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談起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我們首先會想到一條主線，即皇權與相權之間交叉複雜的關係。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一統天下，設置丞相分管行政，處理政務以來，丞相制度存在了長達1500多年，最終亡於1380年的明朝。那明朝統治者為何要廢除這樣一項長久以來的制度？究竟有著怎樣的考量？又會採取怎樣的措施來維持已被打破的權力平衡呢？本文主要從明代中央機構的設置和運行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以究其原因。
中央丞相制度之廢除
在明朝之前的王朝中，丞相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制度一直被沿襲。在中央政府中，以丞相為中心形成了龐大的官僚體系，它在處理日常政務，協助皇帝處理軍國大事等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正因為如此，日益膨脹的丞相逐漸成了皇帝心頭的一塊病。皇帝出於對丞相為首外臣的不信任，使得皇權與相權的交鋒一次又一次的上演，當然，皇帝總是能佔到上風。這一切在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朱元璋以遊民身份登上皇位，在起義之時，朱元璋還能展示出超越常人的大度和氣量，但當他真正登上權力的巔峰以後，內心深處的猜忌與懷疑便展露無疑。早年的生活經歷使得他不得不處在處處提防之中，這種提防最終演變為政治上對功臣的懷疑和屠殺。洪武十三年，朱元璋首先拿時任丞相的胡惟庸開刀了，以謀反為名，一口氣屠殺了與之有關的三萬餘人，當初跟隨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也殺了二十多個，並自此徹底廢除了延續1500年的丞相制度。就算如此，他還是不放心，下令後代的朱家子孫不得再設置丞相一職。朱元璋本人在廢丞相之時，本想為子孫消除後患，一勞永逸，沒想到卻為後代帶來了無窮盡的麻煩。
內閣制度的確立
在此之前的歷朝歷代，雖然丞相其權力有跌有漲，但其作為權力中心必不可少的一環，對於全國政務的處理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明初在誅殺胡惟庸，廢除丞相制度後，朱元璋實現了大權獨攬，原先隸屬丞相的六部現在直接歸皇帝管轄，如此一來，全國大小政務都要經過朱元璋之手，加之朱元璋生性多疑，在劫難中死裡逃生的大臣早已嚇破了膽，事無鉅細均交由皇帝處理。很快，朱元璋被忙的寢食難安，無奈之下只能找幾個德高望重的儒生來為自己幫忙，稱之為“四輔官”，其中又進一步細分，王本、杜佑、龔斆任命為為春官，將杜教、趙民望、吳源任命為為夏官，秋、冬官是由春、夏官兼任。
這幾個人相當於朱元璋的私人秘書，既無官職也無實權，卻實際是內閣的前身。但沒過多久，朱元璋就發現，這樣的四輔官並不能滿足這個帝國的日常事務處理，於是只好撤掉四輔官，於洪武十四年，他下令從翰林院中選出精幹之人，設置殿閣大學士，由選出的翰林擔任殿閣學士，平時的職責更接近於我們現在的“秘書”職務，幫助朱元璋審閱奏摺，處理繁忙的政務，這個時候的殿閣學士的權力已經相較於“四輔官”有了很大的提升，也逐漸具備了後期內閣的一些職權。
等朱元璋去世以後，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登上皇位後，面臨著跟朱元璋時期同樣的問題：事務過於繁雜。但朱棣沒有朱元璋那樣生性多疑，他敢於放權，敢於用人，於是他在原先翰林學士的基礎上，著重任用年輕的翰林來為自己做事。為了方便翰林學士的辦公，他還在北京皇宮專門開設了辦公地點，因為早期的這些人員是在皇宮東側的小閣房中，因此後來逐漸稱之為“內閣”。一方面是朱棣的用人不疑，另一方面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所迫，內閣成員參與討論的事務越來越多，小到日常的政務，大到軍國大事，內閣成員都可以為皇帝出謀劃策，實際上成為皇帝身旁最信任的智囊團。只是秘書的權力再大，也終究是個秘書。內閣成員既沒有正式的官階，也沒有印信，地位比六部長官差得遠了。
又等到了朱棣的兒子朱高熾繼位以後，內閣的權力才算最終被承認。由於朱高熾在登上皇位時，承蒙自己的師傅照顧，所以為了報答這份恩情，朱高熾為其內閣的師傅提升了官銜，由以前無官銜的翰林，升為六部堂官一樣的官銜，並且還授予其太子少傅的頭銜，這樣一來，內閣長官的權力也逐漸有了名分。與此同時，在這個時候，還賦予了內閣“票擬權”，這是後期內閣權力擴張最重要的一步。所謂的票擬，即時先將百官的奏摺閱覽一遍，然後代為皇帝批好處理意見，然後交由皇帝審批，如果皇帝認為可行，再用硃批同意，發行下去。其實票擬權在永樂時期便已具備雛形，朱高熾又將這份權力進一步擴大罷了。票擬權的出現，標誌著內閣正式成為朝廷的中央決策機構。只就權力大小而言，這時候的殿閣大學士，已經與明朝之前的宰相無異了。當然，準確來講的話，在體制上內閣仍然是專制皇權下的一個附屬秘書機構。
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司禮監
上邊我們提到了，明朝時期的專制皇權達到一個高峰，在高度的專制下，皇帝一般都會離不來一個群體——宦官。因此，明朝的權力漩渦中，除了皇帝與內閣，還有一個權利中心便是宦官機構司禮監。
所謂的司禮監，起初只是負責宮廷禮儀的一個宦官機構，司禮監下設一個秉筆太監，負責為皇帝端茶送水。但就是這樣一個小宦官，卻逐漸發展成宦官專權的關鍵，明朝中後期尤甚。其實在朱元璋時期，為了防止宦官專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宦官不能識字之類的。但制度性的東西一旦與現實不符，便會異變。朱棣繼位以後，由於受過宦官的幫助，於是將宦官的地位大為提升，對宦官隊伍也是信任有加。我們上文說了，內閣的票擬要有皇帝硃筆進行批紅，這樣才算具有正式效力。
但即使這樣，每日皇帝的工作仍是極其繁忙，早期的皇帝親力親為，親手建設起的大明王朝，在政務方面還夠勤勉，但到中後期，這時候的皇帝開始惰於朝政，有的沉迷木工，有的沉迷打仗，有的沉迷修道。如此一來，皇帝旁邊的宦官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受皇帝的委託，可以硃筆代為批改奏章，再後來更是隨意添改。由於他們是受皇帝的委託，批過的奏章無人敢懷疑，據《明史 劉瑾傳》記載，劉瑾就經常私自篡改奏摺，以此來把控朝政。這是因為這樣，在明朝中後期，出現了一大批大太監，比如王振、劉瑾、魏忠賢。就連內閣要想辦事，也必須與司禮監為代表的宦官集團打好關係。像隆萬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進行的改革，便必須和當時的秉筆太監馮保疏通好。如果說漢朝宦官專權是因為皇帝私人信任，唐朝的宦官專權是宦官有了兵權，那明朝的宦官專權則是制度性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對失衡的中央權力的一種彌補。
歷史總是喜歡跟當局者開玩笑：在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費盡心機廢除丞相，將丞相徹底排除在權力中心外，並且立下祖訓，規定後世子孫不得設置丞相一職。但這一舉措卻給後人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於是後人又採取各種舉措來應對取消丞相後造成的權力真空，內閣制度也好，司禮監的宦官專權也好。
參考文獻：
- 《明史 劉瑾傳》
- 《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
-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閱讀更多 易國學 的文章
