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國著名政論家、新聞記者、專欄作家，曾於1958年和1962年榮獲普利策獎。他因《輿論》一書而成為美國傳播學界的先驅之一。
當柏拉圖寫到該做歸納總結的地方時，原本自信滿滿的他瞬間也有些怯場，原因在於，他始終認為要自己說出理性在政治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件事是非常荒謬的。《理想國》第五章中的那些話，即使對於柏拉圖而言，也是很難說出口的；那些話是如此尖銳、如此直白，就算人們對其記憶深刻，也絕不可能讓其指導自己的生活。
因此，柏拉圖令蘇格拉底對格勞孔說，如果自己真的說出“為使國家擁有更接近真理的形態人們應當做哪些最基本的改變”，就一定會令人們笑掉大牙；這是因為“他所要宣揚的思想只有在聽上去不那麼誇張的情況下才能得到表達”；而且，“除非哲學家能夠做國王，或者國王與貴族能夠對哲學的力量抱有敬畏之心，並將其自身的政治權力與哲學的智慧結合起來，否則無論城邦還是整個人類都將陷入永無止息的災禍……”
當然，柏拉圖認為這些故弄玄虛的話不應當出於自己之口，因為他一定會意識到這些話太絕對了，更會為自己提出了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宏大設想而自愧。於是，他趕忙又補充了一句說：當然，“真正的領航員”往往會被人們詆譭為“空想家、廢物”。
不過，這番坦白實在有些操之過急，儘管其可以令柏拉圖免於背上“缺乏幽默感”的指控，但也給任何一種嚴肅的思想留下了一個招人羞辱的話柄。柏拉圖開始變得自高自大，甚至去警告阿德曼圖斯，要求他務必將“哲學無用論歸罪於那些不信任哲學家的人，而非哲學家本人。領航員不應當對水手卑躬屈膝，水手更無權對領航員頤指氣使——這完全不符合自然法則”。除了擺出一副妄自尊大的姿態外，柏拉圖還急不可耐地祭起了理性的大旗。他自己遁入了學院的小圈子，卻將整個世界留給了馬基雅維利。
於是，在理性與政治交戰的第一回閤中，理性因氣急敗壞而棄陣逃跑。但正如柏拉圖所說，理性的大船卻已經啟航。自柏拉圖以降，“大海”上已經漂著很多艘“船”了；而到了今天，無論我們認為自己是聰明人還是傻子，都不可能僅僅因為一個人知道如何去“關注年歲更迭、斗轉星移以及風雲變幻這些只有他自己才感興趣的東西”就將其視為“領航員”。這樣的人根本沒有任何辦法讓他所引領的大船駛向繁花似錦的彼岸。因為，如果船上發生了叛亂，他總不能兩手一攤說：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一切都太糟糕了……讓我去平息叛亂，這不符合自然法則……叛亂根本就不是哲學家應當思考的問題……我知道如何領航……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具體地去為一艘裝滿了水手的船領航……如果他們認不清我才是領航員這個事實，那我也沒辦法……我們應該全部爬到礁石上去，叛亂者自會因其罪孽而受罰……至於我，毫無疑問，永遠比你們知道得多……
只要我們試圖在政治生活中訴諸理性，那麼上文的這個隱喻就會重演。這是因為世界本來就是非理性的，故每當我們試圖用理性的方法去應對它，就必定會遇上橫亙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巨大障礙。即便你認同柏拉圖所說的“真正的領航員必定知道哪些事最有利於船的航行”，那也不要忘了，其實並不存在分辨誰才是“真正的領航員”的方法，因而那個坐在領航員位子上的人所說的話，也就因其不確定性而很難為大多數船員所信服。
也就是說，船員根本不知道領航員腦子裡究竟裝著些什麼，而領航員一味沉迷於日月星辰和風雲變幻中，對如何讓船員意識到自己所關注的這些東西的重要性束手無策。一旦船在海上航行期間真的發生了叛亂，那麼船員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對所謂“專業人士”所說的話做出判斷，領航員也根本無暇去詢問每一位船員是否認為自己真的如自己所想的那樣聰明。這是因為，教育是一項積年累月的工作，而緊急情況下是分秒必爭的。
因此，如果告訴領航員解決這一問題的終極途徑其實是讓船員們接受關於證據意識的教育，那也未免太意氣用事了。正確的方法是，等船靠岸之後，再對船主去說這番話。在危急關頭，唯一可以提的建議就是開槍，或發表公開演講，或傳播煽動性口號，或坐下來與叛軍談判，總之怎麼能迅速平叛就怎麼來，管它什麼證據意識。只有岸上的人才會去制訂很多自己負擔得起的旅行計劃，以及為了自我救贖而去做那些“日久見人心”的事。這些事是需要積年累月去堅持的，等到危急關頭再臨時抱佛腳根本來不及。沒有什麼比辨識一場真正的危機和一場虛假的危機更能考驗人的智慧。
這是因為，當空氣中充滿了緊張感、不同的危機交相牽纏、真正的危險與想象中的恐懼並存的時候，人們根本沒有機會去有效地使用理性，而任何一種秩序都會顯得比無序好得多。只有在局面得以長期保持穩定的前提下，人才有可能去遵循理性的法則。
這並非由於人類無能，或人類的理性訴求只是鏡花水月，而是因為理性在政治議題領域的發展才剛剛起步。關於政治的理性觀念目前仍過於宏大，歸納工作尚未做好，各種概念仍很抽象、很粗糙。除非群體規模大到可以令一切個體的獨特性被掩蓋在總體的一致性之下，否則我們難以將政治理論用於指導實踐。政治領域的理性法則的稚嫩還體現為其無法預測人的行為，這是因為在人類行為中，即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變量也往往能夠導致極為顯著的差異。或許正因如此，我們才會因在緊急關頭堅持訴諸理性而受到他人的恥笑。
