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曾于1958年和1962年荣获普利策奖。他因《舆论》一书而成为美国传播学界的先驱之一。
当柏拉图写到该做归纳总结的地方时，原本自信满满的他瞬间也有些怯场，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要自己说出理性在政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件事是非常荒谬的。《理想国》第五章中的那些话，即使对于柏拉图而言，也是很难说出口的；那些话是如此尖锐、如此直白，就算人们对其记忆深刻，也绝不可能让其指导自己的生活。
因此，柏拉图令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如果自己真的说出“为使国家拥有更接近真理的形态人们应当做哪些最基本的改变”，就一定会令人们笑掉大牙；这是因为“他所要宣扬的思想只有在听上去不那么夸张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表达”；而且，“除非哲学家能够做国王，或者国王与贵族能够对哲学的力量抱有敬畏之心，并将其自身的政治权力与哲学的智慧结合起来，否则无论城邦还是整个人类都将陷入永无止息的灾祸……”
当然，柏拉图认为这些故弄玄虚的话不应当出于自己之口，因为他一定会意识到这些话太绝对了，更会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宏大设想而自愧。于是，他赶忙又补充了一句说：当然，“真正的领航员”往往会被人们诋毁为“空想家、废物”。
不过，这番坦白实在有些操之过急，尽管其可以令柏拉图免于背上“缺乏幽默感”的指控，但也给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留下了一个招人羞辱的话柄。柏拉图开始变得自高自大，甚至去警告阿德曼图斯，要求他务必将“哲学无用论归罪于那些不信任哲学家的人，而非哲学家本人。领航员不应当对水手卑躬屈膝，水手更无权对领航员颐指气使——这完全不符合自然法则”。除了摆出一副妄自尊大的姿态外，柏拉图还急不可耐地祭起了理性的大旗。他自己遁入了学院的小圈子，却将整个世界留给了马基雅维利。
于是，在理性与政治交战的第一回合中，理性因气急败坏而弃阵逃跑。但正如柏拉图所说，理性的大船却已经启航。自柏拉图以降，“大海”上已经漂着很多艘“船”了；而到了今天，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知道如何去“关注年岁更迭、斗转星移以及风云变幻这些只有他自己才感兴趣的东西”就将其视为“领航员”。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所引领的大船驶向繁花似锦的彼岸。因为，如果船上发生了叛乱，他总不能两手一摊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一切都太糟糕了……让我去平息叛乱，这不符合自然法则……叛乱根本就不是哲学家应当思考的问题……我知道如何领航……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地去为一艘装满了水手的船领航……如果他们认不清我才是领航员这个事实，那我也没办法……我们应该全部爬到礁石上去，叛乱者自会因其罪孽而受罚……至于我，毫无疑问，永远比你们知道得多……
只要我们试图在政治生活中诉诸理性，那么上文的这个隐喻就会重演。这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故每当我们试图用理性的方法去应对它，就必定会遇上横亘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巨大障碍。即便你认同柏拉图所说的“真正的领航员必定知道哪些事最有利于船的航行”，那也不要忘了，其实并不存在分辨谁才是“真正的领航员”的方法，因而那个坐在领航员位子上的人所说的话，也就因其不确定性而很难为大多数船员所信服。
也就是说，船员根本不知道领航员脑子里究竟装着些什么，而领航员一味沉迷于日月星辰和风云变幻中，对如何让船员意识到自己所关注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束手无策。一旦船在海上航行期间真的发生了叛乱，那么船员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对所谓“专业人士”所说的话做出判断，领航员也根本无暇去询问每一位船员是否认为自己真的如自己所想的那样聪明。这是因为，教育是一项积年累月的工作，而紧急情况下是分秒必争的。
因此，如果告诉领航员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途径其实是让船员们接受关于证据意识的教育，那也未免太意气用事了。正确的方法是，等船靠岸之后，再对船主去说这番话。在危急关头，唯一可以提的建议就是开枪，或发表公开演讲，或传播煽动性口号，或坐下来与叛军谈判，总之怎么能迅速平叛就怎么来，管它什么证据意识。只有岸上的人才会去制订很多自己负担得起的旅行计划，以及为了自我救赎而去做那些“日久见人心”的事。这些事是需要积年累月去坚持的，等到危急关头再临时抱佛脚根本来不及。没有什么比辨识一场真正的危机和一场虚假的危机更能考验人的智慧。
这是因为，当空气中充满了紧张感、不同的危机交相牵缠、真正的危险与想象中的恐惧并存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有效地使用理性，而任何一种秩序都会显得比无序好得多。只有在局面得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人才有可能去遵循理性的法则。
这并非由于人类无能，或人类的理性诉求只是镜花水月，而是因为理性在政治议题领域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关于政治的理性观念目前仍过于宏大，归纳工作尚未做好，各种概念仍很抽象、很粗糙。除非群体规模大到可以令一切个体的独特性被掩盖在总体的一致性之下，否则我们难以将政治理论用于指导实践。政治领域的理性法则的稚嫩还体现为其无法预测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在人类行为中，即使是那些最不起眼的变量也往往能够导致极为显著的差异。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因在紧急关头坚持诉诸理性而受到他人的耻笑。
