會精英們的思想，即憤世嫉俗卻又無動於衷，充滿蔑視卻又不去改變，看似玩世不恭，追求享樂，其實自暴自棄，沒有敬畏。
明清之前，中國的士大夫們是很有主人翁意識的，可到了明清時期，在高壓的社會氛圍之下，原本積極入世的士大夫們，轉而去"立言"，也就是著書立說。
但在儒家的思想綱領裡，三不朽之中立言是最低層次的，這就造成了士大夫們想要去立功，卻又不敢，真正做事的人反而成了嘲諷的對象，整個精英階層沒有了統一的理想輸出渠道，只能走向玩物喪志的道路。
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清時期士大夫們從立功轉向立言的改變，其實是一種無奈之舉，而這種無奈之舉在時間的作用下又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嚴重的影響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綜上，"立功"與"立言"都是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士大夫們的信仰和追求，與立功相對的，就是"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政統，而與立言相對的，就是"為往聖繼絕學"的道統。
明清之前，可以說守護道統是士大夫們的底線，而踐行"政統"則是他們的行動綱領，可是明清時期封建制度的演變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讓士大夫們不再具有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踐行"立功"追求的基石，在此基礎之上，他們只能選擇去堅守底線。
可一個只有道統的儒學，是沒有未來的。任何思想的發展，必須配套著實踐來與時俱進，一旦脫離了實踐，勢必就要走向歧路。正如明清後期犬儒主義的興起與盛行，不可不謂是這一變化帶來的流毒。
參考文獻：
《左傳》
《明史》
《明良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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