就算我們擁有了理性，心中也須明白， 其發展和演進的速度永遠落後於我們採取行動的速度。於是，在當下的政治學觀念中，存在著一種急於以一種情況去取代另一種情況的趨勢，人們往往連第一種情況究竟是怎麼回事還未弄清，就做出了大量事後諸葛亮式的批評。除此之外，他們便別無所長了。
無論在發現未知事物的過程中，還是在推廣已得到驗證的道理的過程中，都存在著一個時間差。這個時間差以往很少為人關注，如今卻應當成為一切政治哲學家重視的問題。在格雷厄姆·瓦萊斯先生的啟發下，我們已經開始去考察不可見環境加諸人的觀念的影響。然而，除了自己瞭解的一點常識，我們尚未真正理解時間在政治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儘管時間決定了政治領域一切建設性提議的可操作性。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項計劃的實施效果都取決於實施過程所需要 的時間。這是因為時間的長短決定了執行項目所需的基本條件能否保持恆定不變。
所以，一切腳踏實地且經驗豐富的人都會充分考慮到時間因素的重要性；而且，只有這樣做，他們才不會被視為投機分子、空想家、庸俗之輩以及書呆子。至於對時間的考量究竟是如何進入政治領域的，我們此時此刻無法給出一個全面的解釋。就算我們一時半刻尚不能將這些道理吃透，也至少可以牢記下 述事實：理論是存在盲區的，而一切實踐都必然會產生相應的結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既珍視柏拉圖所設計的理想社會，又不必接受其將不尊奉理性之人視為邪惡之徒的草率結論。在政治領域，遵循理性法則是很難的，因為政治和理性有著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演進速度，貿然將其“合併同類項”便一定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在理性尚未做到“潤物細無聲”的情況下，政治領域那些一觸即發的鬥爭將會繼續依賴人的原始智慧、強制力以及民間信仰這些既不能由理性提供，也無法為理性控制的力量；這是因為在理性的理解力範疇內，生活中的各種事實之間其實根本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社會科學方法至今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這也使得人們在做出諸多重大決策和絕大部分臨時決策時，只能在直覺的指引下如賭徒一般對自己的命運下注，除此之外根本別無選擇。
不過，我們也可以讓自己在直覺上相信理性的力量。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為理性打下深厚的根基。通過頭腦中的世界圖景，我們努力讓自己對外部事務的觀察更持久，並且抓住一切有可能逃離現實束縛的機會，在上述持久的觀察的基礎上做出我們的決定。不過，即使我們有著強烈的意願讓理性主宰未來，卻還是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現自己根本不能確定理性的時代到來後又該何去何從。理性所能主宰的人類事務，還是太少了。
然而，我們始終堅信，既然人類是一個群居的物種，那麼所有人都會無一例外地期望自己生存的世界能夠變得更友善。這種純良的想法固然很美好，但實際上是虛偽的。在絕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相視一笑，其實只是花了脈搏跳動一下那麼點時間而已，這表明其實沒有人把其他人看得那麼重要。既然世界充滿不確定性，既然人在很多時候只能靠猜測來採取行動，那麼何不彼此之間多留一些體面，並努力去相信善意可以化解一切矛盾呢？我們既無法證實善意 是一切矛盾的解藥，也不能解釋緣何仇恨、褊狹、懷疑、盲從、詭秘、恐懼和謊言這“七宗罪”從來都是輿論的死敵。
我們只能去相信，若一味縱容這些偏激的行為和情緒，人類最終只能自食惡果；而只要訴諸理性，這些問題便都會迎刃而解。而且，若能形成某種超越自身所處的窘境和生活侷限的世界觀，那麼我們就算仍然持有偏見，這種偏見也是真誠的，與上面提到的那“七宗罪”不可同日而語。
若我們能做到不令厭憎和狂熱紮根於自己的大腦，不在暴躁情 緒的支配下采取行動，不因對人類的未來喪失信心而消沉、低迷，那麼我們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沒有資格絕望，因為正如詹姆斯所說，決定我們命運的各種假設和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包羅萬象，意味深長。儘管我們目睹了人類社會的種種殘忍，但正因這種殘忍並非常態，故其也不可能就是人類最終的歸宿。人類越是能夠以冷靜的目光去看待同胞的殘酷和歇斯底里，便越有可能贏得信仰理性而不被恥笑的權利。
恐懼固然令人心驚膽寒，但恐懼絕非無所不在。這個世界上，有腐敗也有清廉，有混沌也有奇蹟，有彌天大謊也有不惜一切去戳穿謊言的人。當人們否定某些人曾經的某種做法，就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乃至足夠多的人偏要那樣去做——這種行為不是出於清醒的判斷而是受到了情緒的指引。你完全可以對子虛烏有之事感到絕望，但是你絕不能對未來的願景感到絕望，因為這種願景存在於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美德中。
本文摘選自沃爾特・李普曼著作《輿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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