就算我们拥有了理性，心中也须明白， 其发展和演进的速度永远落后于我们采取行动的速度。于是，在当下的政治学观念中，存在着一种急于以一种情况去取代另一种情况的趋势，人们往往连第一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未弄清，就做出了大量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除此之外，他们便别无所长了。
无论在发现未知事物的过程中，还是在推广已得到验证的道理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以往很少为人关注，如今却应当成为一切政治哲学家重视的问题。在格雷厄姆·瓦莱斯先生的启发下，我们已经开始去考察不可见环境加诸人的观念的影响。然而，除了自己了解的一点常识，我们尚未真正理解时间在政治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时间决定了政治领域一切建设性提议的可操作性。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项计划的实施效果都取决于实施过程所需要 的时间。这是因为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执行项目所需的基本条件能否保持恒定不变。
所以，一切脚踏实地且经验丰富的人都会充分考虑到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而且，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不会被视为投机分子、空想家、庸俗之辈以及书呆子。至于对时间的考量究竟是如何进入政治领域的，我们此时此刻无法给出一个全面的解释。就算我们一时半刻尚不能将这些道理吃透，也至少可以牢记下 述事实：理论是存在盲区的，而一切实践都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既珍视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又不必接受其将不尊奉理性之人视为邪恶之徒的草率结论。在政治领域，遵循理性法则是很难的，因为政治和理性有着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演进速度，贸然将其“合并同类项”便一定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在理性尚未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政治领域那些一触即发的斗争将会继续依赖人的原始智慧、强制力以及民间信仰这些既不能由理性提供，也无法为理性控制的力量；这是因为在理性的理解力范畴内，生活中的各种事实之间其实根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社会科学方法至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使得人们在做出诸多重大决策和绝大部分临时决策时，只能在直觉的指引下如赌徒一般对自己的命运下注，除此之外根本别无选择。
不过，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在直觉上相信理性的力量。我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为理性打下深厚的根基。通过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我们努力让自己对外部事务的观察更持久，并且抓住一切有可能逃离现实束缚的机会，在上述持久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我们的决定。不过，即使我们有着强烈的意愿让理性主宰未来，却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能确定理性的时代到来后又该何去何从。理性所能主宰的人类事务，还是太少了。
然而，我们始终坚信，既然人类是一个群居的物种，那么所有人都会无一例外地期望自己生存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友善。这种纯良的想法固然很美好，但实际上是虚伪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相视一笑，其实只是花了脉搏跳动一下那么点时间而已，这表明其实没有人把其他人看得那么重要。既然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既然人在很多时候只能靠猜测来采取行动，那么何不彼此之间多留一些体面，并努力去相信善意可以化解一切矛盾呢？我们既无法证实善意 是一切矛盾的解药，也不能解释缘何仇恨、褊狭、怀疑、盲从、诡秘、恐惧和谎言这“七宗罪”从来都是舆论的死敌。
我们只能去相信，若一味纵容这些偏激的行为和情绪，人类最终只能自食恶果；而只要诉诸理性，这些问题便都会迎刃而解。而且，若能形成某种超越自身所处的窘境和生活局限的世界观，那么我们就算仍然持有偏见，这种偏见也是真诚的，与上面提到的那“七宗罪”不可同日而语。
若我们能做到不令厌憎和狂热扎根于自己的大脑，不在暴躁情 绪的支配下采取行动，不因对人类的未来丧失信心而消沉、低迷，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没有资格绝望，因为正如詹姆斯所说，决定我们命运的各种假设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包罗万象，意味深长。尽管我们目睹了人类社会的种种残忍，但正因这种残忍并非常态，故其也不可能就是人类最终的归宿。人类越是能够以冷静的目光去看待同胞的残酷和歇斯底里，便越有可能赢得信仰理性而不被耻笑的权利。
恐惧固然令人心惊胆寒，但恐惧绝非无所不在。这个世界上，有腐败也有清廉，有混沌也有奇迹，有弥天大谎也有不惜一切去戳穿谎言的人。当人们否定某些人曾经的某种做法，就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乃至足够多的人偏要那样去做——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清醒的判断而是受到了情绪的指引。你完全可以对子虚乌有之事感到绝望，但是你绝不能对未来的愿景感到绝望，因为这种愿景存在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美德中。
本文摘选自沃尔特・李普曼著作《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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